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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游园：青岛福山路5号的“天游园”故居，是康有为1924年购买的，他把此房作为寓所，直至1927年3月病逝。故居始建于1899年，是一座德式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四周被精致的围栏隔成一个独立的大院，入内的门柱前挂着康有为弟子、艺术大师刘海粟题写的“康有为故居”门牌，正厅是“康有为先生故居陈列室”，大厅中央安放着康有为全身坐像，像前写着他的生平简介。
涎香老屋：康有为老家的房产，坐落于南海市灶镇银河乡苏村，北近仙湖，南邻西樵，是一座典型的珠江三角洲清代农村住宅形式——“镬耳屋”，具有很好的观赏和研究价值。“涎香老屋”始建于清代中叶，至康有为时，康氏家族已在老屋住了五代人，所以此处故居被称之为“百年旧宅”。康有为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如今的“涎香老屋”已几经扩建，由康有为纪念馆、康有为故居、康氏宗祠、澹如楼、松轩、荷塘等主要建筑和景区组成，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汗漫舫：北京市米市胡同43号院也是康有为的故居之一。这里本来是原南海会馆，始建于清朝道光四年（1824年），原为董文恪（董邦达）旧宅，后由在京南海籍的官员筹资买下，接着又购入一幢相邻的房舍，作为海南学子的会馆。到了光绪六年（1880年）时，因海南县进京应试举人比较多，又购得南侧宅院，形成了由十三个小院组成的会馆大院。其中的“七树堂”，因有七棵古槐而得名，院内的西房便是康有为多次来京时居住的“汗漫舫”。这个名字是康有为起的，如今，康有为故居尚存重要石刻《南海会馆碑记》。
梁启超
——少年中国之少年
人物介绍：
梁启超（1872…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
梁启超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近代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他都站在风口浪尖上，或保守或激进，他的思想和实践清晰地留下了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历史印记，因而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在戊戌变法中，他和康有为一起主编《新民丛报》，倡导社会变法；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在政坛叱咤风云，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五四运动后梁启超潜心学术创作，留下了令人叹服的一千多万字的鸿篇巨著，堪称一代宗师。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风云人物。
生平：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家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曾做过一县的教谕，因为看不惯官场腐败，辞职回乡，购田十余亩，过起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在乡里教书，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礼，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梁启超两三岁时在母亲的教导下开始读书，四五岁就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在他的自传里写到“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深得全家人的喜爱。1884年，梁启超11岁，便到广州参加府试，考中了秀才，实现了他父亲一生都未能实现的理想。11岁的小秀才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不多见的，当时的主考官叶大焯应梁启超的请求，为他的祖父作了一篇寿文。称赞梁家教子有方，勉励梁启超努力读书，显亲扬名。此番到达广州，梁启超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回乡后，他拜读了在广州买到的由张之洞写的《猷轩集》和《书目答问》，视野大为开阔。
接着，梁启超在广州的一海学堂读书。1889年参加广州的乡试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梁启超年仅16岁，因此被誉为“岭南奇才”。主考官李端芬钦佩梁启超的才学和人品，将自己的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他。1890年梁启超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中。在经上海回广州的途中，他购买了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由此知道除了中国还有许多不同的国家，看到了许多自己闻所未闻的东西，更加激发起他对新知识的渴望。
回乡以后，恰逢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开始招生。当时，康有为的招生办法很不一般，他没有举行所谓的入学考试，而是直接“面试”。考生无论年龄大小、学力高低，只要能通过康有为的“面试”就可以人学。“面试”的时候，通常是康有为主动向应试者介绍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猛烈抨击汉学、宋学和八股训诂词章，指责教育界的积弊，宣传孔子改制等一套新说。康有为励精图治、激昂向上的新思想深深的震撼了梁启超，虽然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是举人，在学位上比康有为要高，但是，梁启超被康有为的新思想彻底折服了，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康门下求学。在康有为的教育方式和新思想的熏陶下，勤奋加上个人的天赋，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学生，深得康有为的赏识并逐渐成为其得力助手，他们二人合称“康梁”，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救国之路。
梁启超在1894年到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乡试。这一年，康有为的书籍被查封，梁启超四处周旋使康有为幸免于难。但是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梁启超第二年的乡试没有通过。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当时在京应试的举人义愤填膺，他们联名上书都察院，向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虽然都察院最终以条约已经签订、无法挽回为借口，拒不接受万言书，但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会上书、参政议政的新格局。
此后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为宣传维新变法，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1895年8月，他们一起创办了《万国公报》，开始为变法创造舆论声势。该报纸由梁启超主笔，大发言论，批判封建腐朽制度，积极宣传富国强兵之道，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史地、风情。到了11月，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又创办了“强学会”，由梁启超任书记，他们通过定期集会、翻译书报、设立图书馆等方式宣传新思想。由于朝廷保守派的反对，强学会在1896年被查封。
在北京的宣传失败后，梁启超把宣传的阵地转向了上海，1896年他与黄遵宪等一起筹办了《时务报》，同样是宣传他的变法主张、文化追求、改革内容和具体思路。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义》等书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在当时影响巨大。
第二节 近代维新变法思想（3）
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到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梁在湖南继续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来到北京，开始为维新做各方面的准备。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康梁的推动下颁布了“诏定国是”，宣布实行变法。7月3日，梁启超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并奉命呈上了自己所著《变法通议》。光绪帝非常赞许，赏梁启超六品官衔，让他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1898年9月21日，发生了戊戌政变，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他和康有为会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并开始筹划发展“保皇会”，继续宣传变法主张。期间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
1899年3月梁启超送康有为到加拿大后，自己也于年底到达檀香山，为保皇会筹款。康有为于1900年7月20日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到了7、8月间，由梁启超发起、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由于泄密而导致起义兵败，梁启超由檀香山急速返回中国，经过多方营救也无济于事，唐才常等人壮烈牺牲。梁启超在国外承担起负担遗孤的相关事宜。
1900年10月至1901年4月，梁启超应澳洲悉尼保皇会的邀请，在澳大利亚开展保皇会活动，他的行程遍及20多个城市，到处发表演说，筹集款项，成立了保皇分会。1901年春，梁启超返回日本居住。由于《清议报》意外停刊，1902年2月，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此时梁启超放弃了保皇言论，将主要精力放在启蒙思想的宣传上。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到美国各地游历，后经温哥华返回日本横滨。长达八个月的游历，对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认为西方的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开始转向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梁启超返回日本后撰写了《新大陆游记》刊登在《新民丛报》，同年第一次结集出版了《饮冰室文集》。梁启超所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极大，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影响了从邹容到毛泽东两代先进的中国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政治活动。也就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和康有为因为思想上的不和而分道扬镳，“康梁”并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1905年11月26日由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它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此后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论战日益激烈。1905年12月，清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并于次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觉得中国又有了和平政治运动的希望，他代为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开始了长达几年的立宪保皇政治运动。
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1908年8月，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国会请愿运动陷于低潮。1910年2月，梁启超通过代理人在上海创办宪政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国风报》，系统的宣传了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宪政理论，对宪政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911年清政府任命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被梁拒绝。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梁启超开始认清形势，最终放弃了立宪思想。他在4月发表声明，公开表示拥护共和，从此在政治上也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
1912年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9月28日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回国后的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的追求，他担任了进步党的理事并与北洋军阀组成混合内阁。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猛烈抨击，表示坚决反对。他也曾参与策划了反袁的斗争起义，这些行动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做法是相背而驰的。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梁启超曾一度与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场一致，坚决拥护共和，主张恢复旧约法；但同时又在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内阁中担任要职，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迫使段祺瑞内阁下台，梁启超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专心致力于思想文化教育事业。
1918年3月，梁启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并筹划漫游欧洲，重寻救国之路。1918年底梁启超到达欧洲，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思想有所转变。1919年2月，梁启超经英国到达巴黎。此时正直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坚决呼吁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4月30日，当他得知中国代表准备在将原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的条款上签字时，立即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运动进行抵制。消息传开后，举国震惊，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1920年梁启超游历了欧洲各国后，回到中国。他再也没有正面卷入政治漩涡，开始集中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梁启超在各大院校演讲，将自己的学术以及教育思想不遗余力的传播开来，同时在各个方面潜心研究著述，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1925年梁启超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长。1926年梁启超忽然患了便血病，经过各方面的治疗均无明显疗效，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的种种变革，思想也是多次起伏，纵观梁启超思想历程，“君主立宪”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戊戌变法时；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还非常模糊；且深受康有为的影响。流亡日本后，在中西方思想的碰撞中，梁启超开始摆脱康有为的束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君主立宪思想。
梁启超认为君主体制有三种即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梁分析认为：民主立宪政体，施政方针变动太多，选举总统时竞争太激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政体，君民之间尖锐对立，人民极苦，而君主和大臣也极危；只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对君主立宪极为推崇。
同时，梁启超提出根据中国目前的条件，特别是根据国民现有的素质来看，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对于如何从事预备立宪，梁启超也做了很详细的分析说明。梁启超指出，要预备立宪，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他指出：“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提倡开民智、启新学；并以实际行动办学传教，从国民素质角度改造中华民族。“开民智”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严复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的“开民智”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代报人加强新闻的社会教育功能开了先河。
第二节 近代维新变法思想（4）
梁启超思想中的重要观念有求自由、塑造新民、君权变法等。梁启超是从“中国所最急者”，即“参政问题”和“民族建国问题”入手来论述自由思想的。为了谋求团体、国家的自由，就必须舍弃个人自由。在群众与个体、体用关系上，他将团体的、国家的自由凌驾于个人之上，并赋予它一种历史的解释。他也谈个人自由，却不是主权意义上的公民自由或少数原则，而是强调它不受古人、世俗、境遇、情欲的束缚，冲决一切罗网的个性解放内容。
相关人文景点：
梁启超故居：位于广州新会的会城镇茶坑管理区。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座古老的青砖平房。入门跨过小天井，便见一古色古香的房间。正厅、两厢的耳房都有小楼阁，楼阁上有走马式的曲折栏杆，使建筑物具有晚清建筑特色。正厅和偏厅门前都有小天井，两厅相隔一条水巷，有石梯可上偏厅屋顶的阁亭，亭前有小阳台。离故居不远，还有两处是梁启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一处是故居前的“怡堂书室”，另一处是村口的“奎楼”，俗称“文昌阁”，后来成为“宏文社学”的所在地。
梁启超趣事：
梁启超自幼勤奋好学，善做八股文，并以才思敏捷闻名乡里。十岁那年，梁启超跟随父亲进城，当晚住宿在秀才李兆镜家。李家院子正厅对面有个杏花园，梁启超第二天早晨起来便走到杏花园玩耍，但见杏花鲜艳夺目，十分可爱，便顺手摘了几朵。突然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梁启超急忙将杏花藏于袖里，但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心思一动吟出：“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来斥责梁启超的行为。梁启超抬头想了一会儿，看见大厅檐悬挂着的“挡煞”大镜，随即念出：“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李兆镜拍掌叫绝，忍不住想再考考梁启超：“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立刻对上：“策马入长安。”李兆镜连声叫好，在欢悦的气氛中，父亲饶了梁启超的过错。
第三节 新儒学（1）
梁漱溟
——最后的儒家
人物介绍：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讨论了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预测。而意欲、直觉和理智是贯穿其间的三个哲学范畴。
梁漱溟自言一生的思想变化历经三个时期，在辛亥革命以前他信奉西洋的功利主义，之后他转而信奉印度人的佛学，至1920年左右在他任教北大期间才归于儒家。《究元决疑论》一文是先生三年研佛的总结，也是他崇尚唯识学的开端。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导致了《唯识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