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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到遵义前他已靠边站了，但顾问的头衔尚未正式撤销，一开会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了。
博古住进四合院后，开始整理自己纷乱芜杂的思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他已听到部队对他的指挥议论纷纷。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军事部署基本上摆脱了李德与自己的设想。但是前一段军情紧急，来不及对重大军事部署进行充分讨论。进遵义后，部队得到暂时的休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与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一致要求开会统一思想，总结前一段的教训，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要坚持不开会恐怕不可能了……
正举棋不定，周恩来来到他的住所，进一步向他申述了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开会的决议，而且告诉他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都要求召开会议，周恩来本人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终于同意召开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俩明确了分工：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夜深人静时，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室，打开桌上的铜墨盒，开始握笔沉思，精心推敲他的副报告。他深知这杆笔的份量，时停时写，写了改，改了又写，一连写了几个通宵。正是这份凝聚周恩来智慧和心血的报告，在遵义会议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与周恩来一样繁忙的是毛泽东。他最先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由此导致红军进军方向的转变，才有今天呆在遵义城内“坐而论道”的局面。他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会议达到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摆脱革命危机的目的。
贺子珍后来回忆说：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他忙什么呢？当然是忙着准备会议的“重型炮弹”。他把制作炮弹的工作分给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自己。
毛泽东先迈进了张闻天的住室。张闻天正伏在一扇宽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的窗子下写日记。
毛泽东拉过一把红漆木椅坐下，稍致问候便开门见山地说；“进了遵义，形势好像对我们有利。遵义民众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热烈地欢迎我们入城。自离开根据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遵义是风水宝地啊，我们应该从容不迫地开个会，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啦。”
张闻天随声附和道：“对呀！过去的一些是是非非，到了澄清的时候了。润之，你该在会上痛痛快快地讲讲了。”
毛泽东诚恳地说：“思美，你是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言喽。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张闻天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大懂军事，怕写不好。老毛，还是由你准备，你懂军事，亲自带兵打过仗。”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我们商量一下，你执笔。你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
张闻天推了推鼻梁上下滑的眼镜，两手一摊说，“我只好临危受命，担此重担喽！”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张闻天，说：“突围出来，我一路上找过一些指挥员谈话，搜集了不少材料，很有用处。这些火线上闯出来的指挥员，最有发言权。你写报告提纲，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递给张闻天的这个小本子，无疑是射向“左”倾军事路线的一发发炮弹。
从张闻天处出来，毛泽东又去找王稼祥。他把由张闻天执笔写报告提纲的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是赞同说：“行，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在党内的地位比我们都重要，由他作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不过，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能说到点子上。”
毛泽东慨然应允：“会上我还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
王稼祥点点头说：“那自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辞别了王稼祥，毛泽东迈着轻松的步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他感到如释重负，只等会上交锋了。毛泽东历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即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也一样。结束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这一仗，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预备役的铺垫，已到了要么不打，打则必胜的地步。
当然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意见完全一致了，个别委员也在忙着进行逆向运动。
少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看了博古未写完的报告连连摇头，说：“过头了，过头了，博古同志，你的检讨过头了，中央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嘛！”他一个劲儿地为博古推卸责任。倒是博古自己觉得无论如何也要作点检讨，否则过不了关。凯丰强烈反对说：“只怕作一点检讨也难交待，这几天我也找人做工作，聂荣臻我就跟他谈过几次，希望把他争取过来支持你，可他顽固极了，跟老毛一个腔调。”
然而，召开遵义会议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关于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机问题，吴黎平曾在遵义会议后问过毛泽东：“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还对伍修权说过：“这个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不过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上的成熟。党内的路线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会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走入歧途，但是如果党内斗争的结果不是增进党内的团结，而是引起党的分裂，使弱小的革命力量被敌人消灭，这就失去了党内斗争的意义。毛泽东正是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选准遵义会议这一恰当时机，成功地拨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第三章 历史转折博古推卸责任，周恩来自我批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这是决定中国革命今后命运的重要时刻。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黎平会议后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楼房的二层楼东房里举行。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二十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墙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立着两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屋里生了一个大火盆，使人感到暖融融的。朱德、刘伯承走进了会场，紧跟着周恩来也走进会场，博古、李德、伍修权边走边聊进入会场。博古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拉了一把椅子在过道口一侧走廊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步入会场，在朱德身边坐下，其他与会人员也相继落座。王稼祥当时还带着伤，是用担架抬来的，坐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张藤椅上。
由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多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是一次群龙共聚、竞相图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每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这也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百川归于大海、众将推出统帅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讨论失败”和“改变领导”两项内容。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在路线问题上和军事上犯有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所以心情十分复杂，矛盾重重，处境尴尬。
27岁的博古从一只黑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推敲了多遍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往鼻梁上方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说：现在宣布开会。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
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随即分析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来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力，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总之，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这些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很少提及，对导致失败的主观因素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生怕否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军事上的正确性，因此在发言中对某些议论还给予了必要的回击。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抽烟。
到会的同志认真听着博古的报告，脸上不时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毛泽东掏出一大叠毛边纸拿笔不停地往上记，一会就记了好几页。坐在角落里作正式记录的邓小平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疾书，陈云也忙着作记录。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博古的发言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责任这本是意料之中。周恩来会是什么态度？作为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他会不会也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辩护？人们带着期待的目光把视线移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发言，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给长征初期带来了极大负担的问题，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坦然自若，语调平和，既不责怪其他人，也不为自己辩解，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他最后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然后便稳稳地坐下。
听了博古和周恩来不同态度的两个发言，与会者深有感触：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却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负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两者对比反差多么大呀！这恰恰反映了博古与周恩来当时思想水平和政治修养的差距。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聪明、用功，在苏联的四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里学习过，英文讲得也不错。1930年5月，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担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随后不久便担任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负总责。这个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深深地陷进“左”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10年后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
“在这个会议上（指遵义会议——本书作者注），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可惜遵义会议时博古对错误的认识与10年后相去甚远，因而，此时他不得不面临交出最高权力的局面。
周恩来的副报告扭转了会场形势，是“毛、张、王”和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期待的，只有李德、博古、凯丰（何克全）听得直皱眉头。李德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看来，会议一开始火药味就够浓的，持相反观点的两军各自摆开阵势，准备大干一场。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语出惊人，毛泽东发射重炮（一）
主报告、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会发言。毛泽东最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直不苟言笑的张闻天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胸有成竹地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上纲上线。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报告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相当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共六届五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