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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
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由陈诚率领沿盱江，一边修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占领中心地区，彻底摧毁红军，扼杀中国革命。
4月2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博 古
军委主席 朱 德
总政治部代主任 顾作霖
人们从文末的署名中不难看出，由毛泽东、朱德亲手缔造的所谓“朱毛红军”的决策层里，已不见了“毛泽东”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正当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并进而总结出一整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强有力的挑战。
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故乡苏联受过系统理论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了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张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又全面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留过洋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得更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
他们一到苏区，就指责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因而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他们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样，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失去党、军要职的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呢？
他从宁都来到福建汀州养病。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
“毛泽东，恭喜！恭喜！”傅院长满脸笑容对毛泽东说道。
毛泽东莫名其妙，不知喜从何来。
原来是毛泽东“喜得贵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1929年生下一女孩。因当时红军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准备日后再来接孩子。
可是，后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再去这家领孩子时，孩子已夭折了。
1932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14天前生下一男孩，这对曾失去过亲骨肉的毛泽东夫妇来说，当然是“一喜”。
见到妻子和儿子，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亲自给小名叫“小毛”的儿子取了个大名，叫“毛岸红”。“岸”是与岸英、岸青、岸龙排在一辈的“岸”；“红”则意味着生在红区，长大要当红军。可惜毛泽东的这个儿子在红军长征后又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革命胜利后再也没有找到。
毛泽东被傅连暲安排在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的“老古井”住下。傅连暲仔细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并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在福音医院里，毛泽东还结识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在医院的毛泽东，心里却仍时时惦记着前线，关心着红军的命运。罗明一直敬仰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可是过去却没有直接聆听毛泽东教导的机会。现在是天赐良机，两人便攀谈起来，而且谈得非常投机。
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茅塞顿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出院，回闽西召开省委会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些报告竟招来了横祸！
刚刚走马上任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因为在《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段话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其他领袖的前头。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由于崇拜毛泽东、推行毛泽东的主张，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被整整斗了三天三夜。
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展开。福建省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1934年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闭幕后，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博古拍手称快说：“老毛（泽东）变成了加里宁了，哈哈！”
毛泽东在倍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力所能及地做好地方工作。
第一章 走入低谷“朱毛红军”不见了毛泽东（二）
1933年2月，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从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
所谓“查田运动”，即是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的运动。
1933年3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随后在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
6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重要文章，并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
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一项工作。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前线，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然而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秋天，蒋介石在德、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四次“围剿”均遭失败的蒋介石急红了眼，这次他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其消灭根据地红军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他的王牌就是让一年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总指挥。
李德认为，对付蒋介石的新战法，红军过去反“围剿”的方式已不适用。他狂妄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坚决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反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主张打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阵地战，因而使红军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远离前线的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围剿”，并支援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以致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广昌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眼下，广昌城里到处刷着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下令非夺广昌不可，中共“左”倾领导下令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并请来67岁高龄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坐镇指挥。这位一级上将曾因引用希特勒的“名言”——“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的新战术——“堡垒政策”即出于此人之手。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夸下海口：“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两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博古设立临时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但实际上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决定一切，指挥坚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三、九军团九个师的兵力，继续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
可是赛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而李德的碉堡却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毛泽东远在后方，虽心急如焚，却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那天一大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便雨点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红军的“土堡垒”哪经得起炸，顷刻被夷为平地。
炸得差不多以后，国民党军队便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大片大片地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接济不上，打得十分艰苦。
4月27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从上午8—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红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突击出去。……
面对红军的惨败，彭德怀再也憋不住了，当面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甚至“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一直趾高气扬，头一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广昌的败局使他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5500多人，但仍以失败告终。而国民党军队借助坚固的堡垒和飞机、大炮，伤亡不到红军的一半。
广昌的失守，使中央根据地北面的门户洞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逐渐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他认为，湖南中部一带，敌人还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湘中敌人的力量也比较空虚；如果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在江西的敌人将回援湖南，这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
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已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也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推向最后失败的困境。
第一章 走入低谷“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个中国革命历史上难忘的日子。
武夷山麓的红都瑞金，红军总部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所在地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人们的神情显得焦急、沉闷，个个来去匆匆。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正整装待发，准备向新的目的地转移。
这是多么令人难分难离的土地！这是多少烈士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此刻，巍峨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庄严的中央大礼堂，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离愁别绪……
瑞金，四年前就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几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赤卫队、儿童团，支援革命战争，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它的全盛时期发展到包括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30余县境，人口达到250多万人；苏区的红军也发展到拥有五个主力军团和若干独立师共约10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