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事，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家社会的情势日益糜烂，而自己却逍遥于江湖，吟咏于山林之下。这种作为，不但是不负责任，而且是不成熟的。
多年来，思考这一段话，总让笔者想起历史上的几个人物与事件。一是汉时张良，他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只是意气的挥发而已。经过黄石公令其桥下纳履，几次折去他的锐气后，才授以兵法，此时他才沉潜内敛，成就擘画了汉家大业。另一人是明时的王阳明，看似文弱书生，但却在讲究理学之余，平宁王宸濠之叛，六次征苗皆望风而平。他是在昏君和宦官的主理朝政下，成就功业的；造次颠沛，却未尝轻易言去，也未拍马幸进。
浦先生后来在筹建中研院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与同步辐射中心的工作上，尽了许多的心力。其中自然有不少的曲折未为外人所尽知，而他也绝不多言。他总是引导鼓动有能力的学者为国贡献，自己则是穿针引线，全不居功。国内由于对科学研究的认识肤浅，国际上国家的情势甚劣，而一般海外学者对国内也有许多误解，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是要承受极大的压力与误解的。然而每次见到浦先生，都是笑容满面，给人无限的希望。
他的乐观积极，东奔西走，总给人一个印象，认为他的精力是无穷的。所以当他倒在同步辐射中心筹备会议的桌边时，认识他的人都难以置信，却也才了解他是无限制地燃烧自己，才有如许惊人的能量与毅力的。
浦先生留给笔者的印象，就像是聪明睿智的太白金星，在黎明前，以启明星出现，告示着无穷的希望、光明的到来；在黄昏入夜前，以长庚星出现，以智能光耀启发引领着我们，不惧漫漫长夜。在西方，在东方，它都是颗闪耀的明星，为众人所仰望，自己却默然无语，只管恒久地运行着。（郭中一任教于东吴大学物理系，本刊总编辑）
浦大邦先生小传1935年 出生于北平市，祖籍江苏常熟县。
1948年 随同家人迁台。
1953年 师大附中毕业，随即负笈留美。
1963年 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物理博士学位。
1963年 和包以敏女士结婚，婚后育有二位女儿。
1979年 在美国河滨市加州大学创设能源科学所并兼任所长。
1982年 中研院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筹备处成立。
1984年 十二月十五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台大医院，享年 49 岁。
重要职务 河滨市加州大学教授、美国国会科学顾问、美国物理学会及能源部合成燃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原子分子委员会委员、劳伦斯柏克莱实验室加速器各大学使用者协会主席、美国物理学会杰出会员；在台湾方面，则有原子分子国际研讨会主持人、中央研究院原分所咨询委员、行政院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用户培育小组主任等等。
李远哲与四十几天的大旷职案
二０００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时报」第八版刊登了一则新闻，主标题是：「中研院采购弊案研究员徐济安涉A钱外逃」，副标题是「珠宝行家 / 疑勾串厂商浮报款项百余万
/ 案发后擅自离职赴美 / 检方拟发布通缉」。该则新闻内容是：「中央研究院爆发仪器采购弊端，负责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布理安散射系统』采购案的研究员徐济安，疑与厂商及珠宝商挂勾，以不实发票浮报款项高达一百余万元；士林地检署二十日传唤徐及黄永隆等四名被告开庭，针对不法行为深入查证，徐济安已于案发后擅自离职至美国」。
依据中央研究院一九九九年第一次院务会议纪录：「有关本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济安先生拟办理项目考绩『一次记二大过』免职案，请审议。」该案的官方记载是这样的：
一、本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济安先生自上（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不假出国，迄今仍未返所工作，该所多方查询均无音讯，为整饬风纪，该所所务会议决议，送请院方以旷职论处，案经提本院总办事处第四二一次主管座谈会讨论，主席裁示：「本案尊重地球所所务会议决议，请人事室依规定办理。」
二、查本院研究人员考绩年终考绩标准并未对一次记二大过之项目考绩做处理规定，惟依据本院研究人员年终考绩标准第九条规定：「本标准未规定事项，比照公务人员考绩法规定」；查公务人员考绩法第三条规定：各官等人员，平时有重大功过时，得随时办理项目考绩。又查公务人员考绩法施行细则第十四条第二项第八目规定：无故旷职继续达四日，或一年累积达十日者，一次记二大过项目考绩免职。
三、本案徐员未经正式请假手续，离开工作岗位长达四十日以上，核与公务人员请假规则第十五条：未办理请假或休假手续而擅离职守者，以旷职处理之规定相符，亦已达公务人员考绩法「一次记二大过予以免职」之标准。为整饬纪律，应速予处理。
四、本院研究人员考绩系提本院院务会议审议，本案为符程序并避免日后争议，爰提请审议。决议：原则通过；当事人如未能于一个月内返院提出其旷职之合理而充足之理由，即正式予以免职。
这件案子，表面上，徐济安因连续旷职四十日以上，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遭一次记二大过免职，现在又传出徐济安旷职，实际原因是因为「负责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布瑞安散射系统』采购，与厂商及珠宝商挂勾，以不实发票浮报款项高达一百余万元」，但我李敖却发掘出更惊人的内幕。
徐济安一九六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八六年美国卡内基地球物理博士，于一九九三年至中央研究院担任客座专家，一年后纳入编制内研究员。他的专长是高压相变、X光绕射、光谱学。根据中央研究院八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周报」第627期报导：「本院地球科学研究所办理『红宝石萤光压力系统』仪器采购案时，国内代理商报价为美金105；143元，经该所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河光院士、研究员徐济安等认为报价偏高，乃径洽原厂商美国
〃 Princeton Instruments Inc。 〃 ，经该厂同意给予毛院士任职之卡内基研究院之折扣标准报价为美金36；000元（主机相同，选购附件由毛院士详加检核略予减少，节省经费约三分之二）。」可见徐济安曾经因为办理采购节省公帑而受到表扬，记录不恶。
徐济安于一九九八年，负责采购地球科学研究所高压组研究需要的「布瑞安散射系统」，在采购过程中，他评估「布瑞安散射系统」并非地球所高压组现阶段最需要的设备，因而自作主张，将采购「布瑞安散射系统」的钱，改买了一批实验用的「钻石」。
他显然高估了计画主持人的权限，以为只要不把钱放进个人口袋，就没有关系。殊不知，不遵守行政程序办事，一样会被查办的，只是即使被查办，可能只是行政处分，还不致于搞到上法院。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派系林立，以高压组来说，派系中人特聘研究员刘玲根就有一人（所长）之下的气势，虽然风评不好，却没人敢得罪他。刘玲根知道徐济安的「勾当」后，多次向所长举发，引起了徐济安的不安，四０年代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徐济安，历经各种斗争、整肃，深怕被「奸人」所害，所以先溜为妙。妙的是徐济安四十几天没上班，才被发现「溜」了，令我们好奇的是：何以公务员四十几天不上班，服务单位都没发现？李远哲的中央研究院是怎么管理的？这又让我想起伪君子瞿海源，报章大幅报导其全省走透透废国大，只是不知瞿海源是请假走透透还是不假走透透，如果是不假走透透，是不是也应该和徐济安一样以旷职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不上班到处兼差看起来似乎是常态，李远哲该管管了吧！最近我又发现中央订了一套「著作权处理要点」，慷慨的将专任人员写的著作，藉鼓励出版著述、促进学术交流的美名，将著作的财产权所得，分配给著作人，真不知是出自谁的手笔。依著作权法，这些都是国家的财产，怎容如此慷慨的「分配」？中央研究院放任所属人员不上班，又大方的将国家财产搞收益分配，真是一流啊！
徐济安跑了，事情闹开了，惊动了调查局，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眼见大事不妙，于是一堆书呆子「研究」善后方式，最后决定：由研究人员向代理销售「布瑞安散射系统」的厂商，借一台「布瑞安散射系统」，贴上财产卷标，以备调查局调查。不料应付了调查局后，刘玲根坚持该仪器要放在他的实验室，让他使用，这台仪器是借来的，要还厂商啊！放在刘玲根实验室，拿什么还厂商呢？
当初担任「密使」代表地球科学研究所向厂商借仪器的研究员，在厂商多次催讨之下，只好向所长叶义雄求救，不料叶义雄竟然矢口否认知情，该研究员真呆的令人叹息，被出卖后竟然决定偷回仪器，还给厂商，发生了案外案。
案外案结局如何尚未得知，不过本案从头到尾令人匪夷所思，不知中央研究院到底还有多少荒唐事，待我李敖一件一件揭发。
（2000/8/23
潘毓刚论李远哲的两封信
李远哲的朋友，同样是著名化学家的潘毓刚教授，今年三月六日和九日，分别写了两封信给我，主题都是讲李远哲，毓刚以科学家的持平之论，侧写另一科学家的偏颇之行，字里行间，发人深省，我特别公布于后，使「台湾之子」们得知，你们眼中的「台湾之神」，不过乃尔！
第一封信
李敖：
在计算机网络上看到你批李远哲「李远哲虽是化学上的专家（注：其实化学领域也很广，在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量子化学等方面，他也算不了专家），但在政治上的判断可能是个低能儿」，我深有同感。几年前，前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长（后因在非洲车祸丧生）告诉我李远哲曾写信劝中国中央领导人，公开声明永不用武力对付台湾，如此可为台湾老百姓省下许多购买武器的钱，他问我看法如何？我当时说，台湾向欧美购买先进武器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台湾当局难道不知道买了那些先进武器也防守不了台湾，目的是想制造中国与欧美强国之间的矛盾，并以购武的经济利益来拖住欧美强国的大腿罢了。另外六四之后，李远哲写信给江泽民，提出几个很严厉的问题（告诉我此事的人不肯具体说出是什么问题），要江泽民圆满回答，否则永不再回中国大陆。稍有政治判断力的人绝不会下此类「最后通牒」给自己下不了台，结果江泽民根本不给李远哲回信，而不到一年，厦门大学颁陈嘉庚奖的纪念会，李远哲也顾不了永不回大陆的誓言，就跑到厦门去凑热闹了。至于外面传闻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提名里没有李远哲，只有他在哈佛的导师Herschbach 和多伦多大学的 Polanyi 二人，后经纽约州立大学的 Wang Jui Hsim （王瑞駪，七十年代就当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士，曾在Yale任教，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协助才补上去的（这传闻我无法证实但流传很广），一般人最易犯的毛病是以为一方面的杰出人才就是所有方面的专家，盲目崇拜权威。
老潘 二０００年三月六日
第二封信
李敖：
外间传闻颇广的一则小道消息，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化学奖有关分子束实验在化学动力学的贡献方面，本来只提名李远哲在哈佛做博士后时的导师
Herschbach 教授为得奖人，当时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化学系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王瑞駪（祖籍中国大陆），认为分子束的实验原始构想固然是
Herschbach 提出，但具体建成这实验装置的人是李远哲，如无李远哲的努力和做实验的才能，可能那时也无法建成分子束实验的设备，因此王教授据理力争，应把李远哲也放在得奖人提名上，终于那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由Polanyi； Herschbach 和李远哲三人分享。
虽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比较有客观标准，不像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的政治意味那么浓，但是就是科学方面的得奖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的地步，有许多偶然性。但我认为李远哲得诺贝尔奖是名至实归，完全应该得的。
我告诉你这则传闻目的是李远哲差点遭受不幸（不公平）的待遇，幸好有位美籍的外省中国人王瑞駪出来为美籍本省中国人打抱不平。
上次我信上提到在物理化学领域里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人也不可能是化学每个领域里的专家，因为化学和物理不像文学，他们领域分支很广，不同支系有不同的一套研究方法，虽然物理也好，化学也好，都有基本遵循的原理，但往上（往高深一层）发展后，分歧就愈来愈大，有时大到同是化学一科内不同领域就有「隔行如隔山」的情况。
大约一年前，我有一位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中，有一位在美国化学界有机化学领域有点名气的教授是考试委员之一，在答辩过程中他竟把物理化学领域里的几个简单问题弄错。可见一位化学权威对化学每一分支都不见得是权威，何况对化学领域外的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见解不一定比一般人高明。我提出这点是要说明得诺贝尔物理奖或化学奖的人，对物理和化学各支系领域都不见得全懂，所以民众不应盲目相信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判断。而这些得诺贝尔奖的人也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利用群众盲目崇拜权威的心理去瞎指挥。
你批评李远哲在政治判断上是低能儿，我有同感，所以把我所听到他写信给中国中央领导人的事告诉你，作为左证。我也很支持你揭伪君子的面具，所以提供你李远哲会见中国领导人时的做作姿态。我虽然不像你为了真理可六亲不认那么彻底，但为了真理我还是敢站出来说几句话的，但我绝不想利用机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如果把自己的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参杂在真理的揭露上，反而混淆了真理，对群众失去公信力，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贬李远哲的同时，来赞扬我，那就完全失去我向你提供信息的目的。也许听到过新的说法，衡量一个人除了I。Q。（智商）外还有E。Q。，我想你、我的I。Q。都不低，但E。Q。和一般事理的看法肯定比一般人更高明些。可是我一生的成就远不如你大，我混了一生只是在美国全国大学排名榜排名卅几名的大学里当了几十年的正教授，培养了十几位博士生，担任了几十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最了不起的也不过可能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士而已。而你一生对台湾对中国的影响要比我大多了。所以老潘有时想到小李（此李非彼李），就有后生可畏之感。我父亲只活了六十七岁，我想我也不会活得很长寿，所以想想人生无多，考虑早点退休，再做点更有趣又有意义的事。
你还要我写点对早年求学时期的李远哲看法。我在台大二年级时就认得他，交往不多，我常不去上课躲在家里写书、写文章，真正交往多一点还是在大四向美国申请研究院时，我和他还有一些其它朋友曾联名写过一个读者投书，投寄「自由中国」杂志（内容忘了）。他给我印象是很用功，但不是死读书，只追求分数的人，为人也颇有正义感，后来在哈佛大学同时做博士后，但跟的不同的指导教授，交往也不多，我比他早一年离开哈佛到波士顿学院当助理教授，仍同在波士顿区域，还是偶有来往，我也请过他到我研究小组里演过讲。他快离开哈佛前有芝加哥大学及卡罗拉多大学都要聘请他去当助理教授，他来问我去那所大学比较好，我说当然去芝加哥大学，他去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联系。那时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林孝信发起台湾来美留学生办一个「科学月刊」，帮助推动台湾科学发展，李远哲叫林孝信到Boston 来找我参与此事，一年后我当了科学月刊自然科学部总编辑，那时的物理编辑是刘源俊，天文及书评编辑是沈君山，这是1972年的事，1974年因我去德国一年，我就辞了总编辑职务。李远哲那时给我的印象是还有社会责任良心的科学家，不是一名书呆子，七十年代保卫钓鱼台爱国运动他也曾间接参与。平日言谈中他似乎崇拜爱因斯坦及居礼夫人。但我隐约也感到他不是勇与权势抗争，为真理敢得罪权势的人。我对他印象变坏是看了你报导他与王企祥的事，后来在北京大学又得到一些他对王企祥忘恩负义的旁证。最后提到他见方毅的情况后，我就开始有点瞧不起他了，不过1988年我担任对中国改革开放颇有影响的「科技导报」总联络人时，我还是找他担任顾问编委，他同意了（杨振宁、李政道、田长霖等都是当时的顾问编委）。我倒不同意田长霖看法，其实完全没行政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