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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3斯基林黄色错票”——227万美元这种邮票印于1854年，主要图案为王冠和条状花纹，背景则是一片绿色。在印刷厂批量印制这种邮票时，一台印刷机器突然出了点问题，导致印刷背景的油墨变成了金黄色。绝大部分金黄色背景的邮票已销毁，但是仍有一些“3斯基林”邮票流入市场。
美国夏威夷“壁炉封”——209万美元这是目前唯一一枚贴有1851年2美分夏威夷传教士邮票的实寄封。实寄封上除了这枚著名的2美分传教士邮票外，还有一枚5美分传教士邮票和一枚3美分1851年邮票（斯科特11号）的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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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商标的艺术奖未必没价值
10年前，全球的艺术奖项掰着手指都能算过来：英国的特纳奖、美国的麦克阿瑟奖以及专门颁发给肖像画家的澳大利亚阿奇博德奖。但是最近几年，当代艺术奖的颁奖礼办得比电影节红火，数量上也有赶超之势。仅去年一年，美国和英国就张罗了不下12个颁奖礼。像迪拜阿布拉阿财团艺术大奖（Abraaj capital Art Prize），它的奖金是100万美元，在全球艺术奖项中数一数二。又比如平丘克艺术中心奖，金主是乌克兰的钢铁大王。基本上，这些艺术奖项的奖金数字可观，但是奖项名需要想3秒。
钱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力
这些新出现的奖项几乎都是带商标的，比如古根海姆博物的胡戈·波士（Hugo Boss）艺术奖。古根海姆基金会前任主席托马斯·克伦斯曾经说过：“自1996年创立之初，胡戈·波士艺术奖已成为古根海姆博物馆当代艺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该奖项，我们得以发现、展示、收集和认可才能出众的艺术家的作品。正是这些艺术家在生动地重新定义当今文化作品的参量。”
随着私人捐助的减少，多数美术馆得考虑量入为出，减少展览的次数，精简工作人员，以此来维持这种收支的平衡。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美术馆，如果没有这些品牌的慷慨解囊，在行业内鼓捣出一些事件还真不容易。
对不差钱的富翁来说，有时也是砸钱买高兴。去年才设立的板球艺术奖主要是表彰关于板球的作品，这是一位热爱板球的澳大利亚富翁出钱做的，奖金是1。8万美元。
“从根本上说，新奖项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富翁们对于当代艺术支持方式的戏剧性转变。”莎拉·桑顿说，她是伦敦的社会学家，著有畅销书《在艺术界的七日》。富翁出钱运作奖项，直接体现了他们对于艺术界的影响力。迪拜阿布拉阿财团，作为中东和南亚地区最大的私募股权集团，财大气粗地扔出100万美元，每年表彰来自中东、南非、南亚的5位艺术家。
乌克兰钢铁大王维克多·平丘克设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会，设立了两个奖，一个是平丘克回馈乡里的，奖励来自乌克兰的顶尖艺术家；另一个是给全球35岁以下艺术家才俊，取名为“未来一代奖”，除了有10万美元的奖金，还有来自评审委员会的大师的指导，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能得到达明·赫斯特或者村上隆的指点，无论对于他们的专业还是将来职业生涯的人脉，都是不错的助力。不捐款，改发奖了
“由这些企业家赞助的艺术奖项的大量增多，看起来是他们为了给企业的品牌镀金，他们对艺术的兴趣或许完全是唯利是图的，但是评选带来的宣传效应是无价的。对于那些才起步的年轻艺术家，得奖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吸引有实力的画廊的注意，对于艺术爱好者而言，奖项也意味着新的艺术事件，特别是如今富翁们纷纷收紧了倒向博物馆的钱袋。”知名艺术出版集团路易斯布罗恩传媒集团的编务总监玛丽莎·巴特露珙这样说。
环保摄影“百达银行奖”主要是表彰环保题材的摄影作品，提供的奖金有9。5万美元。这个由瑞士私人银行百达银行资助的摄影奖在众多的艺术奖项中是有其独特之处的，比如，它提出一个问题：到了2050年，地球上又增加30亿人口的时候，人类是否还能够可持续发展？奖项的目的是支持那些用各种视觉手段探讨这个问题的艺术家。
才举办过两届，环保摄影“百达银行奖”就迅速成了最重要的艺术摄影奖。除了奖金数额不菲之外，主要还是因为给观众展示了环保类摄影中最好的艺术家。2008年，在亚洲、北美、欧洲，超过50万的观众观看以“水”为主题的决赛入选作品展。在这个与环保有关的摄影展上，展出了大师罗伯特·波利多利、苏珊·德格等人的作品。2009年的主题是“地球”，中国摄影师姚璐凭借《遮蔽与重构——姚璐新山水》入围。爱德华·博廷斯基和安德里亚·斯古斯奇的作品大出风头，先在希腊展览，之后又有全球巡展。
莉兹·凯里·托马斯，是2009年特纳奖伦敦展的策展人，在她看来，一个新奖项的出现必须是对当代艺术的普及有作削的，懂得引导人们对于经典作品的欣赏。6年前，基金管理公司索维雷根（sovereign）集团董事长霍华德·比顿设立“杰出亚洲艺术奖”。“我们开始甄选某个地区最棒的天才，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居于事业的上升期，期待一个国际性的提升。”蒂凡尼·平克斯通说，他是杰出艺术基金会的总监，这个基金会将奖金从1万美元增加到了2。5万美元。现在基金会想要开始设立新非洲艺术奖。“我们为能够成为上升期的新兴艺术力量的一部分感到兴奋。”平克斯通说。
令人作呕的艺术没得奖
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这个由宝马中国和《艺术财经》共同举办的奖项，已经进入第三年的评选，关键词是“坚守”，听起来是想在名利场泡沫中维持一种淡定姿态。2009年获得年度艺术赞助奖的宅马购买了年度发现奖得主高波的作品《一指禅》，并将拍卖所得捐赠给了中华慈善总会宅马爱心基金会，颇有几分王婆卖瓜的味道。而汇集了慈善、名人、艺术品的颁奖礼更像是一场时髦的上流社会派对。
所以，对于艺术奖项可以起到鼓励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出现的作用，另有一部分人并不认同。即便是著名的“欧洲杰出艺术奖”也被人诟病，它的口号是“旨在对当代一些最重要的艺术家给予承认”，但也有人说它只拥有挑选“身价已在不断上涨”的艺术家的能力。
“那些深奥费解，或者颠覆性的作品总是不太可能赢得这些奖项。”延斯·霍夫曼是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瓦蒂斯研究院的主任，他对古根海姆罗伯·普鲁特（Rob Pruitt）年度艺术奖的好莱坞化感到吃惊。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名流们的肤浅口味，必须得把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引向更深入，而不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有钱有闲阶层的身份标志。”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奖项都能像特纳奖那样把个性趣味与吸引眼球调和得那么得当。特纳奖的传奇不在于它震撼观众的偏好，以及对走偏锋的艺术家的鼓励，而在于它对公众视线的引导。这是所有艺术奖项该向特纳奖学习的地方。
去年12月，49岁的画家理查德·莱特通过精巧的金色叶子壁画获得了特纳奖。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特纳奖进入一个新时代。多年来，特纳奖的获奖作品都是大象粪便、切成薄皮的腌奶牛，或者铺满了避孕套的床，莱特在获奖之后的感言是：“也许人们希望获奖的当代艺术作品都是令人作呕的，我也想着结果会是如此。不过出人意料，令人作呕的艺术品并没赢得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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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女权百年
今年是国际“三八”妇女节100周年。这100年间，真正推动女性地位改变的也许不仅是主义，更是技术，是商业。
一直有人说，女权主义（feminism）在中国受待见，是因为这个词没翻译好，直接按英语的词根翻译成女性主义，不就温柔不咬人了？我倒不这么认为。所谓的“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况且，不只中国，就算在欧美国家，一提起“女权主义”，脑海里往往浮现的是个颧骨突出外貌粗糙的女工，有着健硕的肱二头肌，昂首阔步，激愤地要求抛弃家庭，而且，不穿胸罩。
1910年，第二国际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首届国际妇女会议，德国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倡议设定一天为国际妇女节，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第二年的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总共超过100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显然，这不是忽然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她们一直努力争取来的。
“国际妇女节”出现10年之后，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但这距离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著作《女权辩护》的1792年，已经整整过去了128年。
别以为这一步走得太慢了；事实已经证明，设立“妇女节”这100年来，步伐反而越来越慢，尽管貌似大家都更有文化70在大众的认知里，还常常把御夫术一类的东西当作女权主义：“买得起好房，斗得过小三”成网络上转帖最多的新女权；论坛里关于“非处能不能要”的帖子永远是最嘈杂的“月经帖”，每个月总要翻上来炒一轮：全国“两会”上，还有委员正式提交议案，要求把夫妻关系变成花钱购买家政服务的保姆与雇主的关系，美名其曰“提高妇女地位”。——不是说事物发展都是螺旋上升的吗？100年过去了，基本知识在精英阶层都没普及呢。
早期的女权主义，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那时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事情还没完，还是处处与男人不平等。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一张选票能解决的问题，更是一个性别权力的问题。
这时，激进女权主义现身了。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对男人、对父权制、对“性阶级”体制进行了狂放的挑衅，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暴躁，女人是温柔；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这种立志与男人为敌的女斗士，再加上对“性解放”的诉求，常常被后世所非议。不过，这派女权主义的思想养分滋养了不少作家，比如，杜拉斯和多丽丝·莱莘，还有弗吉利亚·伍尔莱。尤其后者，亲自以身体串连起一个无限才华无限放荡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告诉大家什么是“性解放”，什么叫“礼崩乐坏”。
然而好景不长，上个世纪60～80年代，男男女女盛行“一杯水主义”（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艾滋病出现了，家庭纷纷解体了，单亲孩子越来越多了，困惑也来了：到底值不值得为性解放和女权主义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激进者忘记了，并不是“男人能做的我也能做”就是女权。追慕男性的强权规则，狎玩或消费下一男色，就是“女性解放”？那不过是对男性的猥琐进行拙劣的山寨，是父权和男权的倒影而已。
一时间，对激进女权进行批判、改造、修正的各种女权主义派系纷纷出现，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对立，实现男女合作和性属融融。然而，温和的女权也就保守了，缺少力量了，自70年代中期以来，它渐渐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没了声音。如今的“三八”妇女节还在过，而且越过越来劲，那都是给商人们赚取白花花的钞票准备的，与女性解放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我倒觉得，这100年间，真正推动女性地位改变的不仅是主义，更是技术，是商业。避孕套及避孕药的合法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让女性脱离了只能充当“生育工具”的窘境，终于可以把“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然而，尴尬的是，另一方面，胸罩、丝袜、高跟鞋成了女人的圣品，比基尼、超短裙和香水更令人尖叫，女人忽然变得那么性感与迷人了，取悦男性变得尤其方便。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里说，所谓自然性别，事实上并非是天然形成的，而是被给予的，被强加的。但有人也说了，如果一个被强加的性别可以让我们如此漂亮，那我们就……从了吧。
19世纪末，哲学家尼采说过：“到女人那里去，带上你的鞭子。”21世纪，我们的女权典范麦当娜倒是带着鞭子见她的小男人了，蹬上妖娆的高跟鞋，穿着蕾丝花边的紧身内衣，携带着最女人的肉体。这样就算是男女平等了吗？我不知道。
显然，在取与舍、攻与受之间，女性还将会有一个长期的、矛盾的、艰难的拉锯过程。也许直到雌雄同体的那天，女性解放的问题还会是一个问题。
中国妇女运动先驱
何香凝（1878～1972）
早年留学日本跟随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曾和蔡畅，邓颖超在广东领导妇女运动，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
张挹兰（1892～1927）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担任进步妇女刊物《妇女之友》编辑，1927年1月，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在李大钊的领导下，肩负起领导整个北京妇女运动的重任。1927年3月发起组织了北京“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
宋庆龄（1893～1981）
她是我们进步妇女的卓越代表人物。1932年她和鲁迅、蔡元培等人组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图为1933年，（右起）鲁迅、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和史沫特莱。
郭隆真（1894～1931）
回族，早在“五四”运动中，就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创始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和工人运动。图为五四时期的郭隆真（左一）。
刘清扬（1894～1977）刘清扬（右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11年辛亥革命时，刘清扬就读于直隶女师，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1923年刘清扬与邓颖超创办《妇女日报》并任职总经理。1944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妇女委员会主任。
向警予（1995～1928）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曾领导1924年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也是《妇女周报》的主编。
缪伯英（1899—1929）
缪伯英（右二），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1922年8月，缪伯英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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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蔡畅（1900…1990）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她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我党最早女党员之一。大革命期间，一直担任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49年当选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大会妇联主席。图为红军时期的蔡畅。
史良（1900～1985）
1936年因积极参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司法部部长。图（右）为史良。
杨开慧（1901—1930）
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1月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之华（1901～1973）
1927年去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同年12月创办《中国妇女》旬刊。图为杨之华和她的女儿。
陈少敏（1902～1977）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共青团寿光县委妇女部长。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邓颖超（1904～1992）
我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早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当时的进步革命活动。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图为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作《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任务》报告。
张琴秋（1904～1968）
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5年回国，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解放后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图为1924年，张琴秋（后排左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