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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红九军团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制造假相、以假乱真、机动作战，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3月31日晚，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中央红军主力分别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岩等渡口架设浮桥，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的主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这为实现红军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的战略创造了条件。但是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当前主要的障碍是据守在云南、贵州边境一带的云南军阀部队。所以毛泽东说：“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略。
南渡乌江后，毛泽东将红一、三军团分开，让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扬言要打贵阳。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在贵阳城外摆开阵势，把通往贵阳方向警戒起来，而红军主力却从离城20公里的地方往西南行进。
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先头部队则占领扎佐，逼近贵阳。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督战，由于主力被调往乌江以北“围剿”红军，因而贵阳兵力空虚，只有第九十九师四个团，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得知红军的行动后，十分恐慌。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备情况不妙时逃离贵阳。
毛泽东的“诈兵”术获得成功。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东渡清水江，并在清水江上架桥，装作渡江东进湖南的姿态。蒋介石又一次上当，急调湘、桂等省军阀部队开往石阡、余庆、平越等地，防止红军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其实，中央红军既不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去湖南，而是要“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向东去。果然，毛泽东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动了，云南军阀的主力部队已由滇黔边往黔东开调，红军西去云南的道路已无重兵阻拦。当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时，红军却从贵阳至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部队一过湘黔公路，如同插上了翅膀，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行进，连克数县，渡过北盘江，尔后进入云南境内。4月23日红军进入平彝县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上当！”，但悔之已晚。当他重新部署兵力，命令薛岳亲率周浑元、吴奇伟、孙渡、李韫珩各部及黔军尾追红军时，已落后红军数日行程。敌军叫苦不迭：“共军转个弯，我们腿跑断。”
兵不厌诈。毛泽东在导演了一出佯攻贵阳的好戏后，接着又着手编织“威逼昆明”的新戏。
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毛泽东的战术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因为红军有时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甚至连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毛泽东指挥作战似乎无一定章法，全凭心血来潮。
事实上，这正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之所在，在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的军事行动背后，掩藏着一个十分清晰、明确的战略意图，即“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
第四章 得意之笔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二）
进入云南以来，为了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继续施行他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他要红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留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的滇黔边继续牵制敌人。他要让蒋介石再上一次当，以为红军将取昆明。
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奉命佯攻昆明，在昆明附近大造舆论，到处张贴标语：“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先头部队一直抵达离昆明仅15多公里的地方。龙云急电令孙渡返回昆明，请求薛岳援助，并部署滇军严密防守。毛泽东让敌军调往昆明守城的目的已达到。
就在佯攻昆明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然分两路直扑金沙江。
甩掉了追敌的红军向金沙江畔前进，急需云南地图。参谋部只有一份比例尺太小的云南省地图，上面的地点路线都不详不准，以致老走弯路，找不准金沙江渡口的位置。
没料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4月27日，军委纵队沿曲靖公路前进，从昆明方向有3辆军车急驰而来。周恩来命令部队就地准备战斗。车上的人发现情况不妙，后面两辆车掉头跑了，前面的车正想掉头，周恩来一声命令：“冲！”战士们蜂拥而上，俘虏了押车副官。经审问得知，这是龙云专为薛岳送军用地图的车。
这真是雪中送炭。二十多份云南省地图，1000包又400瓶白药，成了龙云送给红军的“礼品”。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当晚，这些地图就被作战参谋用红铅笔标出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最近的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
4月28日，为确定党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陈云、王稼祥、刘伯承、李富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在作战科办公室开会，讨论如何部署军队、抢渡金沙江以及北上四川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三条意见：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急速前进，因而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从进入云南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红一方面军北上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乘沿江敌军兵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地抢渡金沙江。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红一军团为左路纵队，抢占龙街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纵队，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路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前锋，抢占皎平渡口。红五军团作后卫，诱惑敌人，使其以为我军仍要进攻昆明。红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选择渡江地点，过江后与主力部队会合。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是长江的上游。江水从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间奔流而下，波涛汹涌。金沙江江底流沙聚集，盛产黄金，江面受阳光照射，金光灿灿，熠熠生辉。金沙江两岸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
当红军抵达指定渡口后，发现因地势、水及敌机轰炸袭扰等原因，在龙街与洪门渡口都无法渡江，于是全军都集中到皎平渡口。
蒋介石获悉红军的行踪后，5月3日，急令已到团街附近的万耀煌第十三师，全力向皎平渡口尾追，保持火力接触，不让红军摆脱，以待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增援。但第十三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非嫡系，万与蒋有矛盾，深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畏缩不前，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蒋介石谎报前进方向尚未发现共军行迹，并命令部队后撤，脱离与红军接触。
毛泽东得知万耀煌的动向后，高兴地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让后人写段故事吧！”
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全部从皎平渡口过江，充分利用蒋、万的矛盾，提前了两三天时间。当万耀煌的部队追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不见了踪影。望着波涛汹涌、浩荡东去的金沙江，敌人只能哀叹又一次败在红军的手里。
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红军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编了一个叫《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从艰难危急中走向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红军几千里，却一无所得，只是在金沙江边拾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而已！
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也就结束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以三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红军迂回曲折，大步进退，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困疲敌人，歼灭敌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入滇，巧渡金沙，示形于东而击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从而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就连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直到巧渡金沙江，紧紧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确实高明。毛泽东也曾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统帅全军后，没有辜负遵义会议和广大红军将士的重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四章 得意之笔会理会议泛起的小风波（一）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统帅生涯中的最得意之笔，而这“得意之笔”的主要特征就是声东击西。
在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对“声东击西”谋略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要声东击西，就要“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就要全军走得快，动得勤。毛泽东曾告诫红军指战员，“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强调的就是一个“走”字。
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红军的“走”完全靠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单是这样走就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更不要说还要走走停停，不时投入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了。然而，对红军战士来说，走比打更苦，他们宁愿多打而不愿多走。
走得多了牢骚话自然就出来了，战士们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知道上级为什么要他们天天走路，与敌人兜圈子：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都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能受伤！”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什么前方后方，前方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
“老打圈子不打仗，还不把人累死憋死！”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杨尚昆后来对四渡赤水时部队的情绪曾作了这样的描述：“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那时不像现在，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在四渡赤水的转圈圈途中，疲劳、疾病、饥寒成为部队减员的三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战斗减员。“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争论的焦点。
不满情绪不但在战士中，在上层领导中也激烈地表现出来。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不久，了解到部队的情绪，他将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综合在一起，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份电报，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还给周、毛、王新“三人团”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指战员中的牢骚，领导层中程度和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在聂荣臻的回忆中被描述为“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股不大不小的“风潮”、“余波”，很是恼火，也深感委屈。
四渡赤水，东奔西突，南转北进，毛泽东也是靠两条腿走路，也跟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他又何尝不苦呢？
行军跋涉，时常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要说烧水洗澡洗头了。经常不洗澡不洗头，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为了不让虱子在头上肆虐，红军战士不管是男是女都剃成了短发，唯独毛泽东不肯剃头，头发越留越长，变成了披肩发。
接替邓小平当了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总想有机会给毛泽东洗一洗那长满虱子的头，理掉他的长发，但毛泽东总是大摇其头，固执地说：“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白发三千尺，我也不理。”
毛泽东就是这样忍受着行军的疲劳、虱子的煎熬，日夜思考部署四渡赤水战役的，而且，不打胜仗绝不理发，他能不苦吗？
此外，毛泽东还经历了骨肉亲情遭受不幸的痛苦。他妻子贺子珍一直挺着大肚子行走，分娩后坠地的孩子连爸爸都没见过，就被送给了老乡；刚从分娩寄女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贺子珍，不幸又被飞机轰炸成重伤。
在领导层中，毛泽东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和牺牲，他付出那么多又为的是什么呢？他率领疲惫不堪的红军转战川滇黔边界，煞费苦心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却不被一些同志所理解，反而受到指责和怀疑，甚至怀疑他的指挥是否合适，他能不窝火和恼怒吗？
就在这时，林彪给“总负责”张闻天写信，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更是雪上加霜，毛泽东下决心开个会统一认识。
红军渡过金沙江，击溃狮子山的一部川军，经过通安、富乐、彰冠等地，进入会理地区。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洛甫、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四章 得意之笔会理会议泛起的小风波（二）
会理城是一座古城，300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7天，都未攻破。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但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于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李德列席了会议。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报告。张闻天的报告大纲是会前同毛、王商量的。他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几渡赤水，他说：“像这样迂回前进，有没有必要呢？我看大有必要，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如此嘛。不从实际出发，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可是现在，有人对迂回前进多跑一点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总书记写信，要求改变指挥，这是一种动摇，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动。大敌当前，我们的干部说什么都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毛泽东在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说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周恩来支持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