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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到一家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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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写作,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后即聘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在北大任教之初,他很快便写出了《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两部讲义。
  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从佛家到儒家转变的转折点,梁漱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对东方学及孔子哲学做了深刻的研究,对中国、印度、西方三个文化系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统的分析,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计。此书成为梁漱溟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更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自抗战开始,先生便被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中,此后五十年间一直为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人心与人生》和《中国——理性之国》是他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
  生平:
  梁漱溟祖籍是广西桂林。他的曾祖来京会试中进士后,举家宦游到北京。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是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候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家档案。他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梁济官位不是很高但是口碑一直很好。
  梁漱溟上有一兄,下有两个妹妹。由于梁父思想开化,他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是送梁漱溟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学习理化英文,接受新式教育。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欢运动,体质较弱,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到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是他对自己童年的评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常名列第一。梁漱溟的特点是喜欢做翻案文章,而且从不落俗套,能出奇制胜。以至于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但有些先生对他还是比较赏识的,一位姓范的先生在惊叹之余,写下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褒言。
  由于梁父对子女采取了信任与宽容的态度,凡事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子女讨论国家大事。所有这些成全了梁漱溟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激发了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也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梁漱溟博览群书,同时对人生苦苦思索。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食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梁父60岁生日前夕,全家为给他祝寿进行大扫除。梁父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家人得到消息说他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此时的梁漱溟正因思考人生问题不得其解,也曾多次想自杀。父亲自杀后,梁漱溟开始看重自己的生命,决心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漱溟中学毕业,他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早先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外勤记者。他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亲眼目睹了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此时西方各种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梁漱溟读了日本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精髓》,受到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开始热心社会主义。他于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
  由于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在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梁漱溟原有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1917年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梁漱溟开始对东西文化作比较研究,后来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梁漱溟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此番思想转变也促成了梁漱溟的婚姻。他的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靖贤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他得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理想。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邀请,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1931年,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接着梁漱溟又和同仁一起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止。


第三节 新儒学(2)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人生。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致力于抗日宣传以及国共合作。由于世局多变,在1946年10月力辞民盟秘书长一职,并公开宣布退出民盟,离开政治舞台,并申明从此以后对国“只言论,不行动”。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周恩来还在天安门城楼上,颇有感慨地对各界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亦有同感,并指示有关部门务必尽快把梁漱溟请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950年梁漱溟应邀由四川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梁漱溟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最终也未能实现。
  1953年,在当时全国展开的批判运动中,梁漱溟重农的思想和当时的总路线相左,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他开始潜心致力于著作,于1960年着手写哲学著作《人心与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漱溟三代家藏图书被毁,参考书尽失,《人心与人生》的写作被迫中断。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梁漱溟身居陋室,面对一叠白纸,萦绕他脑际的却始终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了,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正是凭着这个信念,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和笔,偷偷地撰写《儒佛异同论》,历时月余,全文四万余字。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东方学术概观》。1970年,才得以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梁漱溟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使写作再次陷于停顿。直到1975年此书才得以完成。正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梁漱溟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改革开放后,梁漱溟虽在耄耋之年,毅然将自己的著作精心整理,先后出版了《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忆往谈旧录》等著作。尤其是1984年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历时半个世纪始完成。这是继《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总结其一生思想的结晶之作。
  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甚至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必须以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他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同时提出了西洋、印度、中国“三路向”的文化观,他身先士卒主张中国的“乡村建设”并实践“乡建教育”,在梁漱溟倡导下,建立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纵观梁漱溟整个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意欲”是他始终抓住并毫不放松的核心概念。从“意欲”出发,梁漱溟建构了庞大恢弘的思想体系。
  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启了被标志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运动,也是梁漱溟思想从佛家转向儒家的重要标志。在书中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问题及其方法,也就是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释本开新”重建儒家传统。梁漱溟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第二种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第三种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这是世界文化的三种形式、三条道路。
  书中梁漱溟提出了所应持有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也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梁先生所赞赏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调和持中”的态度,其实也正是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普遍态度。
  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最能代表梁漱溟早期崇佛的态度。在“穷元”部分,他在分析佛家本体论之法性、唯识两途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其元哲学的三重意义:一是不可思议义,二是自然规则不可得义,三是德性规则不可得义。
  在“决疑”部分,梁漱溟首先赞扬了伯格森的创化论。认为柏格森对生命和世间的理解,同佛教中有关解义极为相像。梁漱溟依此为重点,着重探讨了苦乐问题。苦乐观是人生问题的核心,也是梁漱溟自放弃功利见解后苦思冥想的焦点所在。梁漱溟认为,人的欲望无尽头,若以如愿不如愿衡量,则世间苦量远远大于乐量;而且苦境乐境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乐,也没有绝对的苦,所以富人不见得比穷人更快乐。就是世所向往的文明社会、大同世界,也绝对不能根除众苦。他不但不反对随顺世间,而且于出世间义,也作了不离世间、直面现实人生的探讨。
  梁漱溟趣事:
  梁漱溟生性冷淡,看似不苟言笑,其实也不乏幽默。1944年,多方机缘巧合,他与北师大的陈树结为夫妇。在桂林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使得仪式一时无法结束,但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于是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在文革期间,作为儒家思想的倡导者,梁漱溟首当其冲的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所以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其中有一次专门针对他召开的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熔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出,满堂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晚年,梁漱溟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考虑到老人的健康,他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面写着:“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和蔼之态清晰毕现,诚如赵朴初对梁漱溟的评价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第三节 新儒学(3)


  冯友兰
  ——新理学的创始人
  人物简介: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是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哲学教育家,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为数极少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匠之一。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在抗战时期完成的新理学体系是20世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少数几个哲学系统之一。由于冯友兰本人一再声称他是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讲的,所以这个系统通常都被划归到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之中;但实际上,冯友兰思想系统是有着广泛的思想来源的。
  冯友兰一生发表中、英文著作近500万字,晚年又写成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未来,均提出了独到见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和冯友兰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哲学思想在国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冯友兰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用他墓碑碑阴的自撰茔联来概括:“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六书指“贞元六书”,是他的哲学创作。
  蔡仲德先生曾经把冯先生的一生概括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过程,1948年之前是实现自我,1949年到1976年,冯先生在“文革”中,参与批孔,谄媚江青,是“失落自我”,1977年以后,又开始回归自我。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不同的政权,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和中国历史发展紧密相关,自成体系,终成一代哲学大家。
  生平:
  冯友兰于1895年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冯友兰父亲排行第二,名台异,学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其父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整个家族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冯友兰在七岁的时候,开始在私塾读书,当时读的是《四书》。旧式的教育是以强记为主,聪明的冯友兰能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冯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举家迁往南昌。在这段时间里,他又细读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冯友兰的父亲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任务落到了母亲吴清芝的身上。在母亲的倡议下,家里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教育冯友兰,开设有古文、算术、作文等功课,他的教育也逐渐步入正轨。冯父对孩子的教育也不拘泥于教条,在闲暇时常常指导冯友兰写作,也时常开导他们多接触新事物及新思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冯友兰的父亲意外死亡。在母亲带领下,全家又搬回了老家唐河,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冯友兰上学。母亲主张请先生到家,教育子女打好中文底子。冯友兰母亲的思想比较开明,希望找年轻的老师让他们接受新教育,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教书先生。在母亲的建议下,他和弟弟以及堂兄报名参加了县公立学堂的招生考试。最后冯友兰以初试第二名、复试第一名成绩顺利进入公立学堂读书。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后,因局势混乱,学校被迫放假。回家后不久,1912年春天,开封中州公学恢复招生,冯友兰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学习。这年冬天,冯友兰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在上海毕业后,冯友兰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专业进行专门系统的学习。1918年毕业,冯友兰和在河南女子师范学校任预科算术教员的任载坤结婚。决定回家时,好友们劝导说如果回去的话,按照封建的传统,他的爱人任载坤可能要被留在家中。但冯友兰很了解母亲,果然到家以后,他们住了没几天,开学的日期快到的时候,冯友兰母亲就催着他们走:“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于是冯友兰夫妇又回到开封。
  1919年冯友兰通过开封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费赴美留学。在校时,由于官方费用不能及时发放,冯友兰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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