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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冲突-儒学与现代管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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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
怎么样?可以说是仁道了吗?”孔子答道:“哪里仅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
德了!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

既然现实中的管理者难以完全做到“安人”,那又为什么要将其树立为
管理的根本目标呢?这正反映了孔子的良苦用心。孔子的目的,正是要把“安
人”作为必须不断朝之努力的方向,对国家管理者予以激励与鞭策。同时,
孔子也正是以“安人”为基调,并与“正己”相合,把“正己安人”作为自
己治国学说的最终归结点。

孔子的“安人”思想对于儒家管理目标的设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孟
子的“仁政”目标,荀子的“王制”目标,以及《礼记》中的“大同”目标
等,无一不是以“安人”为其核心的。

“安人”,是“仁政”目标的内核。

孟子所设计的“仁政”目标,其时代背景,是在诸候争雄、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的战国中期。当时,从上到下,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社
会的安定。适应这一需要,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而推出“不忍人之政”,
其目的就在于“安人”。

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
安定?”孟子回答:“天下归于统一,就会安定。”梁惠王接着问:“谁能
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不嗜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其实,“不嗜好杀人”,只是对当时统治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孟子的“仁
政”学说,要求统治者“不忍人之心”出发,推行“不忍人之政”,其具体


内容,就是“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而归根
结底,也就是“安民”。孟子指出:“老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
那就是王道的开始”;“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
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
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一切政治
措施都从这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

内容,就是“保民”、“爱民”、“养民”、“教民”、“治民”,而归根
结底,也就是“安民”。孟子指出:“老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
那就是王道的开始”;“一般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
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尊敬我家里的长辈,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家
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一切政治
措施都从这原则出发,要统一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那么容易了。”

由此看来,孟子所有关于“仁政”目标的设计,包括他那著名的“五亩
之宅,百亩之田”的养民蓝图,全都是以“安人”为其内核的,正如孟子本
人所表明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

“安人”是“王制”目标的基点。

荀子的“王制”目标,是从统治者(“君王”)的角度制定的。他明确
认为,在“庶人安政”与“君子安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荀子论述道:驾车的马儿惊车,车上的人就坐不稳;被统治的老百姓惊惧政
事,在上位的统治者也坐不安。马儿惊车,就要使它安静下来;老百姓惊惧
政事,则要施之以恩惠。如果老百姓安于政事了,那么统治者的地位也就安
稳了。

在另一个地方,荀子又指出,如果统治者广用人才,那么追求名誉的人
就不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归附;统治者发展生产,那么追求利益的人就不
会前来攻打,而是前来投奔;统治者讲求礼义,那么抱有怨恨的人就不会前
来攻打,而是前来汇集。这样,国家就像地上的磐石那样安稳,像天上的星
宿那样长久。别人的国家都混乱,我们的国家却得到治理;别人的国家都倾
危,我们的国家却安定;别人的国家都衰败下来,我们就可以起来征服天下。
——在这里,“安民”、“安君”、“安国”三者连为一体。

尽管荀子的出发点是在于“安君”、“安国”,但其落脚点却还是在于
“安人”。他看到了“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安宁”乃人生的最大
幸福与快乐。因此,在荀子所设计的“王制”目标中,就多次呈现出这样的
图景:“四海之内亲如一家,近处的人不隐瞒自己的能力,远处的人不怨恨
自己的劳苦,不论多么偏僻边远的地方,都没有不愉快地服从王者的管理而
得到安乐”;“天地万物,无不尽其所美,致其所用,上用以装饰君子士大
夫,下用以养育平民老百姓,使之得到安乐”。——在这个“王道乐土”中,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近者尽心,远人归附,真是好一幅乐也融融的“安人”
图画!

“安人”是“大同”目标的主线。

“大同”目标为人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蓝图:在大道实行的时候,天下
是公有的,所选拔的是有贤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讲求的是信义,所修习的是


亲睦。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有所安排,
壮年人发挥用处,幼年人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
职业分工,女子有好的归宿。人们担心财货被丢弃在地上不用,而不是非要
据为己有;担心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非要为自己谋利。因此,没有
阴谋诡计,也没有盗贼动乱,各家的大门甚至不用关闭。——这就叫作“大
同”。

亲睦。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有所安排,
壮年人发挥用处,幼年人得到抚育,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
职业分工,女子有好的归宿。人们担心财货被丢弃在地上不用,而不是非要
据为己有;担心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非要为自己谋利。因此,没有
阴谋诡计,也没有盗贼动乱,各家的大门甚至不用关闭。——这就叫作“大
同”。

总之,孔子所倡导的“安人”理想,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根本目标。它就
像一根红线,贯串在上述各种具体目标的设计之中。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今天,人类已经走过了 
2O多个世纪,时代进步了,社
会变迁了,管理活动的种类也越来越复杂了。作为一种管理活动的根本目标,
孔子当年所提出的“安人”的理想,在今天是否还适用呢?换句话说,“安
人”的管理目标是否具有某种普遍性呢?

对此,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认为:由于时代的进步,“安人”的
具体内容当然不尽相同——或者是农业时代的安宁,或者工业时代的安定;
由于社会的变迁,“安人”的具体对象当然不尽相同不尽一致——或者是求
得国家组织之安,或者是求得企业组织之安;但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管理目
标,“安人”的理想永远不会消失,“安人”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就此而
言,“安人”目标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

即从现代工业社会来看,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其对于管理目标
的探讨中,就特别重视“人”的因素。他认为,企业的目标涉及到八个领域:
市场地位、创新、生产率、物质和财政货源、可赢利性、管理人员的绩效和
培养、工人的工作和态度、公众责任心。其中,前五个属于“物”的因素,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三个属于“人”的因素,却往往被某些管理者所忽
视。

德鲁克指出,企业目标的制定,决不能忽视后三个关于“人”的关键领
域。因为在他看来,“企业是人的群体,企业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人的群
体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信念之上,必须把人聚集在共同原则周围。不然的话,
企业就会瘫痪,不能够活动,不能够要求它的成员努力工作。”如果说,这
些涉及到人的因素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管理者就有责任用自己的行
动去把它变成实际的目标。

德鲁克强调指出,如果忽视这些关于人的因素的目标,就会造成企业的
无能,劳工的动乱,至少是损失工人的生产率,并且会由于不负责任的企业
行为而引起公众对于企业的抵制——换句话说,也就是引起企业成员和社会
公众的“不安”。因此,德鲁克在自己的“目标管理哲学”中,以主要的精
力论述了现代企业管理如何正确处理人的因素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德鲁克的管理目标论也是以“安人”为其基本内涵的。

台湾曾仕强先生,依据陈大齐先生关于“安宁为人生根本要求”的推定
(按:此一推定即“来自于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孟荀二子的启示”),
提出现代管理也应该以“安宁”为其最终目标。曾先生指出:“一般组织的
目标,无论其为法定的、机能的、技术的、盈利的、个人的,或公共的,由
于缺乏更高的最终目标,以资统领,所以常有不能协调甚至严重冲突的现


象。。假若在这些目标之上,悬一‘安宁’作为普遍而究竟的目标,则每项
目标力求达成之际,有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自然易于协调而趋于一致。”

象。。假若在这些目标之上,悬一‘安宁’作为普遍而究竟的目标,则每项
目标力求达成之际,有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自然易于协调而趋于一致。”

针对上述质疑,徐伟先生指出:

(1)工业社会造成不同的心态,乃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说农业社会的
心态全部改变,则显然言过其实。时代虽然改变。人生的根本要求并未变易,
即使工业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乃在安人。
(2)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讲求安人。工业社会安人的条件,既与农业社
会有所不同,就应该随着变换安人的方法,以求切合时宜。一成不变,不足
以获得安人的效果;因为安人的目的不变,而安人的方法,决不可以一成不
变。
(3)人安了,却竞争不过别人,这是不好的现象;但不理会安人,人更
不安,生产力就会因之更为降低,这势必更加竞争不过别人。竞争不过别人,
员工必定不安,管理者更加不安,怎能称为安人?所以不能消除竞争,不能
应付竞争,乃至不敢面对竞争,都不算安人。
(4)管理者应付千变万化的内外环境,确属不易。但如不知安人,或不
专心安人,岂非更增困难?事实上,管理者专心因应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压力,
即应以安人为其中心思想,也就是拿安人作为因应的衡量标准。因应的结果,
人更安,这才是上策;因应的结果,人更不安,那真是下策。管理者,时时
记住安人,才有妥善应付变化的可能。
(5)单一目标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有顾此失彼之虞。但是,安人这一最
高目标,却涵盖了人们通常所希望的所有具体目标。在“安人”这一最高层
次之下,尚可包含“进步”与“稳定”的第二层次,以及“绩效”、“利润”、
“使命”和“安全”的第三层次,乃至其他更加具体的层次。这些具体目标,
彼此在“安人”的大前提下,尽可以放心去追求,而无单一目标时所可能引
发的弊害。
如此看来,“安人”作为管理的根本目标,具有某种普遍性,它的基本
精神适用于不同时代(包括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不同组织形式(包括国
家组织、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企业组织等)的管理活动,反映着人类管理
活动的某些共性。正因为如此,“安人”的理想目标,才以其永恒魅力,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管理者去思索、去追求、去奋斗。


“治人”思想的现代阐释

“治人”思想的现代阐释

1、为工人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研制出一套科学方法,以代替过去单凭经
验的方法。

2、对工人科学地进行选择、培训与提高,而在过去,是由工人自己选择
工作并尽其所能来培训自己。

3、管理者诚心诚意地和工人合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能按照自己制定的
科学原则进行。

4、在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大致均等地进行分工和担负职责,管理部门
把一切由它们自己做比由工人做更为合适的工作都担负起来。

显然,这四条原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如果工业工程师能严格
地设计工作,管理部门能恰当地规定激励办法,并有一定的组织保证,那么,
生产率就可以达到最大的限度。这种思路既不考虑个人行为的差别,也不考
虑工作集团对于个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管理理论可以说是把
人的因素排除在外的。当然不是说它没有牵涉到人的因素,因为任何管理活
动和管理理论,离开人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早期管理理论确实忽视了对于
管理中人的因素的深入研究,忽视了个人与所属集团之间的关系,把工人仅
仅看成是单个的人,一种生产因素,一种工具。这显然是理论上的片面所致。
而美国心理学家梅奥(G。E。Mago)通过霍桑实验得到启发。霍桑实验本来是
依据科学管理的原理,测定物质工作条件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实际测定
的结果表明,在确定的前提下,真正影响生产效率的,并不是物质条件的变
化,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了梅奥的被称为“人际关系理论”的
新管理观。

第一,工人不是以金钱为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社
会人”,社会团体中的人际交往对于人的生产积极性有强烈影响。

第二,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工人的工作情绪即“士气”,而“士
气”则取决于工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在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以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后者是企业
成员在共同工作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有其特殊的感情和倾向,影响着其成
员的行为。

第四,管理者应该了解和诊断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情况、善于倾听和沟
通工人的意见,引导和激励工人,从而在企业的效率和工人的感情需求之间
取得平衡。

但是,人际关系理论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是过于偏重人的感情和社会因
素,而忽视了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当代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
(P。F。Drncker)指出:“关于‘什么是管理,管理干些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这样来回答:这是一个有着多个目的的机制,它管理企业,管理经
理人员,管理工人和工作。如果略去其中一项,我们就不会有管理,也不会
有企业和工业社会。”在承认管理多重机制的基础上,德鲁克特别强调“人”
的因素。他指出,人的资源,在企业具有的所有资源中,是最丰富、最有多
方面才能、最有潜力的资源。因此,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他的资源——
首先是人力资源——之中所蕴藏的一切力量挖掘和发挥出来,消除一切可能


存在的弱点,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组织。

存在的弱点,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组织。

中国儒家关于“管理就是对于人的管理”这一论点的论述,显然不及当
代管理学家论述得这么精细、深刻,但先哲们已经意识到人在管理中的决定
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足以为当代管理者提供启示。


“劳心”——管理就是运用心智的活动

“劳心”——管理就是运用心智的活动


管理是一种“劳心”的活动

管理是一种“劳心”的活动

在先秦儒家诸子中,孔子比较早地涉及到“君子劳心”的思想。据《论
语·子路》篇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受到孔子的斥责。孔子
说:“这个樊迟呀,真的是小人一个!统治者讲究礼节,老百姓就不敢不尊
敬;统治者做事合理,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讲求信用,老百姓就不
敢不说真话。如果这样做了,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着自己的孩子前来
投奔,哪里用得上统治者自己去种庄稼!”这里孔子所表述的,就是一种“君
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思想。在另一个地方,孔子把这种思想概括为“君子
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则在同许行之徒的辩论中,详尽论证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的命题。

许行是研究神农学说的,属于当时的农家学派。当时,孟子同许行及其
弟子陈相都住在滕国。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和陈相之间曾经就
管理分工问题,进行了下面一段饶有意味的对话:

有一次,陈相向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道:“滕国的国君确实是个贤明
的君主,尽管如此,也还算不上是真正懂得道理。真正的贤君要和人民一起
耕种,自己搞饭吃,还要替老百姓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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