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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褚宄龇ⅲ酝荚诤炀酱锫ι焦刂敖浣刈 ４笤�11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这是同时间赛跑。彭德怀率领英勇的红军战士，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取得长征中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迅速被红军打垮。当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了关口，后敌人又进行反扑，战斗几经反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终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四个团敌军大部歼灭。27日，敌残余部队沿川黔路逃往遵义城。
攻下娄山关，再取遵义已如探囊取物。2月27日下午，红军威逼遵义城，黄昏时已控制了新城。又经一夜激战，红军于2月28日凌晨占领了遵义。
遵义之役，红军按着毛泽东的部署，从扎西挥戈东指以来，首克桐梓，再越娄山，重占遵义，充分施展了运动战的优势，由西向东，从北到南，横扫550余公里。乌江北岸，战火纷飞，规模宏大，场面壮观，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头一回所见。红军以三万之众，雷霆万钧之势，一路摧枯拉朽，击溃与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近3000人，活捉敌团长一人，击伤敌旅长、团长三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红军的战斗气势，使敌人目瞪口呆。
同样面临强敌，却打出完全相反的结果，鉴于湘江之战与遵义战役的巨大反差，红军指战员受到莫大的鼓舞，毛泽东也因此声誉鹊起，如日中天。
过了娄山关，毛泽东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写下长征以来第一首千古绝唱的词章：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一扫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心头的沉闷情绪，表达了毛泽东从青杠坡战役阴影中走出后的悲怆、豪放心情。
是的，毛泽东完全有理由舒展一下紧绷的思绪，借景抒情，倾吐一下内心的远大抱负。遵义会议以来一个多月，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如坠入云里雾里，摸不清我军行动方向。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我军处处主动，生龙活虎，进退游刃。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用兵出神入化，胆略超群，他从井冈山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指挥艺术，此时趋于成熟。
放弃进攻打鼓新场，棋胜一筹
就在红军欢呼雀跃之时，蒋介石却气急败坏，哀叹遵义战役失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为雪此耻，他亲自飞到重庆“督师”，要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决一雌雄。他以战场指挥官自任，于3月3日发出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这样一来，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万红军，将直接面对蒋介石统帅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周密策划“围剿”红军的新的部署：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防红军东进与萧克、贺龙之红二、六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于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河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红军北上。从地图上看，围绕遵义东西南北画了一个大圆圈，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红军。
蒋介石还祭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碉堡政策，命令各军“最好每里一碉”，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采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全歼。
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图谋，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中央军出动，力图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阻击北面进攻之敌，并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集中红一、三军团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从战争的实践中更加相信、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与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所以当红军二进遵义时，他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朱德（主席）和周恩来、王稼祥（副主席）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一新的建制与任命，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不过整个军事领导的体制依然保留，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就任前敌司令员的朱德和就任前敌政委的毛泽东，决定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但由于敌人固守在工事里不肯出来，红军未能与之交战，于是军委决定主力部队至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迎敌。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田，再移至苟坝。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苟坝。
苟坝，这个外形像睡葫芦似的不知名的小田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这里，毛泽东刚刚担任前敌政委一周就被免掉。可不到一天时间，又出任了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实际上登上了帅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红军领袖们在苟坝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第四章 得意之笔回师遵义，胆略超群（三）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这份电报同毛泽东商量，表达了他与多数军委委员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以扫清西进道路的意见。
不料，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根据他对敌情的了解，认为黔军、滇军正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那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因此，绝不能鸡蛋碰石头，白白去送死。
于是，军委开会研究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者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他又孤立了。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了。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为难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怎么拍板？为了避免以前的负责人主观专断而引起非议，他建议交付军委会议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林聂电报的建议，同时也就把毛泽东刚上任一个多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表决掉了。会后，毛泽东的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倒不是因为失去重要职务而沮丧，而是为红军的前途担忧。因为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最终他不再犹豫，披上衣服，提上马灯，决定再找周恩来去做工作。
“砰！砰！砰！”他叩响了周恩来的房门。恰巧周恩来也没睡，他正在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见是毛泽东进来，周恩来先是一怔，赶紧让坐。
毛泽东不等坐下，便急切地说：“恩来，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敌情严重，不打为妙。”
周恩来说：“主席，你说得很对。你看的几份电报我刚才也看了，黔军、滇军都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还可能受到中央军周浑元部和川军的侧背夹击，这一仗弊多利少、凶多吉少，打不打是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紧张不安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说：“命令先别写，赶紧召集军委会议，根据敌情重新研究，说服大家。”
第二天早上军委又开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主张。3月11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棋高一着，力排众议，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办，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为了杜绝类似情况，毛泽东建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以便集中指挥。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决定重大军事行动，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不熟悉，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为成员的中央新“三人团”，便于作出决断。所以，3月12日张闻天就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职权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可以说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张闻天到延安后，对他夫人刘英提起过这段经历，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泽东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后，周恩来的权力得到削弱。对于这种权力变化，周恩来是怎么想的呢？会后他跟毛泽东走在田间小径上，心悦诚服地说：“这就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和王稼祥给以充分重视，经三人讨论后形成决定，然后下令加以实施。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往往能使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周恩来总是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毛泽东做好每次战斗的组织和布置工作。
担任过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曾说过：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再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部队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特别好，年轻人都熬不过他。周恩来对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自己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师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熟知敌我双方，他就能让我军各个部队发挥各自的专长。
对于周恩来辅佐毛泽东执掌“帅”位的这种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过一段恰当的描述：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1976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
正是毛、周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第四章 得意之笔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一）
黔北的3月，春色盎然，景色迷人。但是红军战士顾不上欣赏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而是急速向西南方向前进，以期调动敌人，寻找有利战机，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的枢纽。
3月14日，主力红军移师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进攻据守在那里的周浑元纵队，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以扭转整个局势。
3月15日15时，战斗展开以后，敌我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第九十六师、第五师两个师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工事，顽固抵抗，红军进展艰难。战斗中敌第十三师六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毛泽东头脑冷静，当看到再打下去将是赔本生意时，立即决定退出战斗，部队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坛厂、小河地域，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然后四渡赤水折返贵州，直插云南，彻底甩掉敌人。
茅台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四千居民，拥挤不堪地住在赤水河畔附近的陡岸上。街道拥挤狭窄，遍地泥泞，两边参差不齐地排列着用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筑成的房屋。小村的上空永远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酸味。这就是著名的茅台酒的制作地。
3月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在这里，毛泽东和红军干部战士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随即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敌人立刻发现了这一情况，派出飞机进行骚扰。一枚炸弹击中了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周恩来隐蔽一下，被他拒绝了。
红军一过河，毛泽东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一个团向北行军到达四川的古蔺县。该团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作出一种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红军的大佯动，果然吸引了蒋介石的目光。3月20日晚，他发出“筑碉‘阻剿’共军”的电令，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统统奔集川南，合力“进剿”。蒋介石兴奋地说：“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的部队遍筑碉堡、紧张部署围歼红军兵力的时候，蒋介石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又突然率部于3月21日晚，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就使蒋介石在川南的部队扑了个空，敌人专门为红军准备的碉堡群也成了一堆废石土。国军哀叹：共军“现复向东西窜，……是否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不得而知”。
遵义会议上，曾有人讥笑毛泽东不过是读了点《孙子兵法》而已。而现在毛泽东恰恰是运用中国古代兵法中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等战术，把红军从蒋介石设置的包围圈中解救出来。
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突然给红九军团下令，要他们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上大红标语，放烟火扮炊烟，佯装红军主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红九军团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制造假相、以假乱真、机动作战，达到迷惑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