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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龙夫：同中西功一样，从巢鸭监狱释出后，仍继续从事日本进步活动并研究中国问题。日共重建后，曾被选为熊本县委员长，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 年代初，受王学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请，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应邀来我国叙旧，由汪敬远、张明达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处故地重游，与尚健在的老战友们共话当年。
在南京，在当地工作的邱麟祥为向导，他们满怀激情地寻访了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他们寻寻觅觅、指指点点、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时而开怀畅饮、笑253 谈当年。说到开心处，或仰天大笑，话到伤心时，却又以泪洗面。当他们走进当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栋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时，更是百感交集。这时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宾的身份，就像当年“中联社”的指导官似的当起向导来了。他对每层楼每间屋曾是什么办公室？有些什么职员？都说得清楚明白，历历如在目前。
汪敬远：没有辜负妈妈的希望。凭他的机智，出狱后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国诞生后，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门工作。
陈一峰：出狱后，奉组织命令，走上新岗位。新中国诞生后，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工作。
从他们几位的简略纪要里，读者不难看到，这个群体（所谓“中共谍报团”）的成员们，为党的革命事业，都经历了严峻考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情报是为战胜对方服务的，古已有之。掠夺奴隶，需要先探知对方的活动集结地和人数、实力，这就要先派人去偷窥回告。我国著名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专有《用间篇》，为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各方面统治者奉为圭臬、战胜敌手的经典。任何国家、政党、社团、军队，以至家庭妯娌之间，要战胜对方，都要有侦察。当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功勋，至今没有得以真实正确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观、客观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阐明这些原因，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而且可以发出很有意义的议论。但是，这是政治家们的事，不是本书作者所
要描述的范围。
中共的情报工作创始于“四·一二”事变前后，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机关驻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为了抵抗敌人的残酷进攻和保卫自己的生存，确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开辟了革命的情报工作。由于保卫国家、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这项工作获得了各方人士奋不顾身的拥护和支持。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继形成，这项工作向最广泛最深入层次发展，甚至超越了阶级和国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使敌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情报工作实质上是第二条战线的隐蔽斗争，从事这种斗争的人员，有人被称之为“间谍”，有人被称之为“特务”，这些都是贬称。我们则称为情报员或侦察员。他们同第一战线的将军、主帅不同，后者战功显赫，勋章满胸，随之名声大振，流芳四海。而情报工作者则往往是无名英雄，黄土一抔，长眠荒丘，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业迹是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或由于特定的原因一时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隐蔽斗争先驱战士、卓越领导人之一李克农生前曾倡议，要为中共隐蔽斗争战线上的卓越战士树碑立传。这一主张是公正的，合理的。
张敏：那个被郑百千视为”神秘女史”的人，在这个“谍报团”里，她是个埋头苦干的情报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她对事物的客观思索，较之活跃的汪敬远、陈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终归宿，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甚至可谓不幸！
她继“老中医”李得森之后被捕，因查无实据，最终被作为李得森的家属释放。出拘留所后，生活无着落。她设法捎信给在苏北根据地的张明达，要求到苏北根据地去。经组织批准，她到了盐阜地委教育单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军军部时，组织上电召张敏到军部，让他们夫妻俩重逢团聚。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内务部工作。后来李得森因受潘、杨案件牵255 连被捕后，张敏曾几次要求探监，因没有探监制度，均遭拒绝。为此，在“反右运动”时，她在小组会上说了句“日伪统治时期，犯人还允许亲属探监，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获准。”而竟被打成“极右”，送到山西省一个煤矿当小学教员。历时20 多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儿家养病。令人同情的是，这时的她，就像一只羽毛凋秃受伤的老燕，惊魂未定，还未来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属于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唯一可以告慰她的，只有组织上为她举行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想方设法找了几位当年曾经与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并一一发了讣告。远在武汉的、曾经和她同铐一付铐子的郑百千也专程赶到了上海。在追悼会上，吊唁的亲友挤满了大厅，遗像四周摆满了花圈，有许多是老单位、老领导、老战友送的。郑百千和倪之骥、汪敬远特订了一只大花圈，签上了因故不能前来吊唁的张明达、邱麟祥等人的名字，放置在最前排。他们亲切地慰问了她唯一在场的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并帮助她（他）们接待来吊唁的人们。
在哀乐声中，郑百千凝视着神情自若的遗像，脑际里出现的却是在囚车上他亲眼看到过一眼的“神秘女史”的形象，耳边同时回响起她那坚定的声音：“坚强一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一串滚烫的泪珠，便忍不住夺眶而出。。他心里默默念道：
“生活，你能不能对我们公正些呢？”
“。。！！”
张敏因为一句话而被打成“极右”，却是因潘杨案件李得森被捕而连锁引起的。不妨可以认为，这一群“谍报团”成员，因潘杨案件受牵累、遭不白之冤，是毫无道理的。予谓不信，请看“史无前例”中的事实。
这些参与上海情报科地下工作的每个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为叛徒、特务，都没逃出这场“大革命”的灾难。够不上叛徒，便是“老反革命”。
“叛徒”，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第一位的敌人。这顶帽子，重逾千钧，可以把一个坚强的、内外红透的共产党员压垮、压碎、压成齑粉。
于是，他们一个个，或被监押牢房，或被押解劳改农场、工厂。至此，大概可以允许我们冷静地问一声：“为什么对他们如此不公正？。。”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清除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 年12 月，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本着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的平反。
然而上海情报科这群“反革命”却不是那么容易翻案的，因为他们曾属潘公麾下，在“潘杨”案件发生后，曾被上面定了性、判了罪的，服刑十来年了；没有被判刑的，则被劳改、内控使用等等，而他们确实是无辜的。
就拿那个当年日本特务眼里的“小把戏”，现在共产党的“老把式”、“造反派”眼里的“老反革命”张明达来说，当年，他提着脑袋往来于宁沪线上，不知有多少重要情报曾经通过他的手，迅速无误地转手程和生飞向延安。上海情报科遭到破坏后，他两次到苏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随军北上，到了东北。参加西满根据地的开辟和内蒙自治区的创立。之后又参加东北大区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工作，支援全国解放。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东北一个大兵站负责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继之，他又为创立我国空军所需的地面支援，领导东北各省修建几十个军用飞机场。大区撤销，调至中央参加计划经济的开创和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工作。
他在革命实践经历中，包括在“文革”中，因为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当时领导人的决策，而被蒙受风雨霜雪时，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心：“真理是永存的，诬陷不实之词是站不住的，事实是最权威的证人。他竟奇迹般地经受过了那场“大革命”的“锻炼”。
他平反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上海，会同钱志行和倪之骥等同志为程和生树烈士碑，使其光荣事迹得以公诸于世。碑上铭文中之一段云：
。。
不，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着。
因为，你有——
一双星星一般灿烂的眼睛；
一腔永远奔腾不息的热血；
一颗比铁硬比钢强的滚烫的心！
。。
他作的第二件事，便是为当年南京上海两地的蒙冤受屈的情报老战士昭雪平反。凡是他熟悉的、了解内情的，莫不为之四处奔走，热心争取，向有关部门积极反映，或出具证明。被打成叛徒遣返山东聊城看仓库的李得森平反了，陈一峰、汪敬远也相继平反了，邱麟祥、郑百千、刘广胄，还有。。也都一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谁知道，这里面饱含着多少难言的苦辛！
这是积淀了四十多年的战斗情谊的结晶，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共同财富，孰能不倍加珍惜！？
张明达已是耄耋之年，他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同志，无愧于江东父老，赠之以“仁者寿”三字，受之当无愧！
中西功逝世十年之后的1983 年春3 月，中西方子遵从丈夫的遗愿，以中日友好人士的身份，专程到了上海。
关于中西功的革命事迹，特别他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上海有关部门的人们都熟知。因此，大家发自内心、尽其所能，热情地接待了她。
当年，她住在留青小筑的时候，刚和中西功结婚一年多，是位娴静的少妇。穿起和服，风姿楚楚。现在，她已年过花甲，两鬓染霜，额头、眼角、嘴边都布满皱纹。看来，身体虚弱。从坐椅上站起身前，必先按着扶手，缓慢地转身。
当年，她对丈夫中西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一无所知。只是在中西功被捕后，她才如梦初醒。怀着迷惘和恐惧，和小姑妹惠子乘船渡海，回到了中西功家乡三重县。
公公是个一心向富裕家境奔走的老人，他对战争费用日多、无止境地捐献，怨气冲天。忽见媳妇和女儿无端回家来，常在背地偷偷叹气。当得知儿子是个中国共产党员而被捕后，震惊之余变得沉默不语，而对方子则比以前更怜惜了。
日本投降，中西功被释放出狱，方子才得以和他见面。那之后，中西功为组建日共奔走，她是第一个支持者。中西功撰写他在中国的革命回忆文章，她是第一个读者，从中知道了许多过去中西功未向她吐露过的革命活动的情况。
1973 年8 月，中西功病体日渐垂危，方子日夜守护在他的床边。见他挨过一阵病痛后，精神好转些时，便轻声和他回忆在上海居住过的那段时光。因为她知道，丈夫中西功对那段岁月的珍视，超过其它漫长的黑夜似的日月轮流。
“我真想去看看！”中西功叹息着说。
“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了的人们。”
“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还有！。。程和生！他像我的弟弟。”
“我也想打听清楚，一些至今我还不清楚的事！”
方子轻声安慰他：“等你病好了，我陪你一起去。”
中西功痛苦地笑道：“看来，只好拜托了！”。。
现在，中西方子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情报科的许多人的姓名，她已熟知了，然而她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她见过的，只有一个程和生，那个弟弟的容貌神态，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中西功很恭敬，对她和惠子很拘谨。走进留青小筑28 号，喝茶，说话，都是沉静的。眼光从不离开对方的脸，坐在沙发上，绝不随意走动一步。
“这个中国青年！这个小弟弟！”她在心里呼喊。
按照她到达之前，书信往返提前约定的那样，原在上海情报科工作的现在上海居住的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三人出现在她面前。“我们该怎样互相介绍呢？”她面对这三个老头，不由一阵心酸。“不用介绍了！”汪敬远向她跨进一步，伸出双手，紧握着她的手，低着头，重重地点了又点，全身颤动着，泣声说：“我是汪敬远。”中西方子感觉到他的泪水滴在两人手上，那样烫热，止不住也流下泪来。他们之间，有许多话要说。有的要从头说起，有的则半空而来。回忆是主体，有笑声，有叹息。有长时间的沉默，有爆发式的大喊。止不住的眼泪在四张老脸上流淌。四人一同到虹口施高塔路（现山阴路）留青小筑一带旧地仔细流览一遍，又到北四川路汉口路漫步寻觅。“他在哪个地方跳车的呢？”她问他们。“说不准啊！”汪敬远说：“我当时不在场。”“应该是在这里，”倪之骥横划手臂，指点着行人拥挤的一段马路说：
“当时，他用腿这样碰了我一下。”说着，他表演似地用力晃了一下左腿；继续说：“我还没弄懂他什么意思，他‘嗷’的一声，就跳出去了。汽车停在那一带，就是那儿，现在盖房子那脚手架前那一段。两个‘特高’下车了，留下的一个使劲地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向外看。”
中西方子抬头举目向各处仔细看，那匆匆的行人，那急驶而过的汽车，
那高高的脚手架，那旧式的矮小楼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为遵从丈夫的遗愿，完成他的嘱托，她用日语喃喃念叨着：“。。 你为了掩护别人而甘洒热血，你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生命；你为了共同的信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你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辽几句侍，是中西功生前写下的，是专为献给程和生的悼词，刊载于中西功所著《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一书中。汪敬远、倪之骥、钱志行都懂得悼词的意思，他们听着，听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中西方子站住脚，仰头轻声问他们：“有件事，我要代替亡夫，特地向你们请教。”汪敬远忙说：“夫人，何必用这样郑重的语气。有什么话，说吧。”中西方子声音哽咽：“中西功逝世前，有时候很愁苦地对我说，他不明白，他已经被捕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转移地方？原地不动地，直等着‘特高’来破坏？！他说，你们的时间是很富裕的。”
三个老头，原地站着，你看我，我看他，都笑了。谁也没有回答261 她。因为他们认为：‘当时没有撤退转移、坚持着阵地，这个历史的本身，应该是对她历史的、正面的、最好的回答。’再说别的，己是多余的了。。。。
尾声 ——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0 年，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犹如白驹过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来这40 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1985 年，上海、南京的有关党史研究单位，为了回忆、记述那一段历史往事，特约请这些老情报战士团圆欢聚。
这一天，他们像当年约定接头一样，准时地来到了会议室。当这些40年来各处一方、命运各异的老人——他们之中有老相识的，有从未谋面而“久仰大名”的——相见之下，莫不悲喜交集，心心相印。他们已经不是当年出生入死，机智敏捷，时刻活跃在敌人的虎穴狼窟之中的“隐形”战士了。眼前，他们两鬓如丝，雄心依旧，白发皓首，壮志不移；但又毕竟已是七八十岁的老马了。
他们座谈的第一个话题自然是那惊涛骇浪的峥嵘岁月。1938 年到1942年这四个年头，正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划时代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
特别是1941 年底，德国进攻苏联，直指莫斯科城下。这时，日本“北进”还是“南进”，成为世界战争的焦点。全球各主要参战国，263 也都集中视线于此。毛泽东主席当时说：“如果日本北进，则中国抗日战争时间会更长，处境要更艰苦。”因此，谁能取得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关系到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的命运。这时，苏联佐尔格的“兰瑞小组”已被日方破坏，侦察日本“南进”或“北进”的确实情报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中共情报工作者的肩上。这一点，上海情报科的全体同志是自觉的。在这个自觉的基础上，中西功同志孤胆深入敌巢，获得了成功。此后，宁沪两地同志在敌人的追捕中坚持阵地的前哨，誓与阵地共存亡，为的是继续听候党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