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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着包袱哭哭闹闹地要走，一会儿是嫌吃饭无鱼，一会儿嫌出门无车。就像大户人家的如夫人，今儿赌气不吃饭，明儿瞧丫环媳妇不顺眼一样。
恃宠而骄，谏臣首推第一。那位唐王的魏征就很有女人气，他原是太子建成的门下，太子被李世民杀了后，他也曾闹了几天别扭，不愿意改侍新主李世民。就像死了丈夫的小寡妇，开始也着实悲伤了一阵，可过不了多少日子，就耐不住空房的寂寞；禁不住媒婆的诱惑，等到那个吓走虬髯客的著名男人——李世民一上门，“她”也就半推半就地“荐了枕席”。魏征既已投到李世民宽广的怀抱，从此就忘了“前夫”——那个可怜的李建成，抱着生死相依的劲儿，一心跟定了这位著名的“郎君天子”，两人恩恩爱爱、打打闹闹地共同打理着唐室江山。就着皇帝的宠幸，魏征总是不失时机地行使着撒娇权。皇帝干什么他都要阻拦劝谏，皇帝生气，他就往地上一跪，又是磕头又是打嘴巴，而且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弄得皇帝不好撕破脸，只得依了他。谁知一而再，再而三，竟纵了他的脾气。难怪李皇帝说，魏征的刚直里面透着媚气。
齐桓公的管仲也是个有名的“二锅头”，他原是公子纠的门下，在主人死后，他禁不住老朋友鲍叔牙皮条拉得又紧又长，只好羞羞答答地“爱”上了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从此就如胶似漆地，一天也离不开小白了。
宋朝光宗时，大臣傅良大冬天早晨要拉皇帝上朝，可皇后要陪皇帝喝酒驱寒取乐，傅大臣竟不顾皇后生气，竟牵着皇帝的衣襟，哭哭啼啼个没完，一定要皇帝跟他去上朝。他与皇后就像戏台上大老婆和小老婆争老公一样，大老婆自知年长色衰，想以妇德绾住丈夫的心，一本正经地唱道——
夫君阿，且随我去书斋，经书里面福禄长。
小老婆则以花容月貌来勾老公，娇滴滴地甩着水袖、抛个媚眼唱道——
老爷阿，奴家回房啦，红杏枝头蜂蝶忙。
德、色皆是想有作为的大男人所欲，对于宋光宗这个当时的天下第一男人来说，一边是江山社稷，青史汗流；一边是如花美眷，红炉小酌。如此争把双眉斗画长，一时倒叫他难以取舍，看来只能让两只粉拳竞猜决定了。
清朝雍正时，大学士陈世倌也是这副劲儿，今儿谏议，明儿奏折，不依他就大哭大闹，雍正为了耳根清静，少不得最后还是依了他。这个被有些人赞美不已的著名天子回后宫还经常说：今天陈世倌又对朕哭了一次，只得同意了他。言下大有无奈之感。
说起这，东汉光武帝时，大臣申屠刚为了劝皇帝不要出去游猎，竟将头伸进车轮之下。这就像女人要挟丈夫，“我不想活了，不依我，我死给你看，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死了才高兴？”弄得丈夫赶紧声明绝无此意，为了证明心迹，就只好依了老婆。申屠刚就有这股泼妇味道。光武再武，遇到这个“刚”，也得摇头叹气服输。
中国的这些大臣大都有点女人气，这倒也合了董仲舒的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天子是乾，臣下是坤，君臣如父子更如夫妻，满朝文武就如三宫六院。如此分宫别院，难免有宠有疏。受宠者自然目无余子，认为只有自己真爱皇帝，余人皆有坏心，都是奸臣，都要加以打击，但其打击他人的目的不过是想一人独占皇帝而已。皇帝倘若抱定不与妇人女子计较的宗旨，假以辞色，大度为怀，他就得脸望上爬，“人来疯”一样地演上一幕幕恃宠而骄的闹剧，甚至最后尾大不掉。
这些恃宠者，若碰上个怜香惜玉的皇帝，也就罢了，这个多情的皇帝为了君臣间的“爱情”就事事依你，紧要处还放你一马，把你当作一个无理性的可爱动物对待，像乾隆对待和砷；倘若碰上个蛮子似的天子，兀那厮忒也不懂风情，谁闹就打谁，廷杖打得屁股开花还不算，谏，杀无赦！敢谏者死！就像对付后宫美人一样，不尽心侍候，闹脾气者，轻则打入冷宫永巷，重则白绫赐死。连杨贵妃也还被唐明皇赶回家过一次，最后还靠送上的一束青丝表悔，才求得皇帝的回心转意。
现代有位著名的大儒，可谓秉承传统衣钵，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跟老人家较劲儿，无非是仗着自己是老人家的老交情、座上客。可是再宠爱你也不能纵你给我没脸啊？这教坏了人多不好，须知我的座上客多着呢。难怪老人家批评他：“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真是一语破的，一句顶我等一万句。那位大儒确实得了儒家臣道的真传，可是时代不同了，恃宠而骄不成了，哭哭闹闹、磕头泣血也无用。须知这一闹影响多坏，不惩一儆百还了得！大儒也得进冷宫。当然，冷宫里生活自有保障，老人家毕竟还是护花使者嘛。可叹的是，事发三十年多年后，大儒在庆幸没遭杀无赦时，竟怀着股白头宫女闲话玄宗的感伤，叙说着当年失宠的经过。
中国的旧政治里面充满着强烈的脂粉气。在这个红袖乱舞的戏台上，男人都死绝了，只剩下皇帝例外。文臣武将都是皇帝的“女人”，都得围着“皇帝老公”转，彼此之间还得争风吃醋、互相攻讦，竞相向皇帝献媚求宠，表达爱意。得意者恃宠而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失意者向隅而泣，沦落下尘。总之，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得仰仗“郎君天子”，他的一颦一笑都会给“为妻为妾”的带来祸福。可是怎样才能获得“郎君天子”的眷顾呢？那就要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于是，有的学成文武艺，炫耀才学和武功吸引皇帝的“眼球”，讨得皇帝的欢心；有的以忠诚老实博得皇帝对黄脸婆似的放心；当然也有不少靠施展狐妖花魅功夫，弄得皇帝猪油蒙了心。失宠者固然要加紧卖弄风情，使劲撩拨，哭哭啼啼地左检讨右检讨，再三表述忠心，企求重谐鱼水，再作冯妇；得宠者更要千方百计巩固欢心。有的一味献殷情，凡事顺着皇帝，这固然能得到不少平庸皇帝的宠幸，但若遇到某些伟丈夫型皇帝，这一套就不灵了。这些伟丈夫就不喜欢“我随你”型的，他偏要追求新奇刺激，要征服驯服倔犟的“小马驹儿”，喜欢爱闹别扭的“野妞”，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宫闱之中有情趣。于是就有不少强项的大臣应运而生，像光武帝时的强项令，像以上所说的诸位耍泼哭闹的大臣就是。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那就是闹别扭的“野妞大臣”，只能在英明天子的时代才能闹成功，只是在英明天子喜欢情趣想换换花样时，才会获得宠幸。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无论 “郎君天子”怎样，大臣都是女人，只不过，有什么样的郎君就有什么样的妾侍。
数千年的政治被媚气所笼罩，这破坏了造物创造两性世界的初衷，打破了阳刚和阴柔原本的平衡，从而使得阴柔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旋律，使得阴谋、权术、奸诈和谄媚有了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完全可以说，世界因为此而变得灰暗，人心也因为此而走向险恶。本来嘛，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阳刚和阴柔相生相克，但男人如果强学女人，不管是不是心甘情愿，就必然导致阳刚的钙化和阴柔的厚积。制约的平衡原是世界的本质，向任何一方倾斜，都会动摇有情世界的基础。何况芸芸社会，何况茫茫人心，更何况如沙一样的男人女人。当然这也包括统领天下的皇帝和协同治国的大臣，一旦皇帝走向无限威权，大臣也就不得不随之走向无限妩媚，而这对政治生态的伤害就绝不仅仅是制造了一批“政治人妖”那么简单。一句话，皇帝的威权如果建立在大臣的妩媚之上，那政治将永远冻结在冰河期，新制度的苔藓将永远不会自发地爬上这古老的石头。
第二部 雍正与溥仪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他是个残暴不仁的无首昏君，如果因为统一之功而肯定这个秦朝皇帝，那对长城脚下的皑皑白骨、骊山底下的无数冤魂，恐怕很不公平。饱受离乱之苦的黎民黔首，活埋地下的儒家士子，他们的冤屈，他们的长恨，不能不有个交待。秦始皇是他们的皇帝，是不是明君，只有他们有发言权，后代的人们又怎么能理解他们的切肤之痛呢？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暴君，民间传说他有一个叫做“血滴子”恐怖组织，最后还被吕留良的女儿侠女吕四娘割去了脑袋。这固然是小说家言。但史载，他即位后就把曾经与他竞争皇位的八弟、十弟的名字改为“阿绮那”、“赛斯黑”，也就是“猪”和“狗”的意思。须知，这些对手，都是他的兄弟，他们是猪狗，那他又是什么，他们的父亲——康熙老皇帝又是什么？可就这么个皇帝，火爆银屏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却对他推崇备至，认为200年的历史烟尘掩去了他的丰功伟绩，历史的评价、民间的传说实在冤屈了一个励精图治的有道明君，他的所作所为，种种都是不得已，虽是霹雳手段，却是菩萨心肠。《雍正王朝》高看雍正，无非是他在位十三年，积攒了5000万两库银。《雍正王朝》如此见钱眼开，实在让人不敢苟同，虽说如今搞市场经济，谁能挣钱谁就是能人，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挣钱是为了活得更像人！怎么能舍本逐末，因为手段而忘记了目的。
那些死在雍正霹雳手段下的无数冤魂，你们的冤屈和痛苦就长埋幽冥吧，你们也应该体谅你们那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你们的横死，就算是为了国富民强作出的一种牺牲吧。可是这种牺牲也未免太残忍了，雍正在位十三年，掀起的大文字狱就达10起，他的父亲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时尚是汉族知识分子顽强抵制的时候，文字狱也不过10来起。雍正四年，查嗣庭主考江西，只因考题是《诗经》中的一句话“维民所止”，就被治罪，理由是“维”和“止”两个字砍了“雍正”的头。这句话已存了2000多年，那时候，爱新觉罗家族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转筋呢。
清初学者吕留良有反清思想，他宣传民本观念，主张君臣以友相处。雍正在位时，吕氏早已作古，但湖南士子曾静等人仍四处鼓吹他的学说。雍正再次使出了他的霹雳手段，将吕留良掘墓鞭尸，挫骨扬灰；但他仍不忘显出一副菩萨心肠，亲自著书《大义觉迷录》，批判吕留良和曾静，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将该书印发各级官员对照学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曾静也网开一面，不杀他，留他作反面教材，让他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承认自己的无知糊涂，赞美皇上的开明和仁慈。可惜，乾隆不理解雍正的恩威手段，即位后不久就砍了曾静的头，并收缴了《大义觉迷录》。
雍正的行为算是彻底伤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他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异己，而且还要在精神上加以摧残，试想，巡回检讨的曾静，项上的人头虽然得以暂寄，但他还有何尊严？知识分子向来是可杀不可辱，于他来说，实在是不如死而卫道；于他的听众，不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雍正惩治异端思想的手段，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子孙爱新觉罗·溥仪重蹈了曾静的际遇。文革中，作曲家周巍峙被迫谱写了一首《牛鬼蛇神队歌》：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
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
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溥仪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在劳动队被迫学唱队歌，由于他始终学不会这首歌，而且声音又低，被罚出列练唱。虽经反复练习，仍是只会唱，“哎哟，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呀！哎哟，哎哟”，为此，受尽了屈辱。溥仪遭此精神强暴时，恐怕不会想起200年前，他的老祖宗也曾经强迫一个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自打嘴巴，“我有罪，我该死”。这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和报应。
雍正作恶当时，遗祸深远。对此，《雍正王朝》又何必将“真事隐去”，敷衍出如许一大篇“假语村言”？
第二部 跪到茫茫大地上忏悔自己吧
晋代的王衍活着的时候是一代清谈领袖，饱享大名，风光十足。尽管后来有个不光彩的凄凉下场，在他死后一千多年内还是常被“刀笔手”们念叨。这些臭文人们想他，倒不是崇拜他的谈风玄雅，说来令王先生惭愧，他的永垂不朽，是因为他这个“大秀才”遇到石勒那个“大兵”时，“缩”颈受戮之余，还忙里偷闲，自己吐了自己一脸唾沫。说什么平时只知谈“天”说“地”，今日活该死在石将军的刀下。
可惜石将军没有怜花惜玉之心，否则王先生临死秋波那一转，岂不转得石将军意乱神迷？放下杀心，要做慈悲贤王。不过王先生垂死挣扎出来的媚眼并没有抛空，在他身后一千多年内，儒雅村俗的各式文人都像足球赛争头球一样竞相跳起去接这个飘了千年的媚眼，并像接力赛一样使劲斜着眼睛再抛给后来者。王先生当初的浪子回头的劝世意味也渐渐被拔高提升了，他的“传人”们青出于蓝胜于蓝，与时俱进地对他老人家的思想加以修正加以发展。他们说，王衍导师受时代局限，临终指示还欠点火候，还不够剔透，没有站到天下兴亡的高度来总结是非成败，只是斤斤于个人生死，以致落入小乘。在经过他的继承者们妙笔通神，舌灿莲花，并接合实际之后，“王衍思想”终于得到发展完善，它的中心也逐渐凸现出来，“清谈误国”这一警世通言终于有口皆诵了。
此言一出，果然一通百通，放之古今四海皆准，晋亡于玄学，明衰于东林，清败于清流。在提倡实用主义、反对空谈的今天，此言更受青睐。一切围绕政策去论证、诠释、宣传，离此而言它，轻则斥为不通世故、迂腐酸臭，重则有妨碍现代化之嫌，王衍先生的冤魂成了套在一代代知识分子脖子上的沉重的轭。他们一张嘴就怕言不中矩，一抬腿又恐行已出轨。即使坐在象牙塔里雅好玄虚，畅谈形上也怕引起物议。“清谈误国”！恼羞成怒者不断地树起这面挡箭牌或称遮羞布，只要牌一树，布一扬，失败就是士子们造成的。
时下就有些“王衍思想”的继承者们鼓噪要铲除“清谈”的巢穴，在要实干家的名义下削减大学哲学系的招生，乃至停办一些。社会上也群起响应，哲学系、历史系等纯文化的毕业生的就业也出现了困难。呜呼，老九们在象牙塔里玄思默想，虽然无补于经济建设，却也不致于有什么危害吧？其实，保留一个超脱现实的思想库，虽然一时看来是养了一批“寄生虫”，从长远来看，未必不是替民族保存了思想的火种。薪尽火传，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就在这不断跳动的火种里啊。
可是“王衍思想”的继承者们却背叛了王衍忏悔自己的首义，既不愿放眼未来，更不敢正视自己，他们想到的只是掩饰自己，开脱自己，替自己的失败在别人身上找根由。于是，“清谈误国”这个颇具诡秘色彩的大棒第n次地被请出来了。棒子打在别人身上，真正误国的人这时自我感觉就成了法官，他不但没有了罪责，而且幻为真理的化身，显出一副睿智的先知样，昂然接受众生的磕头和血祭。我担忧有朝一日，朔风暴起，羊圈栅栏随风而走，牢中的待罪之羊死的死，跑的跑，伤的伤；等到酒醉酣眠的羊倌惊心而起，跌跌撞撞地拿着几根苇草去补牢时，恐怕为时就晚了。
大人先生们有自己的逻辑。与其亡羊补牢于后，何不驯羊不亡在先？大人先生们挥舞长鞭从羊羔开始驯养，不许跑，要老实；牢外最险恶，牢内最安全；向隅孤坐者表扬，仰天长啸者惩罚。这样的驯养不能说没有一点成绩，在他们的逻辑之下，生命走向终结，羊倌自掘坟墓，有了众多的殉葬者。
早年有一部美国动画片，叫做《变形金刚》，很得少年儿童喜爱，而且科幻与道德并彰，想来不会越轨，定合大人先生的口味。岂料饱学宿儒们义愤填膺，他们要求电视台停播这部片子。理由是它宣传好勇斗狠，给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以不良的影响，并会带来社会隐忧等等。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些婆婆妈妈的导师们太夸大这部片子的威力了，少年儿童一看它，就真个会变成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个个都会成为恃强凌弱的坏孩子？这些非议就像更早的时候围攻武侠小说、流行歌曲一样，实在可笑得很。可是“社会的良心”仍然很严肃地指出，谁谁谁看武侠小说抢劫杀人，谁谁谁迷恋言情小说学坏了，还有隔壁小三子或张家的小五子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