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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说：“现在我们的经费也抓襟见肘，又如何支付一笔昂贵的行刺经费呢。”汪精卫将拳头在桌上重重一捣道：“如果为了砍掉那颗专与革命为敌的头颅，我们就是少开几个月军饷又有何妨？如果我们一时无法筹集到这笔开支，那么，我情愿自己解囊，也要满足王亚樵的所用之需！”
孙科那时也对蒋恨之入骨。他立刻赞成汪精卫的主张，决计慨然捐款，说：“好，既然杀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索性就由我们这些人来慷慨解囊吧，不愁凑不齐那20万元经费！”
不久，由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各路大员筹集的行刺经费20余万，已准备齐全。孙科和汪精卫商议后，决定派一位名叫刘行太的亲信，秘密携带装有巨款的箱子，悄悄从广东乘火车，再经香港搭船来到了上海。
“王先生，这可是广东西南派将领们倾尽全力集来的行动经费，足可见汪先生和孙先生对您的重视啊！”当刘行太秘密来到法租界浦柏路王宅，将装满钞票的箱子摆在王亚樵面前的时候，正是王亚樵暗中策划刺蒋最紧张的时期。他见了刘行太送来的大笔钱款，当即表示拒绝说：“汪先生和孙先生也太是小瞧我王九光了，他们以为我王九光是为等他们的经费才迟迟不肯下手吗？其实不然，自从李少川委托我办这事以来，眨眼一个月过去了。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在这里已经密秘开了多次会议了？只要是我王亚樵想干的事情，就是一分钱经费也没有，我也会冒险去做的。否则，如果你们让我杀的人是正义君子，你们广东方面就是出百万元经费，我王某人也是绝不会干的。”
刘行太苦苦相劝：“从前都说你王亚樵为人仗义，现在我亲眼见了，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既然王先生和我们革命党人一样仇恨蒋某人，那么，又为何拒绝这笔行动经费呢？因为这笔经费也是你们行动中必不可少的。如果王先生拒绝接收，岂不冷了广东那些爱国志士的心吗？”
“也好。”王亚樵见刘行太说得忠恳，又听说在广东盼望他早日行动的国民党人，对他们斧头帮寄予厚望，王亚樵最后还是收了这笔款子。
5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古城南京下起了霏霏细雨。
就在这天傍晚，一艘从上海开来的客轮徐徐驶进了浦口码头。当时小雨下得浙浙沥沥，整个古城都笼罩在一片浓黑的雨云之下。从客轮上走下的旅客中间，有位披着黄色雨衣的青年人，他生得文质彬彬，鼻梁上一架黑边眼镜后藏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他就是从东北逃到南方后，在上海淞沪抗战期间投靠王亚樵“铁血锄奸团”的孙凤鸣。此时他站在细雨蒙蒙的码头上，透过如烟似雾的雨幕，凝望着远方雨雾后的巍峨钟山，他来到南京，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冲动。他脑际里现在还响着王亚樵的叮嘱：“凤鸣，现在我们正做着日后将载入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希望你到南京以后，尽快把蒋某人的行踪情况搞清，争取我们尽快行动。”
“凤鸣，我在这里已经等你多时了。”孙凤鸣正在雨幕中左右环顾，忽听有人喊他。急忙回头一看，发现一辆小汽车已从泥泞小路上驶过来了，从车里钻出一位身材窕窈的女人来，她就是新婚的妻子崔正瑶。她身后又走出个男人，他认出正是在王亚樵派往南京监视蒋介石行迹的军人余立奎。
孙风鸣和崔正瑶也不多说，就拉着她的手急忙钻进汽车，一路上他不敢和坐在身边的妻子叙离别之苦，只和余立奎悄悄谈着王亚樵来时对他的指令。孙凤鸣告诉余立奎，自从进入五月以来，王亚樵等人一直在上海加紧刺蒋行动，现在已到了最后行动关头。孙凤鸣记得早从四月上旬开始，他就随在金陵大学领导学联斗争的华克之，从南京密秘前往上海浦柏路王亚樵的小楼，参与了王亚樵领导的“铁血暗杀团”。那是一个民间的抗日团体，孙凤鸣在“暗杀团”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者。这些从大多是王亚樵手下的斧头帮成员，但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孙凤鸣发现，王亚樵并不像从前民间传说的那样浑身匪气，他感到王亚樵非但不是谈虎色变的杀人魔王，而且还是颇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文人。王亚樵虽多次在安徽和南京、上海制造惊天动地的血案，甚至亲自动手行刺杀人。可是，当孙凤鸣与他接触的时候，才发现这杀人如麻的大亨，原来很富有人情味。有一天，他和王亚樵去“老正兴菜馆”吃饭，席间听他谈了许多与杀人无关的趣事。特别是谈起江南的风土人情来，王亚樵真可谓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让当兵出身的孙凤鸣甚至感到王亚樵是位和霭的长者。
自从他经华克之引荐结识王亚樵以后，孙凤鸣才知道王亚樵和他的斧头帮，决不是一伙无恶不作的暗杀伙团，实则是一些爱国志士组成的团体。王亚樵每次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人手里得到可观的经费后，他从来不肯独吞，而是都慨然分给他们这些锄奸团的弟兄们。逢年遇节王亚樵还给他们这些投身抗日的青年们，特殊支付一笔生活用费。所以孙凤鸣发现虽然国难当头，但在上海却找到了一个让他情愿为之献身的进步暗杀组织。当然，最让孙凤鸣兴奋的是今年春天，华克之对他布置一个重要的任务：“凤鸣，王先生可能要对蒋介石采取重大行动了。你敢参加吗？”
“他真想刺杀独夫民贼吗？敢，我为什么不敢？”
“王先生已经下定决心了。”
“太好了，如果王亚樵真能附近掉这个卖国贼，我就是为此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呀！”
那时，孙凤鸣浑身漾溢着激动的青春热血。从小就向往革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充满热情的进步青年孙凤鸣，早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充满深深的憎恨。也许正因为对蒋介石这种发自内心的憎恨，所以当孙凤鸣从华克之口中得知王亚樵正密谋策划行刺蒋介石的非常行动时，他浑身的热血沸腾了。
进入四月，孙凤鸣和华克之几乎每天都去浦柏路王宅。那里集聚着20多位爱国志士，他们当中还有象陈惘之这样的共产党人。由于时代的变迁，王亚樵身边集聚的暗杀组织，不仅是当年对陈调元行刺的斧头帮了。孙凤鸣在王亚樵的家里结识的爱国青年中，有郑抱真、余立奎、龚春浦、贺光坡、郑绍成、刘文成、郑海龙、谢文达等等。这些人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充满至深感情，而对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义愤不已。孙凤鸣正是感到这种同仇敌忾的爱国抗日精神，才是他们自发集结在王亚樵身边的感情基础。
“现在我们马上要把行刺计划变成行动了，而且我要求大家越快越好，”王亚樵每天夜里都在家里召开密秘会议。他在桌上铺开一张南京地图，孙凤鸣发现在总统府至蒋介石黄浦路官邸的路线上，王亚樵已用红铅笔勾划出几条红线了，显而易见那是对蒋行动方案的明确体现。
“现在我们的行刺计划，无非有两条路。一条是在南京将蒋杀死；第二条是在蒋外出南昌或庐山的半路上，将他的专车炸毁，然后再采取突袭的办法，对蒋突然下手。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办法。据余立奎在南京的据点近一个月的观察，蒋介石始终深居简出，极难找到行刺的机会。他出行的路线只在南京和庐山之间。我们只能把刺蒋的行动定在这一区域里！”说这话的是奉王亚樵之命在南京监视蒋介石行迹的国民党军人余立奎。这个早在行刺陈调元时起就追随王亚樵的杀手，把他在南京密秘监视蒋介石出行的情况，向王亚樵和与会者作了详细介绍。
“可是如果在南京对蒋下手，也决一件易事呀。”华克之也是刺蒋行动中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多年在南京搞学运，养成了沉着老练的性格。在听取大家对刺蒋方案的多次讨论后，已在他头脑中形成一个印象：蒋介石对自己随时可能会遭到暗杀，早就有所提防。华克之说：“最明显的不利因素，是蒋介石把侍从室的警卫人员扩大了一倍，这些侍从几乎每天寸步不离蒋的身边。只要蒋介石走出黄浦路官邸，那个长长的车队就尾随而来。让人不好下手的是，蒋介石的车队有大小轿车12辆，你不可能知道蒋每天坐在哪一辆车里。而且只要我们埋伏的杀手刚刚接近他的车队，汽车里的侍从们就会马上以手里的德国短枪和步枪，组成一道道密集的火网。而我们是没有如此强大的火力，可以击败那些训练有素的侍从人员。”
余立奎也补充说：“至于在蒋的官邸里下手，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亲自去那座大院观察了多次，别说从大门进去，就是墙边也无法接近。里面的布局更是不可能知道，即便我们能够进得去，也不能顺利找到蒋的住处。因为那样肯定会落在侍从室的监视罗网之中。所以，在南京行动，只有当蒋将要离开南京，到外地巡视的时候，在明故宫机场，是个有空子可钻的薄弱环节。”
“好吧，立奎。你现在就去南京，先在明故宫机场附近租一所房子，届时准备行动使用。”最后，王亚樵批准了众人一致认同的方案，利用蒋介石离开南京之时，在明故宫机场突然向随员不多的蒋氏座车开火。
现在，孙凤鸣就是带着王亚樵的密令，从上海亲自来南京的。他和余立奎来到明故宫附近那所租用的民宅后，孙凤鸣发现这幢日本式小灰楼内，原来早已埋伏着七八个杀手，都是余立奎在南京组成的行动力量。他们当中有宣济民、王干庭和牛安如等斧头帮早期暗杀成员，同时也有王亚樵在上海新发展的力量，如郑绍成和贺光坡等。
“这是行动经费和枪械。”孙凤鸣将沉甸甸的皮箱放在余立奎等人面前，一口气传达了王亚樵的密令，他说：“现在广东方面催促甚紧。王先生要求我们最迟不能晚于六月初对蒋行刺。如我们继续拖延下去，很可能失去最隹行刺时机。所以他要求我们马上寻找下手的时机。”
就在孙凤鸣来南京传达王亚樵密令的次日，余立奎从侍从室里的内线获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蒋介石决定6月初去江西庐山避暑！
这一消息对那些在明故宫附近民房里坐待时机的行动小组来说，不啻是一大喜讯。余立奎等人都十分清楚，只要蒋介石从南京前去庐山，必然在明故宫机场搭专机起飞，到了那时候，他们这支隐藏在机场附近民房里的特别行动组，就可就近潜入平时没多少飞机起落的明故宫机场。届时，只要蒋介石从汔车里走出来，他们就可以近距离向蒋开枪。猝然飞来的子弹，将意想不到地把蒋介石击毙在飞机的弦梯上！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孙凤鸣听余立奎等人汇报的突袭蒋介石方案，感到万分振奋。当夜，孙凤鸣就携带余立奎的密件，悄悄地返回了上海。在那里，王亚樵和华克之等人正等候他从南京带来的行动方案。
九只金华火腿里秘藏枪械
地处九江南端、鄱阳湖畔的庐山，在盛夏到来之时显出它惯有的雄浑伟岸。
当华克之带着一队精悍刺客，便衣微服装成上山旅游的来客，从九江登上庐山的时候，这里正是云遮雾障，山风徐来的消夏时节。在华克之看来，与酷热难熬的上海相比，庐山清爽宜人，俨然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和手下八位特别行动队员人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从庐山的南侧公路乘坐几乘软轿沿曲折的盘山公路上了山顶。华克之见庐山果然千峦竞秀，万壑松风。轿子抬过了三峡洞，又过了观音桥，直奔含鄱口而来。一路上他坐在那软软颤颤的滑竿上，看遍山景忽然有种陶然自乐的怡然心态。
可是，只有他才知道此时虽然山景颇隹，心里却越来越紧张。华克之知道这次上山他负有何等重大使命，他是为暗杀蒋介石才到庐山的。华克之知道万一失手，甚至还要和八个队员都葬身这万山起伏，山岚氤氲的庐山上。想到蒋介石就在眼前华克之心情更加紧张起来。
“华先生，现在我决定分两路向蒋下手。你敢到庐山执行这刺蒋杀任务吗？”前天那个难忘的子夜，在上海法租界那幢灯火幽暗小洋楼里，烟雾弥漫。十多个刺蒋核心人物集聚在王亚樵周围。那时孙凤鸣从南京带来了蒋介石于6月6日上庐山的准确情报。王亚樵于是连夜召开密秘会议，研究即将开始的刺蒋行动。当时，华克之没想到王亚樵会把上庐山的任务交给他。从王亚樵郑重的神情上看出这是对他的信任，华克之早就对执行刺蒋任务充满信心，他见王亚樵和暗杀团成员都把目光投向他，华克之顿感心血沸腾，说：“九哥放心，只要我华克之上了庐山，就定要刺死这个卖国贼。如我杀不得蒋介石，情愿让他把我杀死！”
王亚樵闻言大喜：“好，华先生，这才象我王亚樵的人。只是此去风险重重，咱们共分两路举事。一路是余立奎和郑抱真率第一小组在南京行事。他们在明故宫机场守候，如果在南京机场结果了蒋介石，那么你们闻讯后就马上下庐山；第二步，万一郑抱真和余立奎在南京失手，我就要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庐山之上了。因为那时蒋介石已经安全上了庐山。你带着人必须在蒋上庐山之前，进入阵地。如不提前上山，那么等蒋带着宋美龄上了山后，你们就休想再进山了。所以，现在你必须马上去九江，越快越好地登上庐山，听我从上海送去的信息后再决定是否行动。”
华克之说：“既然如此，我就宜早不宜迟，马上去庐山隐藏起来，待蒋上山后即刻行动。只不知有哪几位弟兄与我同行？”
“华先生，我去！”“我也去！”“九爷。让我也上山吧，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坐在灯影里焦盼了多日的暗杀团员，见王亚樵已点了华克之的将，都磨拳擦掌，纷纷请战，看那种气势，华克之心中振奋。
“这才象我王九光的弟兄。”王亚樵亲自点了陈成、赵士发、龙林、唐明、张宪庭等八个暗杀队员，连夜随华克之离开上海。
华克之欣然受命后又不无忧虑地说：“为行大事，早在一个月前，我和陈成两人已悄悄去了次庐山。我们把蒋介石可能藏身之处都看了一遍，发现宋美龄的美庐，四周几乎无处藏身。那些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别墅附近，没有普通旅客下榻的旅店。这样我们的藏身地方，就只有在太乙村一带。牯岭街附近才有一些中下等客栈。”
王亚樵道：“蒋介石和宋美龄每年都上山避暑，每次去他们都必住美庐。我们上山后又不能接近美庐，这就对我们在山上行刺大为不利。”
陈成是位机灵而有心计的刺客，前次他随华克之上庐山以后，早将高级别墅区四周都悄悄巡视一遍。后来他们发现美庐原是一处最不宜接近的别墅，附近到处都有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密秘监视，陌生人几乎难以接近。他向王亚樵报告了美庐的地势后说：“我看如在美庐下手，几乎根本不可能。即便我们上山后可以接近美庐，也难以突破侍从室设在前面的三道防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蒋、宋两人走出美庐，去山上游玩的半路上暗中刺击，山间小路是最好的行刺地区。”
华克之也赞成说：“陈成的主意甚好。因为蒋介石既然上了庐山，那他就决不会每天都龟缩在美庐里不出来。只要他出来，我们就会找到向他射击的机会。因庐山顶上到处都是曲曲折折的山路。他带的侍从人员虽然很多，但是，一但那些人都走上了山道，势必要拉成散兵线行走。这样，他的侍从就会变成一片散沙了。到了那时，我们在暗中就可射中目标。不愁他蒋某人逃出我们的火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武器如何才能带上庐山，那一路上几乎到处都是关卡呀。”
王亚樵听了华克之和陈成两人对庐山上的半路伏击之策，心里十分赞许。当谈到如何向庐山运送行刺枪支弹药时，他也感到束手无策。王亚樵和华克之早在一个月前，就在为这个难题困扰着。华克之、陈成等九个人上山，至少要有八九只短枪才行。可是，由于庐山历来是国民党军政要人消夏的禁区，所以得到特别通行证上山的普通游客，本来就凤毛麟角，在路上到处关卡的情况下，暗携枪支几乎是不可思议。现在王亚樵疏通南京的关糸，总算弄到了九张上庐山的通行证，可是，九支枪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带上山去。自从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并每年盛夏都携宋美龄上庐山避暑以来，从九江到庐山的一路之上，到处都设下了一层层严密的军警检查站。特务们专门检查上山游客们的行李。即便女客也不放过，更不要说华克之等九个男人的目标更大，他们的行李如何能够躲过十几道哨卡的眼睛呢？
“这确是个难题，不过，你们只管上山好了。”王亚樵见华克之等人面对无法携枪上山愁肠百结，情知一时想不出将枪枝带上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