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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企图在其政治生涯刚开始时并不很清晰，一开始他们只是想成为那个高效率官僚队伍的一员，尽心辐佐君王，共造帝国的盛世。只是在君王成为强势领袖的努力迭遇挫折，最后变为不可能时，他们才接过这个传世的梦想，继续进行自己的努力。所以就有了禅让这个权力的和平转移。
唐尧末年，水旱连年，时间之长，旷古未闻，帝尧抗灾的乏力，极大损害了他的权威，一个长期在位的君主在他老年时展示了他威德和身体的同步衰弱。诸侯势力蠢蠢欲动，换个人做做看的呼声开始出现，所以才有了形象清纯的虞舜的崛起。虞舜所以能崛起，撇开其个人能力和手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本身需要一个强势领袖来抗灾救济，重建帝国的信心。舜也明白这一点，他一上台就厉行新政，加强王权，诛杀妨碍其权威的代表性政治人物，即所谓“四凶”。但在抗灾过程中，灾情之大和最后的成功却凸显了另一个政治人物，其功勋之著和道德感召力使舜的细行小德显得暗淡无光。这个人就是禹。禹代舜而起是一种时势的必然，在救国救民的大实践中，人们发现勤勉能干、心忧万民的大禹比空有道德声名的帝舜更像一个伟大的君王。在汉末魏晋南朝时期，人心对统一和强势领袖的诉求，成为一种左右历史的内在力量。无论是曹操、司马昭，还是刘裕、萧道成，都是在想成为这个天命人物，也都是在朝建立统一帝国的目标迈进，其最终虽然都没有完成这一洪愿，但其行动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这就要说到禅让成例的第二个原因了。越是朝统一和强势领袖的方向努力，反而越是走向分裂和君权的弱势，并在这过程中形成新的权臣，导致新的禅让。
比逢乱世，要想重造强势领袖，势必诉诸武力，这就无形中造就了军事强人，其政府也自然成为军政府。可是但军事强人成为权臣并最后受禅为新君后，他就成为全民首脑，而不仅仅是军队的首脑，军政府也有了转变为民政府的内在要求，他这个昔日的军政首脑也不得不朝着民政首脑进行角色置换。可是，大统一的局面还没有最终实现，内乱仍然需要军事强人。在其政权开始的时候，君主还可以凭借其固有的影响，有效控制军队，所以他虽然逐步转化为民政首脑，他依然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可当皇位传给其子孙时，政治情势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这些新君，经常还年龄很小，不比其开国之君是从基层做起，懂得社会的艰难和险恶，其个人威信也是在长期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他们则是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福禄来自祖德，与其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对政治的尔虞我诈和波谲云诡没有感受，与军队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私人接触，更谈不上直接指挥了。他只是靠诏书同军队保持联系，所以对其本人来说，他实际上已经同军队脱节了。可另一方面，为了再造统一和强势王权，军队还在征战不已，其直接领导人的权威就在奉旨治军过程中日积月累地建立起来了，时日一久，终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其羽翼渐成后，他就成了新的权臣，并子孙相传，世代控制军队，民政府就这样又退回为军政府。但这个新的军政府首脑也有成为民政府首脑的欲望，在加上攀龙附凤之辈渴望弹冠相庆，从而恶性循环，禅让不断。
帝尧当年让舜管事，20年政出于舜而不在尧，权力渐渐向舜转移，政府的具体事务都由舜亲力亲为，客观上就造就了权臣舜，削弱了帝尧；
而当大禹在旷古的抗洪治水过程中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控制了舜帝国的人财物时，大禹就成了新的权臣。其取而代之后，所以没有重蹈前两任的覆辙，是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帝国的重造，建立了无匹的功勋，拥有了神圣的道德地位。再也没有人能撼动其历史地位，所以他能够子孙相传，成就大夏的千秋伟业。
但从曹丕、司马炎到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他们的政权却不能像大禹那样逃脱禅让的历史宿命，其本人是禅让的作俑者和受益者，但传不了几代就被禅让的幽灵所困扰，走马灯一样地上演着悲悲戚戚的亡国惨剧。
还要说到第三个原因。在社会大崩溃过程中，昔日帝国的意识形态也土崩瓦解，君臣大义、纲常礼教都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它对人性约束的趋缓，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个人自由，也算一种解放思想，如“竹林七贤”的隐逸高情和魏晋南朝的文化浪漫主义。但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丑恶一面的制约。一些政治人物一旦拥有权力后就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曾经奉为圭臬的仁义道德。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存在一个悖谬，一方面，时代和政治领袖念兹在兹的是重造统一，再建纲常；另一方面又为了这一目的去败坏纲常，去弘扬仁义道德的对立面。
曹操为了在中原逐鹿中胜出，率先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只要有一技之长，其个人品德不在考量之列。他在那篇著名的人才招聘广告中特意举了“陈平盗嫂”的典故，意在说明，本官要的是人才，只要有真才实学，个人品德再坏都没关系，绝不影响封侯拜将和升官发财。所以他虽然知道司马懿“鹰视狼顾”有异心，也就是政治上不可靠，但他还是舍不得其大将之才。事实上，曹魏后来也只有他能挡得住诸葛亮的“七出岐山”、“九伐中原”。曹操唯才是举，不讲政治，司马懿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曹操的见人之明。司马氏后来的篡夺，原是曹操养痈遗患。曹耄后来血溅宫墙，曹奂愤怒“司马昭之心”，也都是拜其祖先曹操所赐。只能说天下是阿瞒打下来的，天下也因为阿瞒丢掉的，得之不必喜，失之也不必悲。
司马昭欣赏贾充充当了篡夺急先锋，司马炎不但任命他为宰相，还同他结为儿女亲家，明知“贾氏种妒丑而黑”还是聘他的女儿为太子妃，司马炎的老婆杨皇后只为贪图贿赂，就在丈夫面前猛吹枕边风，这一对富有四海的夫妇，就这样为未来的皇帝娶了这么一个丑而无德的媳妇。等到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贾家的丑女儿就成了贾皇后，这个出身奸佞小人之家的女人，马上联络诸侯王和父舅从兄，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权力斗争，导演了一场全国动员的内战，这就是史称的“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晋朝对全国的短暂统一也随后解体，晋室也只得东徙江东成为一个小朝廷。可笑的是，那个贪图贿赂的杨皇后后来成为太后，结果竟死在自己力主聘进门的儿媳之手，还带累自己的父亲杨峻被杀于马厩；那个弄权的贾后也在内战中被杀，其昏聩的丈夫也被人毒死。
这些恶的示范作用又加速了帝国残余意识形态的瓦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篡夺和阴谋，即使不戴禅让这顶美仑美奂的帽子，也不会令人惊讶。在这个道德希缺的时代，不仁不义成为常态，继续遵循传统道德礼教反而是变态。
篡夺也好，禅让也好，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重建帝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在标上做功夫，并未触及根本。自汉末形成的流民潮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幅动荡，并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由于有这些庞大的流民潮存在，只要给饭吃，则任何一个政治野心家登高一呼，就可以随时拉起一支队伍；但是这些队伍都是乌合之众，社会又处在一个整体道德失控的状态，所以只要又有一个野心家出价高，则变节和叛变就会随时发生。再加上游说之士的合纵连横，则吕布可以一叛再叛，蔡瑁张勇可以投降曹操，姜维也可以背叛曹魏，诸葛亮可以连蒙带骗强借了东吴的荆州，孙权自然可以背叛孙刘抗曹同盟，杀了关羽。
这个时代之所以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阴谋、权术和计谋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就因为这两个时代同样都是旧的社会结构已经崩溃瓦解，而新的结构又没有形成。在这一特定时代，人性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都竞相走向前台，不遗余力地表演，并声嘶力竭地招徕着自己的追随者。而一大批被饥饿所驱使的盲目的流民，就成为这些野心家手里的棋子，他们被帷幄之中的将军们所运筹，为了一碗饭，或者还为了想象中的荣华富贵，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一场接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之中，以致血沃中原，白骨成山。
而统一的和平帝国的梦离他们越来越远，儒家所梦想的政道合一的清明盛世则更加渺茫。我们在儒家标榜的尧舜时代看到的是阴谋和篡夺，在魏晋南北朝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看到的则是阴谋和篡夺更加猖獗的魔影。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连神秘的预言家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起码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的“U”字型隧道里，我们看不到一丝尽头的亮光。
〔本文参考书籍：《史记》、《汉书》、《竹书纪年》、《资治通鉴》〕
第一部 政治与隐士
隐士是相对于庙堂而言的，本来就是山野村夫，一辈子都在耕牧渔樵，是谈不上隐与不隐的。有谁会在意一个纯粹的山里人是不是隐士呢？所以，大凡说隐士，其实都是说，这是一个离开庙堂的政治人物。世上原本不存在所谓的“甄士隐”〔真士隐〕，即使真有真正的隐士，也会被茫茫人海和历史烟尘所淹没，因此，所谓《隐士列传》其实不过是“假语村言”，徒然安慰一些失落的政治人物罢了。
浩浩青史所说的隐士，其实都是政治失意者，每朝每代都有政治斗争，胜利者位居庙堂，失败者退向江湖。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思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范大人所言本没有后来人总结出来的那么高尚。他只是说出了政治人物的心境，在朝为官时，要想想老百姓，自己哪一天不幸触犯了龙鳞，说不定就要下野为民；远贬江湖也要时刻想着庙堂之事，说不定哪天龙颜大悦，自己又会被重新起用。庙堂和山野只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两端而已。
政治贯穿于隐士一生，所有的隐士都是政治产物，只不过他们处在不同的政治阶段而已。史传所谓的隐士，无非有三种：厌倦、自保、以退为进。在这三种“隐”的背后，真正的主角是政治。
〔一〕
所谓厌倦，是指类似陶渊明这样的辞职官员，他们自标高洁，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类情形要具体分析，他们的去职，是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还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者竟是捞足贪足后急流勇退呢？不得而知，都有可能。有两点质疑陶渊明们的是，如果果真是高言洁行，肯定宦囊不丰，又有什么经济后盾采菊东篱，悠然南山呢？一家老小衣食尚且不周的人，是没有闲情逸致当田园诗人的，可见陶令在经济上是不愁的。陶渊明起码还有“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真劳作，等而下之者就只是住乡村别墅而已。他们的退隐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在官场上的一次洗牌中出局了。出局就是出局，无所谓高尚不高尚，也许因为还有小辫子被政治对手捏着，继续斗争可能就要付无力支付的代价。唯一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也许就只有失败者主动退隐。这样一来，双方的颜面都不致损伤，胜利者的大度也会容忍失败者盗取“厌倦政治”的虚名。最后，在时间烟尘的障蔽之下，经过历史与文人的联合想象，终于美化出了一个个品行高洁、不与时俗同流的隐士。可他们其实只是被政治漩涡丢弃在岸边孤独的贝壳。
〔二〕
所谓自保，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异常残酷，恋战的结果很有可能就要以生命为代价。与其冒险，不如先行离去。
自保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远走天涯，不与对手争短长，从对手的势力范围内消失。
最早的隐士是帝尧时的许由和务光，两人的贤名当时誉满帝国，以致帝尧坐不住了，如果他再不做出一个姿态，恐怕国内大老们就要说话了。于是，他主动提出把帝位让给二人，试想一下，尧果真想退位吗？如果真想退位的话，则他何不早择贤能？为什么选择接班人的工作一直没有着手？为什么又事起匆忙的要草率传位？很显然，如果这不是不得已，就是一个政治姿态。帝尧的作态是给国内政治大老看的：我已经提出让位贤人了；同时也是暗示许由、务光：你们的贤名盖过了国君，我已经领导不了你们了，现在给你们一个选择，要么你们来领导我，要么你们退出，没有两全其美，否则……。许由、务光是何等聪明之人，当然看出了帝尧的政治潜台词。于是他们与帝尧合演了一出“让”与“逃”的美丽故事。而表层之下的真实则是：再不走，小心狗命！再不逃，老命不保！
历史庄严和神圣的言辞，往往掩盖了残酷的血腥，高尚的背后更多是无奈和叹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是被儒家誉为让天下的贤人，数千年被人称颂，又有谁知道颂辞背后两位王子的辛酸呢？泰伯远遁吴越蛮荒之地，断发文身，耕稻饭鱼，与土人为伍，开辟出了后来吴国的一片基业。他本来是太王的合法继承人，要承袭成周的江山，但他看出了太王无意传位于他的心思。太王看中的是老三季历的儿子昌，如果要让王位最后落到昌的手上，就得先让昌的父亲季历当国王，可是，祖宗的法度是传长不传幼，更不能传孙不传子。残酷的接班人之争很有可能伤及骨肉了，领导*人该下决断的时候还得下决断，太王的忧思一日甚于一日。是让时间自然选择还是自己主动改变历史呢？从来的政治家都不愿意在历史面前被动。如果尊重祖宗成法，传位于长，则成周图谋天下的大志就很可能化为泡影；如果不拘一格选贤用能，则自己大归以后，季历就会生活在兄长泰伯和仲雍的阴影之下，政权取得的不合法也会由于合法继承人的时刻在侧，而被一再提醒。就算他们兄弟和睦，共同打造成周的江山，也要提防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兴风作浪，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会放过每一个拥戴和乱政的机会。
种种可怕的想法都浮上了太王的脑海，像他这样的铁腕政治家，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儿女亲情会放到一边，老大和老二如果妨碍了图天下的大业，牺牲他们也是值得的。泰伯兄弟恐怕不会不明白父亲的迟迟不决，从来伴君如伴虎，虽然是父亲也是虎父；虎毒尚不食子，父王则会杀子。于是，苟且性命的意愿压倒了一切雄心壮志。逃吧，兄弟，咱们走得越远越好，赶快离开父亲和弟弟的视线吧。于是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虚假故事就骗了一代又一代头脑简单的文人。
自保的第二种情形是以怪异言行获得崇高的社会评价，从而提高当局对付他们的政治成本，并以此在政治乱局中苟全性命。
每逢社会乱象披离时，就是隐士辈出的时候。武王屯兵孟津，八百诸侯窥伺殷纣，孤竹国逃位的前王子伯夷、叔齐从隐居的山上下来，力劝武王不要以臣犯君。这时候他们哪还是什么隐士呢？当然，他们这样做原也是政治作秀。明眼人都知道，仅凭他们的三寸之舌，怎么能退得了庞大已发之师？怎么能让离弦之箭复回箭囊？又怎么能息得了成周三代的雄心壮志呢？他们并不是误判形势，下错赌注，他们只是想获得社会名誉，提高他们在执政当局心里的分量。他们自以为经此之后，今后无论谁执政，都不敢怎么样他们了。
新政权是不想怎么样他们。武王革命成功后反而大度地敦请伯夷兄弟出山。听到这个消息，熟悉政治权谋的两兄弟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了：一场羞辱势难避免，半世清名付之流水；即使腆颜立于周廷，恐怕一辈子都会被当作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典型，经常被拉出来敲打。于是他们选择了拒绝，但这种拒绝又被革命成功者嘲笑为假隐，因为他们还在食周粟。至此，被逼无奈的两位隐士只有选择死亡的唯一途路了。武王的残忍固然令人发指，但也要怪伯夷兄弟自己。既然当初逃位归隐，又何必下山过问政治呢？你管天下姓子还是姓姬，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