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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听。”
“好，你说吧，我有的是时间。”
于是，他轻声地、顺序清晰地说下去，偶尔停顿一下，转头看一下松本，用眼色示意松本把他扶好，让他尽量坐得舒适些。他从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看书而结识列宁开始说起，说到他和同学们怎样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怎样萌动了要为实现这一主义而行动的想法。第一次怎样把反对侵华战争的纸条放进“东亚同文书院”参观的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的饭碗里，因而被领事馆逮捕；第二次怎样和同学们到上海大街上贴反战传单，又被逮捕；之后，怎样认识到应该从根本上推翻日本帝国，在斗争方法上应该怎样适应形势。又说到1931 年日本侵华战争后，给满洲和中国人民造成怎样的灾难。从对大众血淋淋的杀戮，到农工业的被摧残破坏。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说起，阐述共产主义者最高尚的人道主义，以及必须为实现这种最高尚的人道主义所要付出的一代人生命的代价。最后，他轻声问高桥：
“你是否已经准备好，要把我这些话，判为异端邪说？”
高桥不响。只默默地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轻声问。
高桥沉默了一阵，也轻声问：“中西功先生，我们两个，应该谁问，谁答？一个法律上简单的问题。你是日本人吗？”
“原来是，现在不是，现在我属于全世界大众。”
“那么，你承认，你背叛了大日本帝国？”
“不，不不。那些把你们大日本帝国推上毁灭的人，譬如眼下的东条英机，当然还有那些跟随他的高级文武军政官员们，才是些真正背叛日本大众的人。”
在1942 年的夏季，任何一个日本的军政宪警的官员，都不能忍受这种当面的斥责。高桥兴助却忍受了，他有他的目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中西功的正面阐述中，他捞到了正如中西功所说的一些原本他应该通过审讯得到的“供词”。另部分原因是：只要中西功肯开口说话，他就能获得可供提问的线索。还有第三个原因：对于共产主义，他和松本一样，也是一无所知，听中西功侃侃而谈，倒是真增长了知识。当然，还有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他原来估计，中西功不会对他开口，因而早在牢房外安下了打手，只待他和松本他们走出牢房，打手们便会进来再狠狠地“教训”一番这个“中共”。但从刚才他所见到的被“教训”了一番的中西功的身体状况看，显然经不起再一次的“教训”了。他要保住中西功一条命，留着用，把他打死了，便什么也没有了。
所以，当他宣布第二次审讯结束走出牢房门时，对两个打手轻声说：“适可而止。”
两个矮矮胖胖的打手服从地向他点了点头，很文雅地走进牢房，各人抓住中西功一只胳膊，把已经瘫痪在地的中西功拉起来，各自使尽平生力气地
把他向左右撕拽去。他们把高桥兴助那“适可而止”理解为“用尽力气”，
因而要大显一番身手。中西功没有一点声音，他眼前一片昏黑。黑到至极，却出现了明亮。在明亮中，他看到了一群人，他们是程和生，老吴，李得森，陈一峰，倪之骥，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他们在他眼前的明亮中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背后，闪现着上海的街道和楼房、人流、拥挤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房间洁净的“金陵酒家”、爱德华七世路的“三福楼”和四马路上那些酒馆。过去，他常在这些地方和同志们见面。研究怎样开展工作。。
第八章坚守在远东前哨
连日来，天空浓云逐渐破裂，阳光从这几那儿的缝隙间射向江南大地。今年梅雨季节来得早，去得也早，稻禾吐出新穗来。
上海仍旧到处潮湿，家家晾晒衣服、被褥，弄堂里色彩杂乱。
程和生慢步走在四马路上，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后，老吴和他约定减少联系，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周围敌人动静上。他和“特别调查班”的党员们个别约定会见时间，让他们尽可能继续联络不致于失散。日子意外的平静，近20 天来没见异常，也没发现宪兵、警察跟踪的迹象，更没打听到中西功的下落。他对这种安静，渐觉难耐。老吴曾分析说，事情会渐次过去，而他却觉得一个怪胎正在这安静中孕育。
日军在中途岛吃了大败仗，损失惨重。联合舰队的“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四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世界上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三隈号”也葬入海底，并损失飞机数百架，陆海军士兵数万人。苏德战场上，红军很艰苦。在斯大林格勒西南的顿河弯曲部，希特勒集中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150 万兵力，战争打了40 天了。如果双方这样相持下去，巴库的石油、顿巴斯的煤矿、库班的小麦，这些战略物资基地掌握在苏联手中，社会主义苏联就能屹立不动了。这种常识是他从中西功那儿学来的。以前，他只看中国战场，现在他看全世界。
走着走着，感到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回头看，吃一惊，原来是汪敬远。
“你怎么来了？”他问。
“找老吴请示。”汪敬远向他投来一笑。
“见着了吗？”
汪敬远点头。
“跟我走。”他仍旧脚步从容地引汪敬远走进南京路冠生园，两人找个位子坐下。要来点冷菜和啤酒，边喝边轻声交谈。
汪敬远个头虽不高，但身材匀称，面容洁白，一双眼睛闪动着明亮的青春之光，一眼看去，便知是个精明的奇人。他的父亲，是苏州一家富绅子弟，留学日本时和一个姑娘一见倾心，相爱成亲，于是生下了他。这位日本姑娘，不被中国封建家庭所接受。汪家长房长兄，不仅歧视她，进而累及她的丈夫。汪敬远的父亲，优郁成疾，不治而逝。汪家长房，驱逐她们孤儿寡母出户。迫于生计，她带着小汪敬远流落上海，替人浆洗缝补，赚几个小钱抚养儿子。旧上海，一个流浪于低层的异国女人，该是何等艰难，不是个中人，难知其中味。无论她怎样辛苦操劳，终究养不了日渐长大的儿子。除了衣食，还要求学，她可不能让儿子失学。丈夫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出众男子，岂能让他的孤血成个“无能之人？”她写信求助于妹妹，妹妹回信满口答应，说她丈夫说，一定不委曲姐姐的“大桥”。于是托人把“大桥”带去日本妹妹家。“大桥”的姨父，身体壮得像他小院里那棵老槐树，但是胆子却那么小，只知道种田和见人就鞠躬。姨妈严格规定“大桥”，除了到学校，不许去河边，不许爬树上屋，不许和同学打架，也不许跟姨父下田，只准坐在矮墙小院里的槐树下小桌旁读书。累了，可以在院里翻筋斗，翻多少都没关系。唉，翻筋斗这游戏，还不如读书呢。
姨父姨妈勉勉强强供“大桥”上了几年小学，生活越来越艰难。“支那事变”发生了，打仗了。夫妻两口相对流泪，因为再也无力供“大桥”继续上学了。对不起姐姐，万般无奈，托人把“大桥”带回上海。临上船，姨妈递给他一个小蒲包，里面放两个“寿司”（白饭团），轻声说：“饿了再吃，”没说完，便哭了。
“大桥”回到上海，母亲抱着儿子哭了一阵，又从头到脚量了他的身高，然后郑重其事对他说：“听着，你现在是大人了，以后不再叫‘大桥’，还叫汪敬远，你是中国男子，男子要为国尽忠，中国太弱，国民太穷，根在政府腐败。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
当时的小汪敬远，憎然不知怎样去为强国作事业。眼前可能“为”的，只有谋职挣钱养妈妈。
汪精卫投敌，和日本的外交是重要事项。首先是语言。负责外交的汪伪官员在上海愚园路办了个“日语讲习会”，培养汪精卫未来的外交人物，要求日语的标准性，语音、语调、语法结构的规则性，含义的多重性。汪敬远应聘当教员，不用说，他的日本话无可挑剔，他的教授方法也获得众口一辞的称赞。高崇武在愚园路办的“国际问题研究会”，是汪精卫外交部的底架子，邀请汪敬远去参加座谈。这件事，被西里龙夫和程和生知道了，他应程和生密约去“相见”，原估计这个程和生会给他介绍个差事，却不料程和生竟出言唐突地对他单刀直入他说；“你应该救中国！”这在当时的上海，不啻是直面对他宣布“我抗日”。更奇怪的是，程和生竟知道，他妈妈曾教导过他，“你是中国男子，要像你爸爸，立志为强国作事业。”这母子间最亲密的谈话，他是从何知道的？他没有问妈妈，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他和程和生继续往来，程和生交给了他一把看不见的“金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为强国作事业”的大门，这就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程和生的指点，他在“国际问题研究会”表现非常出色，上下左右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中日亲善”的结晶、楷模、桥梁、天使，天晓得这些人还能拽出什么溢美之词来恭维他。总而言之，当汪精卫“还都”南京时，按程和生的指示，他从“国际问题研究会”设法升迁到了汪精卫的身边，从上海到了南京，被派到汪公馆当秘书，并渐渐取得陈壁君的信任。陈壁君，人称“母老虎”。从‘“国民政府”部长、委员到公馆内外警士仆役；没人不怕她。真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妖婆。只有周隆库，敢接近她的虎毛。汪敬远初进公馆，只能听周隆庠指使，作些一般的文差，拿不到高级绝密情报。他曾一度想到外交部去直接掌握情报，请示上海程和生，程和生不同意，叫李得森转告他，情报在质不在数，希望他取得陈壁君的信任。汪敬远的精明伶俐，终于被陈壁君赏识，事无大小均委他办。如此一来，情报三天一次地从汪公馆飞出，经李得森处理后由联络员张明达传送到程和生手中。大自日汪密约，小至汪精卫每天会见的客人名单和谈话内容，总之，凡日汪之间的秘密，汪伪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无不在我掌握之中。为上海情报科分析研究日本政府、大本营的谋略，提供了最切实的保证和基础。如1941 年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对华战争，不再采取大规模进攻作战，模仿中国的游击战法，击溃中国军队后，退回原警戒区。”这使我方明确地掌握了日军行动规律。不久，李长江投敌，与汪精卫会谈，陈壁君对李长江不放心，特命汪敬远去参加，他们说了些什么，程和生第二天晚上便知道了。又如，同年夏未，驻安徽的广西军李品仙，通过香港《自然日报》杨主编到南京联系投汪精卫的事；秋未，阎锡山派代表到南京与汪精卫交涉投降，双方讨价还价，汪精卫嘲笑阎老西想“半瓶醋兑半瓶水，要个拿破仑葡萄酒的价钱”，汪敬远一时不明白，亲自去找李得森汇报，李得森一听“卟哧”笑了，告诉他：阎锡山不喝茶，每天只喝醋。他越发不解，直至李得森给他解释明白。原来山西人吃菜可以无盐，而不可无醋。也是去年春未，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夫人，忽然春心萌动，要去玄武湖玩，被日本宪兵在城门口当众拦阻搜身，败兴而回。跑到汪公馆涕位告状，说“连部长夫人都限制自由，而且动手动脚，还说什么中日亲善？说什么中日平等？”汪精卫听了喃喃说：“暂时现象，暂时现象。”陈壁君气得脸发白，可什么话也没说。。李得森听了“哈哈”大笑。这些及时送到延安的情报，供中央得以迅速对敌人作出对策。
汪敬远的情报活动越搞越细，竟想自己搭班在汪伪政府里建立个情报部。他对李得森说，我们都可以加入进去埋伏工作。并且。他计划，这个情报部争取由汪精卫直接领导。李得森写信请示老吴，这正合老吴开拓局面之意，回信答复同意。汪敬远便行动起来；他和航空署长陈昌祖私交很深，陈昌祖是汪精卫的裙带亲信，汪敬远想利用他，但陈昌祖对他的提议经过一番活动后说：“眼前没有把握，等一等再说。”此事才算放下。
日本警视厅特高课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消息，自然瞒不过汪敬远。说实话，他倒真不知道这两人被捕的缘由。但是，又下意识地敏感到，也许和他的事业有瓜葛，再加李得森通知他，暂停一切活动和接触。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新通知，心里嘀咕，硬着头皮去见李得森。
中西功、西里龙夫被捕在南京引起的大波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坚持”、“等待”，渐渐沉静下来。
这时，李得森对吴纪光的指示，内心颇是钦佩了。鉴于自己曾为此和吴纪光有过脸红的不愉快，便鼓动汪敬远到上海去见一次老吴。恰巧，陈壁君要他到上海港税务局提一笔款，转帐。他到了上海，匆忙跑了税务局和银行，办完事，找到了老吴。老吴对他这个“独立旅”挺和蔼，向他阐述了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日本这次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日本政府的常规行动，从已经过来了的近两个月观察，无论中西功、西里龙夫，还是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都没有吐露上海情报科和供出中国同志的迹象。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阵地，应该相信日本同志革命的坚定性。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警惕敌情的变化。
汪敬远对老吴这番分析，心悦诚服。不失时机地传达了李得森托他带给老吴的话：“从事实发展看，者吴叫大家沉着坚持的决定是正确的。”
吴纪光笑道：“哪里是我的决定，我有那个水平和胆量吗？你回去告诉他，那是最高层的决定，‘小开’也不过是传达给我们。”
汪敬远听他如此一说，心中激荡不已：“我们上海情报科有最高层直接掌握着呢。”那份高兴使他在南京积郁的疑虑，全部消逝净光。他决定马上回南京，不意却碰上了程和生，即同程一起到南京路冠生园小吃。
程和生听罢汪敬远的叙述，沉思一阵，轻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警惕。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紧张情况下。”
餐毕，两人起身结账，就地分手。程和生按预约的时间走进四川路倪之骥的隐蔽点，一进屋却见倪之骥在桌旁坐着愣神。倪之骥见他进来，忙挤鼻子弄眼，暗示他赶快溜走，他急转身，可为时已晚，门后突然钻出两个人，他们身上西装笔挺，头上黑发油亮，一下子把他堵在门里。一个说：“程先生，请坐。”另个便动手拉他到桌前。
虽然程和生时刻准备着出现“遭遇”，毕竟太突然。没想到他们竟在这里坐等他。他不想和他们作任何争辩，那是毫无意义的。他沉静地在一张椅上坐下。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外游动的同志们，别再有哪一个，闯到这里来。两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在门后椅子上坐下，擦火柴，悠闲地吸烟。这两个不值一瞥的败类！程和生心潮翻涌，眼前只有一条路，一条共产党员此刻必须走的光荣之路。他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交代的，唯一的遗憾是不能亲眼看到同胞们欢庆抗日胜利的情景了。这份欢乐，只得留给后人了。父亲和哥哥会在欢呼的人流中骄傲地微笑。中西功会在心中记住他。直到下午四点半，进门来一个人，也穿西装，向门后的两个人点点头，马上又出门去。门后两个人站起来，向程和生和倪之骥招招手：“两位，跟我们走吧。”于是，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程和生和倪之骥夹在中间，走出门去。
门外烈日很毒，刺得人睁不开眼，他们一行四个，走出巷口，一辆军用车迎面徐徐开来。到了他们面前，停下了。两个“西装”，挥手示意催他们上车后，也跟着爬上车。
汽车“嘟”地加速开动，惯性使他们晃了一下，便风驰电掣般开走了。程和生觉得风不停地刮走身上的躁热，他偷眼看坐在对面的两个“西装”，发现他们在默默地直盯着他。他抬眼扫视汉口路两边的商号和人群，商号楼房快速地由前向后闪过，行人杂乱的色彩点缀在这流动的马路两边。汉口路和四川路是他活动最多的街道之一，这里有他经常出入的商店，有些店员对他的脸孔也不陌生。他想：“如果现在他们见到我，消息会很快传播出去。老吴和所有的同志们便会及早转移。而我自己，绝不能让敌人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点有关情报科的秘密。。”
“这是自己为党所能作的最后一点事情了。。”他没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心里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牺牲的时刻就在眼前，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于是，他猛地大喝一声，奋身一跃而起，跳出车外，刹那间也没忘记故意使自己侧起身，头向下，用力撞去。除了眼前火光一闪，再没有别的。。。。 汪敬远回到南京汪公馆，陈壁君在化妆台前端坐，侍女给她梳头，她要到日本使馆去参加招待宴会。听汪敬远说罢上海港税务局转账经过，她满意地点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