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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记者这份工作好，适合我干。干这份工作除了养家糊口，还有一层“使命”的意义，这就够了。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情结。英雄主义的本质是悲剧的，是自我牺牲，甚至自我的毁灭，我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我不想拯救别人，自己都救不了还救谁啊。大家在不自觉中把媒体的功能放大了，把一些不是人云亦云的人英雄化了。绝大多数人是人云亦云的，这是要承认的现实，因此不是人云亦云的人就被塑造成了另类“英雄”。真相是，每个人都是另类的，都是特立独行的，都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的。只是大部分人伪装得和别人一样，而我很少伪装而已。其实呢，我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我也要养家糊口，我被人家骂心头也不舒服，人家冤枉我我也不高兴。
我当然不是“皇帝”
有一篇报道这样写：以前我经常和G4的年轻人一起吃饭，但后来就很少和他们吃饭了，某种程度，他们更认为陈扬是一个皇帝。
这话扯淡。当时我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哪有时间跟人家吃饭，我天天吃盒饭。吃饭不吃饭有什么问题，能够成为人际关系好坏的衡量标准吗？说我像个皇帝，难道我在电视台带的团队成员就是我的臣民吗？他们听我的话吗？那个团队我带了5年，过年也没几个人给我发短信；佛山电台那帮小孩我带了3个月，天天念叨来看我，这一样吗？说我严厉，我对谁都这么严厉。小孩刚刚入行，什么都不懂，肯定要培养规范化、一辈子有用的职业习惯。我教的全是常识——比如说写字要工整不要有错别字，做节目片子不能偏色，要对好白平衡……这些都是基本要求吧？
如果一个人说你的惰性是坏东西，另一个人说是好东西，还护着你，你会偏向哪边？任何人都没有自觉性，当然都需要约束。用拿破仑的话说：一个人不能赢得一场战争，但是一个人足以毁掉一场战争。做一档电视节目，整个团队就好比一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不能出差错。
在以前的团队中，我不认为自己是人际关系处不好的人。当然，我也不能说我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好，我不在乎这个。我觉得我对小孩们的工作是负责的，对这个节目负责，尽我一切的努力在负责；至于其他，我不是他妈不是他爹，还能负什么责？我公开跟我手下的记者们说，要挣钱不要来做记者。记者这个职业是可以养家糊口，但绝对不可以挣大钱。如果存着挣大钱的心，是不能做一个好记者的。
价值跟价格不是一回事
我追求做人的价值，并不在乎所得到的价格回报。价值这东西跟价格不是一回事。在价值观念范畴里无所谓得失，得就是失，失就是得。我不敢说我是对的，至少我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不后悔的事。识时务者为俊杰？那我不当俊杰不就完了，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俊杰。我不鄙视“识时务”的人，人家当俊杰是人家的事情，我当不了是我的事情。以后我是否会有变化？那也说不定，人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叛徒。我当然害怕我有一天会背叛自己啊。我在电视上就说过我害怕。人人都有害怕的权利，为什么你们害怕，我就非得不害怕？当然，我希望大家鼓励我不要背叛自己。
现在？我希望大家忘记我，忘记过去电视上的陈扬。爱听电台呢就听一下我的节目，不喜欢、没时间听就不听；有时间翻报纸呢翻一下我的专栏，没时间就不翻。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我做了5年G4这档节目，最大的收获是做了5年电视。最快乐的经历是每天躺下来的时候听着自己的骨头嘎嘎嘎地歌唱。
“我始终怀抱正义情谊的理想，将街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将街坊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以广州为家园，以广州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在节目中的一段话，也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现在已经没有观众了，因而也没有什么肺腑之言要说。
陈Sir说
我从来不照镜子，洗脸刷牙时也不照镜子。不是刻意，没有爱好，说明我不是自恋的人。
我是没有怨气的人。十几年前我在节目中就那样说：埋怨是生活中的毒药，你可以去介绍、享受美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埋怨呢？小孩会经常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会带你走向黑暗的情绪而出不来，我觉得我的心是光明的，我没有埋怨。
我曹经评价广州是“正义广州、情义广州”。这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很理想化的描述。
这个时代，青年拙于动手，不屑动手。不会动手和不屑动手的人爱抱怨是必然的。这不好。所以，我—直说男的要揸螺丝批，女的要学做针线。
采访手记
在《新周刊》2009新锐榜的颁奖礼上，主持人胡一虎问台上的嘉宾们一一2009年最恨什么最爱什么？当时陈Sir的回答是：最恨胡一虎，没有通知他去参加《一虎一席谈》节目有关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专场录制。最爱在垃圾焚烧事件中表现出色的番禺市民、番禺政府、广州街坊、广州政府，“全部爱晒”（粤语，指全都爱）。
整个2009年对陈Sir来说，他只记挂一件事，就是番禺街坊反对垃圾焚烧事件，一件事牵挂了他全部的爱与恨。作为一个番禺居民，我还是有点感动的。采访那天，我很想找机会对他表达—下感谢，但没有机会说。我看到了他扬长而去的背影，谈不上气宇轩昂，谈不上仙风道骨，就是一个朴素男人的普通背影。他不应酬场面，不和权贵攀谈，也不特立独行故作清高，就是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
采访前，闺密要我转告，说陈Sir啊，街坊很想念他。我想，陈Sir就是一个懂得街坊情谊的人，所以街坊愿意回报他最朴素的问候和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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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其。书生意气 哈兰郡的启示
一个利己主义者呼吁别人的利他主义相助，没有公共诉求的维权怎么可能得到广泛的声援和支持？《美国哈兰郡》也许会给我们上一堂公民维权课。
春节前淘到张反映美国矿区罢工运动的纪录片《美国哈兰郡》，该片是国际劳工议题的经典电影之一，曾获197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并于1991年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指定为美国经典影片，2007年被国际纪录片协会评为纪录片史上五部最佳影片之一。
哈兰郡是美国肯塔基州布鲁克塞矿区所在的县名。该矿区1973年发生罢工运动，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居住条件及医疗保障，但矿业巨头杜克能源公司及其下属的“伊斯特欧瓦采矿公司”拒绝罢工诉求。于是矿区工人经投票加入美国矿工联合会，并展开了为期13个月的罢工。矿业公司使用了各种手段破坏罢工，跟矿工打消耗战，收买分化部分工人和工会领袖，派汽车冲击纠察线，甚至雇枪手向工人打冷枪。当地警察则对罢工群众大打出手甚至逮捕。
劳工议题的纪录片上世纪90年代末也在中国兴起，如胡杰的《矿区》、王兵的《铁西区》。《美国哈兰郡》让我惊讶的是，美国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居然也有黑煤矿，除了地下站不直腰的深井，工人的住宿、卫生条件和保障条件也惨无人道。
在我的美国常识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代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应该是美国最后的罪恶时期，当时鲁迅及左翼文学刊物上议论最多的是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揭黑”小说《屠场》、《煤油》。《屠场》中的肉食加工厂生产“黑心”食品，最终导致美国政府整顿食品业。美国青年斯诺所在的纽约则是一片高楼大厦，纸醉金迷，股市楼市暴涨，有钱人挥金如土，数百公里外的地方则是黑煤矿，底层处在挣扎状态。二战后，“伍德斯托克”、“垮掉一代”、波普艺术以及膜拜亚洲佛教的激浪派接踵出现，这些都是以颓废坏小子形象跟资产阶级闹别扭的撒娇派艺术。
当代艺术圈既有芭芭拉式的胡杰、贩卖安迪·沃霍尔的政治波普和天价泡沫，也有与黑社会恶斗的艺术区维权、网络愤青，还有觉得北京已经纽约化的政治无知的小资艺术家。《美国哈兰郡》的影像不时在我脑海中与另一个时空重叠，这就是最近北京的艺术区维权。我的《艺术区的小资维权》一文引发不少80后网友的围攻，他们认为现在是一个高扬利己主义的时代，维权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所以不需要同时为社会其他群体的被“强拆”呼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就是在建设公民社会，否则就是回到“文革”时代的集体主义和虚妄的理想主义。但维权群体却自相矛盾，即·边强调利己主义，一边又在网上呼吁大家无私的声援。
有一些网友调侃，一个利己主义者呼吁别人的利他主义相助，没有公共诉求的维权怎么可能得到广泛的声援和支持？《美国哈兰郡》也许会给我们上一堂公民维权课，片中，工人、家属、罢工领袖之间不时发生激烈争论，每一个参与者都强调参与罢工是为了劳动保障等私利，但罢工中大量出现的感人镜头，是工人们在强调私利的同时，也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在发生黑社会雇用枪手袭击工人纠察队后，一些勇敢的矿工妻子走上一线，准备死守矿区，阻止工贼进入。
这其中的动机非常复杂：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几代矿工命运的体验认识到除抗争别无出路、对罢工运动逐渐产生的感情和对群体力量的珍惜。归根结底，这是美国工人阶级在生存和阶级境遇下逐渐产生的社群意识和公民抗争的成熟过程。这无疑是对中国新一代的最好教育，即“利己”是每个公民的价值基础，但“利己”不能成为主义，而是在利益基础上的公共诉求和社群意识。哈兰郡的罢工也是美国式的，后来没有出现更激进的运动，大部分工人表现出理智的态度，最终同意接受资方的条件，尽管并不完全满足要求。这个结果建立在美国的公民观念、民主和工会制度基础上，即大家最终服从一种公共诉求工会领袖是大家票选的，并尊重工会领导人的谈判结果。
对近期北京的艺术区维权出现的问题，尽管公民意识和社群行动在逐渐萌芽，但说到成熟的公民维权运动，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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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形而上生活 记得当年草上飞
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鱼虾贝壳沧海桑田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成长，及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说49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残忍。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安德鲁，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苏西，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尼克，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约翰……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此后，每隔7年，艾普特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下一次拍拍节目将在2012年播出，届时他们将56岁。
艾普特拍这个纪录片的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安德鲁、约翰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像西蒙、杰克这样的底层孩子，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尼克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陈词滥调——生命的渺小与虚无。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尼克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身的约翰，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40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无家可归的尼克，和爱上同艺的约翰，一样让人心酸呢。
以前我写过一个网络小说《烟花》，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 up则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nobody。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象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也就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约翰，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尼克在42岁之后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圈，变得更积极。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鱼虾贝壳沧海桑田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成长，及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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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的眼 用派对扩展家庭社交
房子在改善、在扩大，但是家里没有人气，就是一个吃饭、睡觉、上网的地方。现在的家只在物理意义上扩大了空间，但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活动空间。
在西安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派对，主题是有机菜肴：从吃的猪、鸡、鸭，到蔬菜、粉条，每一样都有讲究，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津津有味，不亦乐乎。
现在不少中产家庭，房子在改善、在扩大，但是家里没有人气，就是一个吃饭、睡觉、上网的地方，偶尔有亲友来访。和以往相比，现在的家只在物理意义上扩大了空间，但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活动空间。于是形成一种特殊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甚至一家人宅在家里，家也越来越变成宅的地方：宅得多了更不喜欢社交，就更加只能宅着；宅得都不知道怎么与陌生人说话了，最后就只能自说白话了。尤其是一些有了大房子的人，大房子除了增加家庭气氛的空寂感之外似乎贡献不大，甚至住到大房子里感觉更不好了。我有个朋友，他们一家就宁愿住在城里的公寓里，而不愿住在宽大的别墅里。
我们完全可能在有限的社交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家庭派对把家庭开发成一个兼具扩大社交面、主题化的家庭教育功能与丰富家庭生活内容的空间。派对的主题，可以按照主人生日、孩子成年礼、孩子就学礼、结婚纪念礼等纪年主题方式来安排（这类活动传统家庭也会有，但可以进一步扩展，比如孩子成年礼就很有必要做）：也可以按照家庭艺术、美食分享、孩子交往、青春期管理、孩子的职业规划、业余爱好管理、家庭公益、家庭旅行等（这类活动涉及家庭管理，也是我们管理行为中最薄弱的环节，特别值得注意）来进行主题派对；还可以按照感兴趣的社会主题，就民间外交、投资理财、家族传承等话题组织派对（欧洲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