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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讨要的。12月7日，她去找凌叔华，以胡适让她将“八宝箱”里的东西编个目录为由，要求凌叔华交出剩余的那部分日记。据说凌叔华很有些不高兴。她不高兴的理由可能有二：一是她之前曾经问林徽因要过徐志摩的信件，作为日后写传或研究之用，也有意编辑《志摩信札》，但被林徽因拒绝了。所谓“你不仁我不义”，你能拒绝我的要求，我为什么不能拒绝你？二是林徽因自始至终都扛着胡适的牌子，好像此事与她自己无关，而全都是应胡适之请似的。不过，尽管凌叔华不高兴，但还是答应让林徽因两天后到她家去取。 这样说来，凌叔华的确是扣留了部分康桥日记。 两天后，也就是12月9日，林徽因如约前往凌叔华家，却白跑一趟。凌叔华不在家，只留了一封信。信中说：“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显然，凌叔华是不情愿交出日记的，尽管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她的这个行为确实不够君子。 林徽因很生气，那是自然的，但她也无奈，只好又去拜托胡适。 胡适第二次出面协调后，12月14日林徽因终于又从凌叔华那里取回剩余的日记。可是细细研读，发现中间还是少了一段，又正好是徐志摩遇到林微因的前一两日。林徽因又急了，知道再去找凌叔华也是白搭，便第三次去求胡适。 在这件事上，胡适太热心了，又很明显地偏向林徽因。他于12月28日给凌叔华写了一封信，语气虽然婉转，但潜在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信中说：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馀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祝你好。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两个女人的争夺战（2） 不能说胡适的这番话没有道理，甚至是极有说服力的。但是，因为他与林徽因的关系亲密于与凌叔华，因而对凌叔华便少了理解和宽容。一个研究者当然希望自己掌握着旁人不可知的第一手资料，不愿意公开手中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林徽因，还是胡适，难道都没有这样的心理吗？林徽因不是不愿意将徐志摩的信交给凌叔华吗？当许多年后陆小曼为编《志摩全集》而向胡适讨要徐志摩写给他的信或其他资料时，他不是也不予理会吗？况且他难道不知道林徽因如此着急地要那残存的康桥日记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情感隐私吗？她拿到日记后，会很大度地以徐志摩研究资料之名义公之与众吗？ 凌叔华还是比较尊敬胡适的，尽管她有些不愿意，但在接到胡适信之后，托人给胡适送去了日记，还附了封信。胡适在日记里，有详细记载。 1932年1月22日 读志摩（1921）的《康桥日记》，有一段云： （以下是英文） （译成中文）七十多年前，麦考利在他的日记里评论道：现在，研究把意义弄得清楚明白的这种重要的艺术是如此之少！除了我本人，别的有名的作家很少思考这一点。许多人似乎把问题弄得越来越难理解。就某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确是对的；因为大多数读者非常信任那些晦涩难解的作家，而把那些表达清楚明了的作家看作是肤浅的。但是，请大胆些吧！想想二八五○年吧，到那时，爱默生的著作不知道会在哪里？但是，人们仍然喜欢阅读希罗多德的著作。我们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 胡适经常被人讥评为行文不够深刻，他在《四十自述》里就此写道：“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也因此他在徐志摩死后一个月，读到徐志摩《康桥日记》里的这一段，顿生共鸣，因而写下感想： 这一条我最同意。可惜志摩不能回来和我重提这个我们不常常同意的问题了！ 感慨完了以后，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半册日记”： 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 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 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看来，胡适是真的很生气，他连“凌叔华”的名字也不愿意提了，而只以“这位小姐”代替。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粘贴了“这位小姐”的来信的原件。这封被胡适认为不肯认错的信这样写着：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 胡适的气在于凌叔华还是没有将剩余的日记全部交出，而是“仍有截去的四页”。但是，胡适日记从此再也没有有关记载。他又要回那四页了吗？凌叔华真的截去了四页吗？无从得知。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一笔糊涂账” 至于胡适为什么会那么积极地三番五次向凌叔华讨要徐志摩日记，胡适从来没有明说过。据凌叔华于1983年给陈从周的信中，这样自认为：“多半是为那时他热衷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 因为凌叔华是当事人，她的理解可能不免偏激。也许真正的原因，也不过是胡适与林徽因关系亲密，而热心过度罢了。 从情理上讲，林徽因固然讨要日记也合情，凌叔华留中不发也合情，因为死者曾说日记将来要给前者收藏，因为死者也说过材料要留给后者为他作传的。所以，凌叔华是不应当被人指责的。胡适为林徽因出面，向凌叔华步步紧逼，理由是资源应当共享，也合情。于是，在这场“八宝箱”的争夺战中，每个人似乎都有一肚子委屈，却唯独没有人觉得这箱子以及箱中物品从法律上讲应该属于陆小曼。胡适生别人的气；却也不是为了将东西索还了交给死者遗孀。胡适尚且如此缺乏法律意识，何况他人。 除却“八宝箱”里的两册陆小曼日记，胡适从凌叔华那里取回后的确交还给了陆小曼，但“八宝箱”里的其他徐志摩的遗物，难道与陆小曼无关吗？作为死者徐志摩生前唯一合法的妻子，陆小曼才是徐志摩遗物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八宝箱”理应归属陆小曼。 据林徽因说徐志摩生前说过要将康桥日记交由她收藏。如果说这是徐志摩为《康桥日记》作的法律意义上的处分的话，林徽因就负有举证之责。但目前看来，这种说法也只是林徽因自己所说，并不具法律效力。 凌叔华说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由她保管，的确有事实证明。因为“八宝箱”确实在凌叔华的手上。也就是说，徐志摩已经将财产转移。但是，“保管”不意味着物的所有权的转移，而只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的占有。当此条件丧失，占有也就成为不合法。 因而，徐志摩生前的这些行为都不意味着剥夺了陆小曼的继承权。 也许凌叔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她在1982年与1983年几次给陈从周的信中，都强调她曾经嘱咐胡适要将“八宝箱”里的东西交给陆小曼，但都被胡适拒绝。在1982年的信中，她说：“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在1983年的信中，她又说：“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如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 按照胡适规劝凌叔华交出日记时所列举的理由，“八宝箱”中徐志摩的遗物应当公开以便于大家研究，比如或编“徐志摩全集”，或作“徐志摩传”。但事实是，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后给胡适的信中，却说“……以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史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 一句话，她不想将徐志摩的日记公开。这也就难怪几年后，陆小曼想编《志摩全集》却难以为继。梁实秋曾在《谈徐志摩》一文中提到《全集》难产的原因时说：“听说，志摩有一大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他所说的“另外一位”可能指“凌叔华”。但是，凌叔华手里真的还有“一大堆”吗？难道除了胡适所认为的那“截去的四页”，还有别的吗？又无从知晓。 对林徽因对待这批志摩日记的处理态度，未见胡适有何看法。显然，林徽因当初在徐志摩尸骨未寒之时就迫切地向凌叔华追要康桥日记，很大程度上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当年与徐志摩的一段情。不过，她对此表示否认。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实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远是‘我’，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 然而，事实是，她“收藏”了徐志摩的这些日记，并且始终未让它们再见天日。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她的行为不免自私。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听说可能在林徽因死后，由她的家人销毁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对死者徐志摩的不负责任。 “八宝箱”风波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卞之琳称之为“一笔糊涂账”。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爸爸，张学良造反了！”（1）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热河失守劝张辞职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同时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 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为声援“热河保卫战”，平津沪各界社会名流、各团体联合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由张伯苓任主席，胡适也是其中一员。看胡适那一段时期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后援会”，了解战况，可见他对战事何等关切。 1933年3月2日 到东北热河后援会。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帐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胡适日记里提到的“汤玉麟”是热河驻军司令，属张学良部。大敌当前，汤玉麟无心征战，却忙于大量敛财，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汤军暴政虐民和腐败，作为直属上级，张学良自然难辞其咎，但他似乎又无可奈何。所以，胡适才会“建议”张学良杀或免了汤，以收复民心。在这里，胡适只将眼光放在汤玉麟的身上，却忽视了张学良才是最应负责的。丁在君所说人民将“账”记在张学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汤部的劣行，可管窥张学良东北军的无能，也就不难解释东北军在热河保卫战中溃不成军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适又到“后援会”，得知凌源也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