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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留青小筑28 号敲中西功家门，没人应。他在留青小筑绕了一圈，也没见中西功家的一个人。估计大概有事外出了。第二天，他去看老吴。老吴一见他吃惊地问：“你怎么才回来？”“中西功叫我在杭州等他，但他回来十多天了，也不回杭州去，所以我回来了。”“噢，你还不知道？”“知道什么？”老吴沉思了一刹，平静地轻声说：“他被捕了。”程和生一怔，呆了，轻声问：“什么时候？”“十来天了。”老吴脸色阴郁地向他说了最近发生的情况：中西功6 月16 日被捕，第二天南京的西里龙夫也被捕。7 月7 日，北平的尾崎庄大郎被捕，同一天，出差山西的白井行幸也被捕，那是华北宪兵干的。最后他说：“看来，日本警视厅对他们早有布置。”
程和生听罢，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说什么敌人“早有布置”？分明是你不采取措施。他低声问道：“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现在哪里？”老吴凝神他说：“不知道。”“我们有可利用的关系打听到他们的消息吗？”“没有。”“我们应该打听到他们。”老吴轻蹙眉：“是啊，不过要相信他们，不会出事。”程和生说：“我相信他们。但是我们要去了解情况。再说，我们也要作准备啊。”老吴轻声他说：“要沉着。”“只沉着不行，还要行动！”“怎么行动？我们只能这样。”“我们要对党负责任，他们被捕，我们损失了两个‘主力军’和一个‘野战军’，再等下去，要全军覆没的。”老吴不讲话，蹙眉半天，才说：“损失是难免的了。可是，我们要坚持，和阵地共存亡。”程和生明白，他这话是准备实践誓词，便向他告退。临出门时，又回头对老吴说：“但是，你要提高警惕。”老吴只是点点头，看也没看他。傍晚，他又到留青小筑28 号去敲门。想见见方子和惠子，打听中西功的消息，半天仍没人应。楼梯口下来个年轻日本女人，看了他一阵，向他摇手，对他说了一串日本话，程和生跟中西功学会几句简单的日语，听出她的话里，有两句是说“这里没有人”，“回日本去了”。
当天晚上，直到深夜两点多，他还没睡着，在膝陇中忽然看见中西功出现在面前，刚和他说了句什么话，忽然不见了，他忙伸手去拉他，身子一动，便惊醒了。。
最亲密的战友被捕，他痛恨自己失误。后悔在杭州时没有坚持说服他到四明山去。特别是那天，当中西功接完电话，说家里有事要他回上海的时候，自己不多个心眼想一想，哪怕替他回上海来看一趟也好啊。或者，提醒中西功在电话上问清楚什么事也好啊，都没有，连一句话也没说，就送他上车了。这还算个什么联络员？临去杭州还向老吴作过保证呢！
现在中西功在哪里？日本宪兵定要对他施刑折磨。他忍受得了吗？相信他会坚持，给组织一个转移的时间。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整个上海科却原地没动，像没有这么回事，老吴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他坐立不安，其它事情都可暂时向后推一推，无论如何也要打听到中西功的消息。他决定到“满铁”调查室去一趟。他去了，由于会几句日本话，没费什么事便进了情报科，见到了堀勇记。这个堀勇记，昭和12 年4 月，就是1937 年4 月进的“满铁”总裁室，12 月受委派到派遣军司令部顾问室从事重庆方面情报工作。1938 年10 月重新又回到“满铁”总裁室情报科，这人涵养极好，从他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情绪变化。他有超人的记忆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和他见过一面，半年后他仍能说出这人的体型五官和语言表情特点。程和生认识他，是跟随中西功和他研究过情报。
堀勇记见了他，既没有对相识者的客气，也没有陌生者的盘洁。问他：“你有什么事？”
为使谈话尽快达到目的，他说他受中西功先生雇用，到西安去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现在回来却不见中西功先生，特来向堀勇记先生打听。请问先生，中西君现在哪里？
倔勇记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两眼直盯着他，看了好一阵，然后拉开桌抽屉，拿出一叠军票，放在他面前，说：“中西功先生确实向我表示过，他能够派人到西边去，现在我决定撤销这个协议。这笔钱是给你的绝交费，我们之间，从现在开始，关系完全断绝了。你走吧。”
“请问，中西功先生现在哪里？”
“中西君回国旅行去了。”堀勇记伸直左手，指向门口，向他点了一下头。
他只得告退。
“拿走绝交费。”堀勇记把军票向他推一推。
他心里自问：“这个堀勇记是什么人？他和中西功是什么关系？绝交费是怎么回事？”抬眼再看堀勇记，还是那样子满脸无表情。
中西功下落不明，领导又是这么个态度，他心急如焚，几天便消瘦了一圈，两只眼睛更大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莫解的惶惑。
没有领导的命令，他不能擅自乱动，更不敢对他所联系的党员们流露一点情绪。他也没到闵行路张明达那里去，见了面说什么？何况他还必须遵守老吴的指示：“目前是非常时期，停止一切活动，静观形势发展。”
到上海情报科担任联络员以来，他处处谨慎，恪守纪律，他心里总在琢磨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这是给党中央搜集战略情报的，是卡敌人脖子的最重要的斗争岗位。他暗中有一种自豪感。每当和中西功接触，他都要从中西功那里学到点什么，或理论，或对时局的研究，或对日伪军政决议和行动的分析，或对“满铁”内部周围各色人物间怎样应付，每有体会，便牢记在心。他常把现任工作和公开武装斗争作比较，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公开武装斗争，流动性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突击性大，战斗一打响，一鼓作气，胜败立见分晓。连续作战，当然也要力争胜利。战斗下来，休整、学习、练兵、宣传、大张旗鼓地壮军威声势。地下工作则不然，需要绝对隐蔽，使敌人没有一点感觉。在长期观察敌人、积累敌情、摸到敌人脉搏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任务。上海情报科还不同于一般地方和部队的敌工科，那些单位任务比较单纯，情报也多是局部性的。上海情报科要在敌人心脏里长期埋伏才能达到目的。
对他的职责，他兢兢业业，力求使自己在中西功和老吴之间、南京站和老吴之间信息及时、气氛自然和谐，工作合拍顺利。他从来没耽误过事，出什么差错。他本来就不多言多语，什么事都是心里明白就行了。他和老吴接触，没有和中西功接触的那种亲切感。老吴不像中西功那样平易近人，甚至随和。对中西功，你可以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坦露自己，有不知道的事，不明白的问题，都可向他请教。中西功像个老师，直解说到你明白为止。老吴总是三言两语，除了交代任务，别的没有话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你快离开他。但是看得出，老吴绝对信任他，把他当得手应心的工具。从党内原则讲，这很正常，然而总觉得缺少同志间那种亲切。就他所知，老吴对南京站的老李、张敏、陈一峰、汪敬远，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四人去南京前，都在上海和老吴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闹得不愉快，汪敬远常叹气，张敏两眼“咕噜”转，就是不说话。陈一峰嘴不把门，两杯酒下肚便借生活琐事，用说笑话指桑骂槐地发牢骚，绕来绕去，最后必落在讨厌这“首长作风”上。他常大谈痛恨商店老板，说他们是衣架饭囊，这些话，可以理解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意识，但是了解内情的，也可作另种理解。老李是另种形式，平时有不满憋在心里，节骨眼上说两句不冷不热的风凉话，如果在领导碰头研究问题时，只要老吴对他板脸，他就毫不客气地瞪眼和他对吵。
建立南京站以后，他们四人都去了南京，上海科清静多了。
但是这一次，事关整体，老吴到底是个什么主意？一味叫大家等待，静观，这可不是办法。等待什么？静观什么？几个日本同志全被捕了，连一点下落的消息都没有，时间一天天地耗过去，难道这也叫长期隐蔽吗？他想过，至少叫大家改换个住址，改变个掩护职业，也是一种措施，即使不许离开上海、南京也行。
他实在地忍不住了，决定去找老吴，向他平和地陈述一次自己的意见。
老吴用警惕的眼神接待他。默默地请他坐下，递给他芭蕉扇，又给他沏了茶。这些动作，过去也有过，可是这一次，老吴没有正眼看他，也不坐下，像在心里琢磨怎么应付他；冷冷地问他：“什么事？”
他仍然用以往对上级的尊敬态度和口吻，向老吴笑道：“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老吴看他一眼，等待着，仍是站着。
他原是不善辞令的，但今天下定决心要认真地和老吴谈一次，便也不慌不忙，逻辑清晰他说起自己要说的话来，先说中西功被捕，自己内疚、悔恨，在斗争中缺乏经验、幼稚，没有保护好同志，请示组织根据情况，给以处分，目的是教育别的同志。
说到这里，老吴在他对面坐下了，摇着一把大蒲扇，歪着头，眼睛仍旧不看他。
他继续说，由于不知道中西功的情况，心里很着急。而且每过去一天，这种着急心情便增加一分。不知道上级通过什么渠道掌握了中西功的情况没有。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看老吴，老吴还是那么不动声色，也不回答他。
他敏感到老吴不想和他说什么，这个时候如果拐弯抹角打住，把谈话限制在打听中西功消息的范围以内，也无不可。老吴对此也无可指责。
但是者吴却是一副拉开架势尽他说的表情，他意识到谈下去将遇到困难。说不说了呢？转念一想，既然他是这副架势，而且自己也是决心准备了的，便索性说下去。他说他对当前的形势很担心，日本人对“特别调查班”不会不怀疑，班里那么些党员，还都蒙在鼓里。毫无思想准备，一旦日本宪兵动手，一个也逃不出去。这个损失太大了。南京站呢？都是些党的骨干，是些有资历、有经验的干将，如果不及早安排，遭受了损失，势将没法弥补。
他说得很慢，郑重其事，使他自己都吃惊，怎么竟对领导如此讲话，好像对小学生那样上起课来了。再看老吴，只歪着头，呆呆地一下一下扇扇子。没有过去那种不许说话的神色，他心里有点高兴，想道：“他在考虑我的意见吧？”
他说完了，老吴还是那样一下一下扇扇子，像在思索。
“我的意见全说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
老吴又摇了几下大蒲扇，看了看他，问道：
“都是你个人的意见？”
“是我个人的意见。”
“见过张明达？”
“没有。”“
张明达没找你？”
“没有。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见过李得森？”
“没有。”
“他没去找你？”
“没有。”老吴直眼盯了他一阵，口气缓和地轻声说。
“意见嘛，党内民主，谁都可以提。”
老吴摇了几下蒲扇，好像在生谁的气，继续说：“你要注意，我们有些人，形势有利的时候，他们冲锋陷阵，是好汉，也能鼓动千千万万的人去革命。可是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就不行了，他们的法宝就是跑。”
沉默了很久，两人谁也不说话。程和生壮壮胆子说：“把大家换换住址地点怎么样？”
“怎么换？”
“调动一下。”
“怎么调动？”
“互相调动一下，暂避一下风头。”
“怎么互相调动？”
“南京上海两地换一下。”
老吴拿起大蒲扇猛摇了几下，然后抬眼看着他：“都离开各自的掩护岗位？”
“可以找新岗位掩护。”
“工作呢？”
“在新岗位上逐渐深入。”
“什么样的新岗位？”
“研究嘛。”
“什么样的新岗位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我们为安排一个陈一峰费了多少周折你不知道？更不用说汪敬远了。你说是调换，敌人怎么看？人不见了，不就是逃跑了吗，不就是不打自招吗？南京的到上海、上海的到南京，逃出敌人的手掌了吗？我们是干小孩子捉迷藏的吗？你怎么想的嘛？！”
“可是，我们。。”
“我们怎么了？”
“作为领导，你要考虑我们的处境。”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这样直视老吴，顿觉全身发热，头上冒汗。老吴却冷冷地正面直视着他，轻声问：“你还记得入党誓词怎么说的吗？”
“记得”。他觉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记得就好。”老吴摇起扇子：“现在你要反省为什么随声附和地提撤退。”“我没随声附和谁，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就更应该深刻反省。”“我也没提撤退，我提调换住址地点。”“本质是一样的。”他很想起身告别，但就是站不起来。他又很后悔，本想来好好和领导谈一次心里话，给领导当当参谋，共同研究一个使同志们既安全、又能巧妙地继续工作的方案，却怎么谈着谈着竟要用入党誓词自我反省了！从什么地方错起的？赶紧补救。“你听着。”老吴直视着他，脸色严肃：“以后，不要再提撤退了。”程和生抬起头，快快地起身而去。吴纪光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茫然，刚才硬端的领导架子垮下来了。他自言自语道：“我本应该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才对。”
林得山被领事馆警察署拘留所用汽车送回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270 弄26号他自己的住宅后，倒比在拘留所里还坐卧不宁了。在拘留所里，他安排他的中国妻子跑领事馆，跑拘留所，跑陈恭澍，请求他们按照谈好的条件，给他自由，允许他在上海经营旧业，做文具生意。如果需要，他也可以帮助新“国民政府”办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陈恭澍出面活动，事情还算顺利。不料却冒出个中西功的事来，他不敢不接受领事馆、“特高”、拘留所三方联合交给他的差事。虽然比预想的提前几天出了牢房，但还不如在里面多蹲几天呢。因为与其说早放他出狱，不如说是早被日本人驱使。
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这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天赋，林得山也不例外。当年他逃亡到上海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在他周围几个同胞间流传，那歌词是：
“流亡到这里，不知多少时候，我亲爱的祖国！望了又望，再不看见你那美丽的山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亲爱的故乡？静静的夜啊，冷冷的风啊，明月向西落。”
那曲调是纯粹的朝鲜民歌旋律，凄婉深沉，他每唱起来便潜然泪下，从心里往外发冷。
那时他用经营自来水笔的生意作掩护。30 年代，自来水笔是洋玩意，在中国市场销路很大，收入可观，他把盈利都用来支援“大韩临时政府”的活动了。他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对蓝衣社的行动很赞赏，和他们来往很密切，和陈恭澍私交尤深。陈恭澍派人拿着信到香港去见他，他知道逃不脱了，因为他对蓝衣社的手段了若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必须绝对听从日本人的指挥。
现在他倒从心底钦佩那个中西功了。他是个日本人，竟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这是反对他自己的祖国啊，而他却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祖国免遭战败的毁灭，想想也确是这么个道理。并且，中西功还是个共产党。
共产党这个名字，他听得太熟了。
想不到他们的宗旨竟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连日本在内。他从中西功的谈话中看出，中西功就是那种坚定的身体力行者。
但是，但是啊！他不能实践对中西功的承诺。他知道，在他身后，有日本的和汪精卫的甚至还有蓝衣社的人在监视着他。
他的中国妻子只知道可怜巴巴地听他指挥。
他没叫他妻子到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去找俄国的弗利浦书店，也没叫她去找塔斯社，更没叫她找个女伴到霞飞路去大声谈论：“中西功被捕了”，当然也没找人到启东去给新四军送信。
他给13480 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日本人：“找哪个？”
他用日语说：“请找津金先生讲话。”
“你是哪个？”
“我是他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
“林山一郎。”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霞飞路1270 弄26 号。”
“你有什么事？”
“你是哪位先生？”
“我就是津金。”
“噢，津金先生。有朋友托我带信给你。”
“什么信？”
“你的朋友中西功被捕了。他要我见你。”
“噢，请你在府上等候，我马上到。”
“好的，记住，霞飞路1270 弄26 号，林山一郎。”
他挂上电话，回家等待。只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