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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春风，你在蒋某人面前奔走，怎么忽然光顾我这无人理睬的寒舍呢？”王亚樵见戴笠暗藏杀机，索性就主动出击。
戴笠也发现王亚樵今天气色有异。同时他发现这幢宅子内外，有一些他从前不相识的陌生人在走动。尽管戴笠清楚王亚樵家里始终有些门徒出入，客人不断，但是现在因他另有所谋，所以对所有在王宅走动的人，都不得不暗加提防。半晌，戴笠从尴尬中故作哂笑地说：“大哥，这一阵子我确实很忙，主要是跟随蒋先生一直在庐山避暑。唉唉，真不如从前跟随大哥时轻松随便了，如今是当官不如己，行动不自由了！”
王亚樵从他话里隐隐听出几分旁敲侧击的味道。因为庐山二字对于他来说，是最敏感不过的地方了。但王亚樵毕竟是久闯江湖的人，平生经历过各种惊险场面，所以在庐山上刺蒋虽没有成功，又损失了一位弟兄陈成，然而，他自认为刺蒋案从头至尾策划得天衣无缝。王亚樵知道蒋介石除获得一支德国造强力式手枪之外，几乎得不到更多的破案线索。所以他对戴笠的察言观色，仍然保持着惯有的矜持，嘿嘿一声冷笑：“戴春风，我历来讨厌打官腔的人。特别是像你这样靠蒋介石虎假虎威的人，我更是从心里看不起。你上不上庐山，又有什么值得显耀呢？其实那江西的庐山，我王某人如果想去那里消夏，也是随时可以来去自由的。只是现在我还是感到天下哪里也比不得上海好。”
戴笠本想以庐山为题，借以观察王亚樵的神色举止。然后再以庐山出了刺客为由头，诈他一诈。如此案确是王亚樵派人所为，那么他必在言语中露出珠丝蚂迹。如果他当真诈出王亚樵涉案的证据，也就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了。但是，他没想王亚樵还像从前那样硬梆梆的不好惹。开口就给他个硬钉子碰。让戴笠在尴尬难堪之余，心里对王是否涉案发生了动摇。
“那是那是，大哥如果想上庐山，还不容易吗？只要您句话，我戴春风马上可以派人来上海接您上山的。”戴笠急忙堆上笑脸，说：“不过，庐山也不平静，听说那里不久前曾出了一件大事，有人竟想暗杀蒋先生。”
“哦？有这样的事？”王亚樵至此更加印证戴笠是不怀善意而来。他显然已成了蒋介石身边的走卒鹰犬，和1928年秋天在南京鸣枪相救时的戴笠不可同日而语了。王亚樵见戴笠此行是有意来试探他的虚实，索性将桌子一拍，哈哈大笑：“看起来天下确有英雄豪杰！姓蒋的竟也会在庐山遇上了对头，这说明天下人并不是万众归心，都以蒋介石的意成所是从啊！戴春风，莫非你在庐山逮住那位荆柯一样的英雄吗？如果我能见识见识这位英雄，也不枉空活此生！”
戴笠的脸登时涨红了。他万没想到王亚樵如此机敏过人，而且他的对应快捷让他吃惊。王亚樵在他戴笠面前非但没回避如此敏感的话题，反而公开赞美行刺的杀手，这就不能不让他心里已经形成的判断顷刻发生了动摇，忙说：“哪里哪里，大哥，那刺客当场就被俞济时的人给击毙了，我当时并不在现场。事后听说那刺客死的倒也壮烈。他身上虽然中了数十枪，可这人在死前仍向蒋先生那里连开了两枪！只是，他留下的手枪却有些耐人寻味啊！”
“枪有什么奇怪？”
“大哥，我感到奇怪的是，刺客的手枪，竟也是您从前最喜欢的德国强力式！您说，这种枪的杀伤力是那样强，如果枪弹当真打在蒋先生身上。那么，他还能有活命的可能吗？都是因为那天俞济时发现得早，不然，可就不好说了！”戴笠虽在心里对王亚樵是否参与此案将信将疑，不知底数。但他毕竟是身负蒋介石使命而来的，所以仍然向镇定自若的王亚樵进行试探。
“是吗？好极了，这就更证明刺客是个地地道道准备赴死的好汉了。不然，他是决不会和我使用同样的德国造。”王亚樵心里暗骂了一声戴笠。但他却面不改色，继续以他固有倨傲性格面对他的挑战，说：“戴春风，你是不是以为刺客的手枪是我送给他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确实不认识这位士志士，如若事前知他敢舍身上庐山行刺蒋某人，那么，我不但要赠送他德国手枪，而且还要给他更先进的子弹呢。告诉你，现在我这里不但有强力式手枪，还有更先进的达姆手枪和达姆达姆弹呢！那士志如若得了我的达姆枪和达姆弹，保证他弹不虚发，也许蒋某人早就在这毒弹之下，再也没有苟活于世的可能了。唉唉，真是太可惜了！”
戴笠见王亚樵非但没被他暗含杀机的话吓倒，反而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大肆颂扬刺客，咒骂蒋介石。他知道王亚樵的精神防线决，决非他旁敲侧击所能攻破的。尽管如此，他心里对王的怀疑仍然没有消除。但是戴笠不敢继续恋栈了。因为他已看出自己在王亚樵面前，永远不会占上风。想到这里，他就三言两语结束了这次尴尬的拜访，灰溜溜地告辞而去了。
戴笠在上海逗留月余，一无所获。这时蒋介石已经回到南京。他到总统府拜见蒋介石，向他报告了在上海侦察一月之久，尚未发现刺客任何蛛丝蚂迹的情况。惹得蒋介石震怒，他恨恨骂道：“戴雨农，你要老老实实对我说真话：我这几年待你如何？”
戴笠作梦也没想到蒋会对他大发雷霆，急忙吓得双腿战抖，连连煽打自己耳光说：“校长，凭心而论，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只是此案特别复杂，案犯作案前策划于密室，事后又没留下任何可供缉凶的证据。所以雨农纵然极想缉凶立功，却又无从下手啊，决非对校长有半点不忠！”
“混蛋，”不料蒋介石勃然动怒道：“缉凶与否，暂且不论。我只问你，戴雨农，究竟是我蒋某人对你恩重如山，还是那十恶不赦的王亚樵，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说，既然你早就宣誓效忠于我，为什么还要百般庇护王亚樵呢？”
戴笠大惊失色。他原以为蒋对他和王亚樵早年在上海交情一无所知，没想到有人将他和王的私交密报给了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一生最恨的，就是对他不忠的部下。所以戴笠忽然扑咚一声跪倒在地，挥起双手，左右开攻煽打起耳光子来。戴笠一面哭诉求情，一面痛说不敢向蒋报告王亚樵旧情的原由。他哭道：“校长，我和王亚樵从前在上海确有些交情，那是因为在我落魄时他救了我。可是，自我投奔校长以后，早与王亚樵断了关糸。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从他那里诈出些有关庐山行刺案的线索，然后再报告给校长，将凶手一网打尽，以报校长的知遇之恩。可是，哪知那王亚樵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任学生如何软硬兼施，他只是不肯露出半点畏怯。而且，他还……”
“还怎么？说！”
戴笠手护住打肿的脸说：“他还当我的面，大骂校长，还对那十亚不赦的刺客大友颂扬。校长您说，像王亚樵这样心里不虚的人，会是庐山行刺案的幕后黑手吗？”
蒋介石见戴笠哭得沉痛，知他对自己坚贞无二。索性也不再训骂，但蒋介石心里仍然对发生在庐山上的行刺案耿耿于怀，他示意戴笠起来，叮嘱说：“好吧，雨农，我且不计较你对本校长的不忠。但是，你和王亚樵从此再不许断丝连，明来暗往了。既然你决心报效党国，从现在起，就必须时时替我注意这个安徽杀手的行迹。只要抓住他的把柄，就坚决给我除掉此人！”
戴笠从地上爬起来，向蒋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吧校长，从今以后，我和王亚樵井水不犯河水。只要他再敢对校长有任何不恭，我就坚决不客气了！”
两套暗杀方案同时悄悄进行
上海雨云漫天。
如今已是1931年6月28日。入夜时分，王亚樵忽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里面传来的是他广东的至友，春天时曾代表孙科从广州专程来上海，纵恿他去庐山行刺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委肖佛成。肖佛成在电话里只说一句话：“我在‘老隆兴菜馆’为你设下一桌酒席，务请光临，不见不散！”
肖佛成早在他上海起家时就成了至友。特别是春天收下他从广东送来的20万钞票，接受了行刺蒋介石的委托以后，时至现在才听到了肖佛成的声音。王亚樵不敢怠慢，只带两个贴身保镖，乘家用小轿车火速向上海一条僻静小街驶来。在车上，王亚樵想着肖佛成这次忽然从南京来沪的原因，一时猜不透他又是为何事而来。但王亚樵感到很对不起肖佛成。前次肖佛成是对他寄予那么大希望，亲自从广州来上海求他行刺蒋介石的，又给了丰厚的酬劳；然而他派往庐山行刺的特别行动小组，却没有完成刺蒋的任务。时至今天，王亚樵对庐山的失败也感到心里不安。
王亚樵望着车外掠过的上海街景，发现由于天阴，街面上的许多店铺都已掌了灯。簇簇灯火映射着昏暗的街市，他心绪一片茫然。他知道一度拜求他刺蒋的汪精卫和孙科，现在暂且放弃了和蒋对峙为敌的作法，又回到了南京。可是现在肖佛成不在南京作官，为何忽又秘密来到了战云笼罩的上海，莫非他又有什么事情委托我吗？
王亚樵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小轿车已来到那条僻静小街的尽头。远远他就看见黑暗中亮起的“老隆兴”三个大字，那是玻璃灯箱上深嵌的菜馆招牌，在暗夜里显得格外醒目。虽然这是家在颇有名气的菜馆，可是由于它地处辟巷，所以店门前车辆不多。王亚樵下车后，吩咐两个保镖不许进入内室，都守候在过厅里，以便随机应变。而他则由侍应生引过一条灯光幽暗的走廊，来到一间不引人注目的雅座。里面灯火幽幽，圆圆餐桌前早已恭候两位穿长袍的客人。
王亚樵定睛一看，其中一位就是老友肖佛成，另一位也是熟客，是前次和肖佛成从广东同来上海送20万块钞票的国民党参议员赵兴北。由于都是熟人，所以王亚樵见面略作寒喧，就和肖佛成、赵兴北边吃边谈起来。
“真对不起，前次本来姓蒋的已到死期，谁知他手下侍从室的人那么厉害，结果我们派去行刺的陈成，当场被他们乱枪击毙，蒋某人却逃了条活命。”王亚樵见端上来的都是他喜欢的无锡风味，什么火夹青曹鱼、青鱼肚膛之类，又有绍兴老酒助兴，他就一连饮了两杯。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地说：“我王九光空花了你们20万，将来一旦我有钱时，定当如数奉还的。”
“九光兄，哪个是要你来还钱的？”肖佛成又为他连斟了两杯绍兴酒，又让赵兴北到外边观察一下动静，然后他颇为机密地说：“这次我和赵兴北再来上海，还是为你再送钞票的。”
“什么？又给我来送钞票？”王亚樵顿时一惊，猜不透肖佛成和赵兴北从南京赴上海意为何事。
赵兴北见王亚樵呆坐在那里，有些不知所云，急忙将只沉甸甸包袱放在他面前，里面原是一叠叠崭新钞票。王亚樵连忙推挡说：“这让我王九光如何受用？前次就已欠了你们的债，如今你们有何事要我去办，只需开口就是了，又何须再拿钱来？如此一来，我王九光简直就成了个光收钱不做事的伪君子了！”
“九光兄的人品，孙院长一清二楚。”肖佛成以手挡住，郑重地说道：“前次在庐山虽然没成事，可是九光兄确也煞费苦心。听说连嫂夫人也亲自上山送枪，可都是要冒随时被杀头危险的。又怎能说你们白花了我们的钱呢？”
赵兴北也说：“九光兄为人仗义，前次在庐山上虽没有得手，但事出有因。可是这一次，孙院长仍然把希望寄在老兄身上，相信这次可让你有了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了。”
王亚樵听到这里，方才明白已在南京作了行政院长的孙科，再次派人给他送钞票，原来另有所求。于是就慨然拍胸道：“如若孙院长仍看我王九光是条汉子，你们捎句话来就是了，又何必专来送钱？莫非我是只认钱不认人的无聊之徒吗？”
“哪里哪里？孙院长是说既要你九光兄再次出手，就必需要有经费。所以钱的事，也就不必再推了。这是五万块钱，孙院长来前已经说了，如果事成以后，他还有重赏。”肖佛成见王亚樵如此深明大义，不计钱财，心里高兴。于是他把为什么再来上海的原因，悄悄向喝得满脸泛红的王亚樵说清：“是这样，九光兄，自从蒋某人决定和汪精卫再次合作以来，就让孙科当了中央执委，让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可是，不久，汪先生又因和蒋介石不断产生磨擦，就提出了辞职。这样一来，孙科先生就只好受命于蒋，而代理行政院长。可是，谁知老蒋所有的一切都是圈套。他虽然表面上不得不让孙先生作行政院长，可他却在暗中纵恿财政部长宋子文，从中掣肘，处处和孙院长为敌对对。如此一来，让孙先生这行政院长就成了空有虚名的院长，而在暗中宋子文和蒋介石的明来暗往，实在让孙院长心里难过。于是，他就决定请九光兄从中援手，把这称霸一时的宋子文除掉，不知九光兄意下如何？”“
王亚樵听到这里，心里对蒋介石多年没报的旧仇，忽又燃起了新火。因他知道宋子文是蒋介石大舅哥，多年来和蒋介石沆瀣一气，把持着国民政府的财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财阀。王亚樵想起年初孙科对他的委托没有成功，这时正是报达的最隹时机，于是他二话不说，只将手在胸上一拍，说：“没说的，你们回南京只管向孙院长报告：不出一个月，我保证让他宋子文人头落地就是！”
那天晚上，王亚樵带着肖佛成等送来的5万块回到了法租界公馆。他将孙科派肖成再次来沪委托行刺一事，告知妻子王亚英。王亚英道：“帮助孙科行刺宋子文，当然是义不容辞之事。只是这次定要策划周密，宁可准备得稳妥一些，也决不再发生前次庐山上那种让人痛心的事了。”
王亚樵道：“那是自然，这次我要亲自到南京去布置。不把宋子文的行踪摸清之前，我是决不轻举妄动的。”
两日后的一个雨夜，一列火车从上海北站向南京驶去。
在包厢里睡着一男一女两位特殊旅客，男客自然的是王亚樵，女人就是王亚英。他们这次是专来南京策划如何对宋子文下手的，因为那时宋子文就住在南京鸡鸣寺公馆里。
王亚樵和王亚英伉俪带着几个随从，悄悄抵达南京以后，就住进了仙鹤街24号的余立奎家里。这里院落幽深，远离金陵古城的喧嚣。王亚樵到达后接连两夜，秘密召集他手下亲信余立奎、华克之，郑抱真、龙林、刘刚、孙凤鸣等人开会，密商如何尽快杀掉财政部长宋子文。
熟悉南京的余立奎闻言深感困难，因为有了前次在明故宫机场守株待兔失败的教训，他这次相当谨慎，余立奎说：“宋子文虽然只是财长，他身边没有蒋介石那些侍卫们前呼后拥。可是这人非常机警。他为了防身，也有几个保镖跟随在他的左右。虽然只有四五个警卫，但是据我所知，宋子文的保镖人人武艺高强，打起枪来也有百步穿扬之勇，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难以近身的。所以也不能大意。”
华克之说：“近日经我和几个弟兄到宋公馆进行密秘侦察，发现鸡鸣寺这个地方，原有大批的警卫人员。那是蒋介石为保护他大舅子，特别命侍从室分派出去的一些警卫力量。当然，守候鸡鸣寺的，还有南京警察局一些警察，这样一来，我们在鸡鸣寺打主意，恐怕难有成功的可能。”
王亚英听到这里，心中也为之忧郁，她说：“还有一个不利的情况，就是在南京下手，杀害宋子文又会引起军警的追捕。这里毕竟和上海不同，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呀！”
只因王亚英一句话，立刻提醒了坐在一边沉默不语的孙凤鸣，他说：“从前我在这里求学的时候，就知道宋子文在上海还有个家。既然他在那里有家，就不会永远住在南京吧？”
王亚樵听了，脸上愁云顿收，眼睛一亮说：“对对，我怎就忘了宋子文在上海还有个公馆呢？从前宋耀如就是在上海起家嘛。如能侦察到宋子文回上海的准确行踪，那么最好的行动方案，还是在上海行刺下手，最为安全。”
当夜，与会者达成一个协议：由余立奎，华克之等在南京就继续侦察宋子文的行踪。特别要搞清宋子文返回上海的准确时间。然后，王亚樵带着王亚英、孙凤鸣、龙林等人离开了南京，他们返回上海去作刺杀宋子文的准备去了。
王亚樵回上海不久，华克之又密秘赶到上海，他把最近在南京鸡鸣寺等处监视宋子文行踪的情况，如实向王亚樵作了报告。华克之说：“宋子文虽在上海有家，可是他和夫人张乐怡却长期住在南京。而且返回上海的时间并不固定。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他每月都能回一次上海。有特殊的情况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