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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请你在府上等候，我马上到。”
“好的，记住，霞飞路1270 弄26 号，林山一郎。”
他挂上电话，回家等待。只一会儿，一辆汽车开到了1270 弄口停下了，跳下三个穿便衣的日本人，闯进了26 号房里，各处张望一眼，围定林得山问：“你是林山一郎？”
林得山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连忙用日语向他们申明，他是受领事馆差遣寻找津金的。但是他们说他们无权听他解释，根本不由分说，把他装上汽车，直送到领事馆。
到了领事馆，他才闹清楚，原来津金早已不知去向。“满铁”接到特高课通知监视他的时候，便已找不见他了。既然林得山通电话给他带信，接电话的人当然怀疑他而报告领事馆了。一场误会。林得山被他们这样抓来抓去，心下很是懊恼。但是，投敌分子有什么懊恼的权利？从领事馆出来，他又到“同盟社”去找菅沼。“同盟社”的人都说不知什么时候起，菅沼便已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明白，这位菅沼先生也逃走了，差事没办成，心里倒有点幸灾乐祸。
奇怪！他不敢耽误，立即到领事馆去如实报告销差，以为从此可以自由了。领事馆两个日本人接待了他。这两个人对他很温和，向他道了“辛苦”，然后对他说，还要“拜托”他给以“合作”。并说：据他们调查，“满铁”的津金和“同盟社”的菅沼，都是中西功的朋友，都是嫌疑犯，现在既然已经逃亡，就是中西功的同党、帝国的叛逆分子。那么，毫无疑问，中西功在“满铁”领导的“特别调查班”，每一个人都是大大的嫌疑犯。其中它的班长，叫程和生的那个，和中西功关系十分密切。既然上海“同盟社”菅沼是中西功的同党，南京“同盟社”有个西里龙夫也是中西功的同党，那么，在“同盟社”内，嫌疑犯必定还有多多的。这些，都由两地的特高部门去调查，林先生不必费心。“拜托”林先生去费心的，是调查共党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同盟社”和“满铁”之间的联络人员，也就是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的联络人员。
“那是一定有的。”一个日本人微笑着肯定地向林得山点头。“他们不用无线电联络，我们是知道的。”另一个说：“如果用，我们会截获电码加以破译。他们很严密，只用专人传递信息。”“你可以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的人交朋友，可以到南京‘同盟社’去交朋友，你可以走出上海，在京沪之间活动，我们和你太太联络。”“时间，20 天够了吧？”另一个陡然变色，喝问。林得山已经领教惯日本人这种喜怒无常的“德性”了。于是平静地说：“我试试看。”“不！”那日本人狰狞地毗出牙叫：“一定要拿到，这是你的服刑劳役！”那个微笑着的日本人仍旧微笑着：“我们已经相信你了，不要错过机会。
你愿意回到监狱去吗？”林得山点一下头：“我努力！”“要拿到真正的共党的！不许胡指乱说，不许敷衍塞责，如果出现那等事情，定要严厉惩罚。”另一个日本人越发凶狠了。林得山又点头：“我不敢！”他知道，现在他如同一只脖子上套了铁圈的猴子，绳子的一端握在日本人手里，听见锣声不爬竿，就要挨鞭子。他悲哀，因为他不是猴子。他到“满铁”上海办事处去，打听“特别调查班”，据看大门的说“特别调查班”不在“满铁”院内，在对面楼上，但是那里现在已经被宪兵队占用了。他到对面楼上去打听，被值班宪兵盘问了一番，所幸他会说日本话，又有领事馆发给的“派司”，未引起大麻烦。至于“特别调查班”搬到哪里去了，值班宪兵说不知道，也不允许他上楼去打听。
于是他去进行另一项差使，调查来往于南京、上海两地为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去同“特别调查班”和“同盟社”的人交朋友，是个好手段。但现在死乞白赖去找“特别调查班”，如果里面真有“共党分子”，会不怀疑他？闹不好，难说不把小命丢了。近年来，他与蓝衣社打交道中，耳濡目染，变得十分胆小。在拘留所里，对中西功，他把原名林得山说成任得山，为的就是留一手。
他决定先到南京“同盟社”去观察一下。同时路上留意各色人物，既然那个“共党分子”是在京沪两地传递信息，自然要往返于京沪间。他可以化装成各种人物：商人、小贩、农民、士兵、学生、官员、记者、工人、职员，天哪，这可太难了。
他化装了一下，头戴草帽，身穿纺绸裤褂，手摇黑纸折扇，使自己看去像个赋闲的政府职员，神态滞洒，在车站候车室内外游荡。
他可不像那些愚蠢的日本宪兵和汉奸便衣。他们走到哪里，都先把幌子挂出去：大瞪着眼，故作威严地注视着一个个毫不可疑的人。有时竟要面对面地看那人十几分钟，只要那人有一点“反常”表现，便动手抓，不管怎样，抓到宪兵队就是“抗日分子”，就是请了“财神”。
他快速地扫视在他视野之内的男女青壮年，绝不研究他们的服饰和携带了些什么东西，而只观察他们的神色，对公职人员打扮的尤其注意。他忽然觉得这又好像是个显示能力的好机会了。
开往南京的票车还没检票就已经过点了，检票口外挤满人。汉好警察在入口处两边把守着。他又扫视了一阵，没见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便又到人堆外观察在广场上流动的人们。在他想来，这种“共党联络员”也许常趁人不注意之间悄无声息地混过检票口，坐上火车，或者不经过检票口而径直从什么地方溜进车站。
检票了，放行了，他随人流进站上了车。
日本占领区的普通中国人坐火车只有一个字：怕。怕走过身旁的日本人，怕坐在邻近的汉好，怕查票的敲诈，怕穿白褂子故意敞开怀的流氓，怕背着锯斧铸挫的和那些一直抱着一条扁担两腿泥的黑脸汉子，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汉奸或者国民党的“游吃队”队员。因为徐州铁路上常有冒充八路军游击队打票车而趁火打劫的消息在偷偷流传。
林得山一出现，便招得许多人向他投来畏惧的目光。他自觉突然矮人半截。他知道，这种情势下，注意看哪个人一眼，哪个人都要远远躲去。
“你的！”突然，从他身后车厢门里，一只手抓住他腰后衣襟，用力一拽，把他拉进车厢。他忙转身看，是个腰挂短枪的日本兵。
这是跟车的日本“乘警”。
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坐下！”
他用日语向日本兵说道：“我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
日本兵见他说日本话，而且很流利。脸上的凶狠，顿时消失，眉头挑起笑意。
“日本人？”
“是的。”
“那么坐到我身边。”
“谢谢。”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这是“特席”。
这个车厢里，坐位空闲。没有人说话，被沉默的不安笼罩着。“你要到哪里去？”日本兵问他。“南京。”“公干吗？”“不，我是侨民。”“噢嗬，大东亚战争胜利，你高兴吗？”“当然。帝国海军，世界无敌。”日本兵举起头，向前凝视，像是不高兴了。“不是吗？”他问。“首先是陆军的赫赫战功。”“的确是这样。”他附和地讨好。而日本兵却不再理他。他也学日本兵那样坐正了身，作出肃穆的表情。
日本男子都要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气质，因为这有关国体。但是规矩死板地坐在行驶的列车上，是件很枯燥乏味、很累人的事。他又不好马上离开这个座位，离开这个日本“同胞”。
车到无锡站停靠了一段时间。旅客上下，互相拥挤，嘈杂了阵，车启动时，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特席”上。这时候，车厢尽头甬道走来三个人，一个穿白绸长衫的老头，满脸皱纹，身后跟个小女人，衣着洁净，搀扶着他。他们后面，一个矮个青年，一张娃娃脸，身上穿套制服，肩头挎个大帆布公文包，凭着年轻力壮，三挤两撞，抢到了老头前面，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走到车厢中部，在一张空椅前，从肩头上抹下公文包，往椅上一扔，像早被这大包压累了。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揭去盖，仰起脖，大口大口往肚里灌水，灌了一阵，抹抹嘴唇，把玻璃瓶盖好，塞回包里，又伸手在包里毛手毛脚地翻腾了一阵，拿出了一捆新闻稿，抽出一份，又把大捆放回包里，这才坐下。他向窗外看了一眼，拿起稿子，身靠车壁，伸开腿，看新闻稿，既不观察周围，也不作任何掩饰，好像在自己房间里。
林得山一时心里好笑。再仔细看，见他高高撑起的胳膊上，戴着臂章，黄底红字：“中华联合通讯社”。
噫？中华联合通讯社？不是中华维新政府的“通讯社”吗？不是和“同盟社”有业务联系的吗？太好了，不妨和这个“小把戏”攀谈一下，交个“朋友”，由他引路进“同盟社”。
现在马上和他说话？还是跟踪他，找机会？思索一阵，他对日本兵说：“要那个年轻人坐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有话跟他说。”“你会说中国话？”“侨民生活时间长，会的。”日本兵向小伙子吼一声：“喂，Boy！”小伙子闻声掠开稿子，转头看日本兵。日本兵手心向上。像往嘴里扇空气，向他招手，示意他坐到他的面前来。小伙子立时起身，抓起公文包带，往肩上一甩，手里捏着稿子，挺着胸膛大摇大摆快步走到日本兵面前，把公文包往空椅上一撂，坐下了，挺胸直腰，仰头青日本兵。他学日本人那样直眉瞪眼。等待这日本兵要他干什么事？日本兵见状很高兴，向他呲牙一笑，同时向他竖起大拇指。
我们的张明达碰上热闹了，他作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地被一个日本兵拉上了这个小舞台。过去，他坐火车的次数太多了，没有哪一个押车的日本兵招呼过他，更没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和押车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再看那穿便衣的，那穿戴和神态颇有点来“你是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林得山问他。
张明达转眼看他，又看看日本兵，仿佛不明白，日本兵招呼他过来，这个汉奸怎么问起他话来？他又看林得山，脑子里打转，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招他过来，这家伙却先和他说话，而且问得好奇怪，臂章上写着呢，既然看到了，问什么？找话题套近乎？坐车闷了寻开心，还是另有所为？不管你干什么，“中联社”的牌子是很响亮的。
他点了一下头，带着挑衅的口气：“是的。”弦外之音像说：“怎么了？”“知道‘同盟社’吗？”“当然知道，和我们在一座楼里，南京复兴路125 号。”“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林得山笑道。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信差！”脸上顿时布满不可一世似的骄傲。这
一来，林得山便对他产生了错觉。在他看来，这是个还不谙世事的失学青年，捞到这么一份差事，自觉得了不起，不自觉地狐假虎威起来，这种“小把戏”，在上海、南京，他可见的多了。于是不觉笑起来，又问道：“干了多久了？”
“嗯”，张明达脑子里打转：问这个干什么？毫无来由，我对你小子没有说实话的缘份，干脆答道：“半年了。”“噢。”林得山看着他：“满意吗？”“当然满意，很满意。”这时候，那个日本兵对张明达的大公文包感兴趣了，探手去拉。张明达没拒绝，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怀里去。今天他的公文包里，没有一张密写的情报。
日本兵解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新闻稿，打印的、手写的，还有一摞信，有的是白纸封，有的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机关长大信封，除了装水的玻璃瓶，包底下还有一个虎牌万金油小圆盒，日本兵揭开小铁盒，闻了闻，捏在手里，举在张明达面前抖动着，笑着，用日本话说：“好东西！”
张明达眼皮一眨，脑筋一动，为了工作方便，也是他求知欲太强，自学了日语，这时正该用上，便用日本话说：“送给你了！”这一来，日本兵大喜，立时用日本话问：“你会说日本话？”张明达立即说：“可以对话。”“哟唏！”日本兵抠出一点万金油在鼻下、上唇抹了抹，高兴得“哈哈”笑。
张明达这一句日本话不打紧，却令林得山起了疑：这个“小毛头”会说日本话？小瞧不得，这种年龄的少年，会这样发音准确流利地说日语的，实属少见，是个什么人物？带着欣赏又有点讨好地问道：“是日本人？”
“不，中国人。”“唔，南京同盟社有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你认识吗？”张明达心头一怔，他问西里龙夫，是个什么人？和日本兵坐在一起，是找西里龙夫的，还是一般认识西里的？他打定主意：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同西里关系怎样，老子不认账，便断然回答道：“不认识。”“他是我的朋友，”林得山说。
“是吗？我们那里日本人很多。”“你怎么不认识他呢？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记者。”张明达好像逐个回忆了“同盟社”哪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抱歉地一笑：
“不认识。”
这令林得山又起疑：干了半年的信差，又会说日本话，竟不认识社里的日本头面人物？再看这“小把戏”的神态，忽然觉得他又不像是个失学青年了，倒像个在社会上经过风浪的“老把戏”，看他对日本兵那应对的态度，再看他对我的神气，俨然是个在社会上、人际间很能恰到好处的、掌握分寸的“老职员”。上海领事馆警察署交代过他：到南京“同盟社”去活动，可以声称自己是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的朋友，人们会告诉他，西里龙夫已经被捕了，他可以打听西里龙夫和谁是最要好的朋友，然后约他私谈，说他见过西里，西里托他有要事转告，然后相机行事，调查清楚西里与共党的关系，那样也就会调查到活动在南京、上海间给中西功和西里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了。现在这个看似“小把戏”而行动神态又像“老把戏”的青年，就在“同盟社”的楼里任职，竟不认识西里龙夫？奇怪！
他哪里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小把戏”也罢，“老把戏”也罢，就是不仅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而且给南京、上海两地中共重要情报部门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
在他脑际，刹那间也掠过一个念头：这个人会不会是干这个传递信息差事的“共党分子”？他略加思索，很快便自我否定了，从是个“小把戏”分析，共党不会使用“嘴上没毛”的毛孩子担负这种重要差事；从是个“老把戏”判断，共党更不会使用一个老奸巨滑的“老把戏”，因为他们常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那可真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为，共产党敢把这种重要差事交托给这种人？
在他的想像里，这个传递信息的联络员，当是个风流调傥的文人、上层人物，类似活动在军政要人间的说客式的人物，譬如陈恭澍。“你是日本人吗？”张明达突然问他。“不，中国人。”林得山笑一笑。“哪里人？”“哎，上海。”“在哪里供职？”“赋闲，在家。”“住在上海？”“在上海。”“你的口音根本不是上海人。”“噢？你听我是哪里人？”“不知道。到南京？”“到南京。”“会朋友？”“会朋友。‘同盟社，西里龙夫是我的好朋友。”这时，日本兵突然用日本话向他们低声呵斥：“喂，要讲日本话！”“喔，可以。”于是张明达便用日本话盘诘起林得山来，问他上过几年学？干过什么事？到过什么地方？怎样结识的西里龙夫？此去找他要办什么事？可熟悉南京的街道？最后突然问他，在什么地方学的日本话？林得山既要回答他的攀谈，又要使身旁的日本兵听不出他有什么漏洞，真是穷于应付，本来天就热，累得满头汗。
张明达渐渐品出味来：此人没有起码的中国文化，对上海街道很不熟悉，中国话说的倒是可以，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有南腔北调的影子。他断定，这是个日本浪人，或许确实认识西里龙夫，但是绝不是和西里同一个档次的人。
车到镇江站，他收拾好公文包，对日本兵和林得山点头起身：“我该去办事了。”
和镇江分社来接站的办了交接。他又背着大公文包回到了原地，在日本兵和林得山对面坐下，大大方方找话题和林得山攀谈，可是林得山却好像很勉强地和他答话。
到了南京站，他们和日本兵道了别。出得站来，张明达本来可坐“中联社”来接站的一辆小摩托；但是今天小摩托没有来，只得依照惯例，同林得山一道，上了公共汽车；过捐江门进城时，要受军警严格检查，张明达想看看这个浪人怎么对待检查，却见他手里拿着通行证，一晃就让通过了，令他顿生怀疑。
当天下午，他到小火瓦巷去见李得森，把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可疑的人的经过，原原本本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