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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处，大家悲欢离合的经历，苦辣酸甜的心绪，一齐涌上心头，群情激昂，慷慨高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然而此时，就总体来说，隐蔽斗争已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替代。这些老人，依然决心和全国人民一起，活到老，奋斗到老。
他们的第二个话题是，从潘、杨案件受牵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即从50 年代到80 年代，长达30 来年的坎坷境遇；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他们被逮捕、被审讯、被监禁、被劳改，没有被捕的则被无休止的审查，被“内控使用”，在“文革”中，这些人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全面平反。座谈时大家一致深深感激当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左’的思想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仍有勇气和力量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仍不愧为光明的、正确的、伟大的党”。
平反以后，大家也已到了离休的年龄了。时间不能复返，历史不能重演，
把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留给自己，把和平幸福、荣誉享受留给后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们说，我们的前辈正是抱着这样崇高的信念而昂首挺胸走向敌人的刑场英勇就义的。我们是幸存者，我们应该活到老，贡献到老。
在热泪与欢笑声中结束了座谈会后，张明达等人，来到上海革命烈士陵园骨灰堂，面对已故的战友程和生、陈一峰、张敏等同志的遗像和骨灰，鞠躬致敬，追悼凭吊。这时，这些白发老人，对于这群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他们所经历的遭遇和饱尝的辛酸，情不自禁地一齐涌上心头，为之失声痛哭。。
应该说，这终究是一出以敌人惨败、中国革命胜利而落幕的、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的悲壮戏剧！
附录 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方知达
作者附言：
流光飞逝，往事如烟，而我50 年前与日本同志一起从事隐蔽斗争的情景，却历历如在目前。
1939年夏天，我开始往来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和敌伪统治中心的南京，担任传递战略情报的政冶任务，前后历时4年。这4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时期，其间发生了震惊国际法西斯的所谓“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和由此引发出的所谓“中共谍报团案”，不少日本同志和中国同志被捕。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事件在国外虽曾轰动多年，但在国内却鲜为人知。现在为了纪念当年曾对我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过重大贡献的日本革命志士、日籍中共党员们，特别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位同志，我将当年进行斗争的情况以及后来搜集的一些史料，整理成文，权作我的一瓣心香，敬献给当时的战友和今日的读者。
本文曾于1989年12月在《大江南北》双月刊上发表过，现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重新整理发表于此。
1941年10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他的公开身份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大使奥特的亲信；另一位主角是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他的公开身份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其他与此案有关的还有一些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不同国籍的革命同志。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合作，已有多年①。法西斯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夏，他们侦悉并发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日本此时决策是南进而不是北攻的两大绝密情报，就使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苏联首脑部门，得以在卫国战争的关键时刻，抽调东线兵力数十万人支援西线。为促进对德作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爆发，使当时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第三届近卫内阁因此倒台。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乘机抓权专政。两个月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佐案”发生后，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绞死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同时疯狂捕人，把魔爪伸向四方、继续在东京、伪满、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逮捕了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法西斯战士。其中就有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本革命志士。
一、风云际会中的两位国际主义战士
日本革命志士西里龙夫，熊本县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帝国主义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在学期间，正是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到苏维埃运动的起伏发展时期。他耳闻目睹了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中国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看到了以工农为主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熏陶和启发下，他逐渐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在“书院”中和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学生运动。1930 年毕业后，他就任日文《上海日报》记者。往后，他在新闻业务活动中，经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又经《大坂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的介绍，认识了胡也频、沈端先（夏衍）、许幸之等中国左翼作家，曾为“左联”成立大会提供了秘密的安全会场。
当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前辈王学文，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领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组活动。他精通日语，开展了对“同文书院”青年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出一批日本革命青年，其中除西里龙夫外，还有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等。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29 年中学毕业后，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上学。一开始他就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校内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1939 年他又参加由王学文指导、以西里龙夫等前期同学为发起人而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研究会”。不久，他们进一步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日支斗争同盟”。同年底，“斗争同盟”成员向前来“同文书院”参观的日本海军士官生队散发反战传单被发现，中西功等遭到逮捕（西里龙夫因母病返乡幸免）。获释后。中西功受停学一年的处分。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在校内外与革命同学一起参加各种革命斗争。1931 年1 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任“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日海军陆战队强迫“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这时，团支部决定，一方面搜集战事情报，另一方面发动同学开展“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撤出侵沪战争”的运动。这项反战斗争成功，二三月间，“同文书院”全体学生乘船回国。在船上，中西功遇到并认识了同船返日的尾崎秀实。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返回日本期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西里龙夫并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中西功同尾崎秀实的关系密切，曾为尾崎代写论文和联络革命同志。其间，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因为在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积极活动而先后被捕过。
1933 年春，西里龙夫来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翌年，他设法找到了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在日侨和驻沪日军中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工作和搜集形势分析的资料。1937 年，“七七”、“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翌年，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成立，西里龙夫设法取得了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去南京就任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兼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中西功于1934 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②总社调查部任职，从事中国问题、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同时秘密进行联络“满洲”、华北、包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原“同文书院”革命同学的工作，曾两次来沪同西里龙夫密谈。他认为当前日本侵华的策划重心已移至上海，因此要设法调来上海同西里龙夫一道参加中共的革命工作，并以此就教于革命前辈王学文。l938 年5 月，中西功的愿望实现，从“满铁”大连总社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一到上海，中西功即通过西里龙夫要求恢复和中共的关系。
此时的中西功，在日本理论界已负有盛名，所以来上海后，就被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借调到军特务部工作。这个特务部是日本占领军重要的特务机构，用以筹组和指导汉奸政权，如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伪中华维新政府，以及正拟筹建的汪伪“国民政府”等，是当时日本占领当局对我进行种种阴谋策划的指挥机关。
二、潜入敌心脏，密报频频传
西里龙夫入党后，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他曾以日本记者身份去国民党南京活动。其间，他向组织上提供过颇有价值的材料。例如：日蒋秘密勾搭，蒋党暗斗内幕，蒋政权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倾轧，以及当时日本侵华的具体策划等。“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日军在华战场的迅速扩大，西里龙夫及时向组织上提供了许多重要材料。其中有：关于攻沪日军的兵力，指挥，攻击方向，后援部队，作战部署；关于华中占领区日军分布和意图；关于徐州作战，武汉作战，广州作战，南昌作战的指挥、番号、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这里也有中西功的贡献。此外，“同文书院”同学、革命志士白井行幸还送来了日军武汉作战军用地图。
中西功于1938 年来到上海后，他同西里龙夫密切配合，加上中国同志的合作，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真是如龙腾云，如虎添翼。
从武汉沦陷、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形成到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1938 年冬到1939 年冬），这一年问，西里龙夫和中西功，凭借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向组织上不断提供了可对日本当前国策（战略方针）作出判断的重要分析和材料：
1、武汉沦陷后，日本前线将领同统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线将领认为，乘势继续进攻，两翼包抄入川，彻底消灭蒋政权；统帅部认为日本兵力有限，国力已受重大消耗，两翼入川山重路远，继续蛮攻为不可取。
2、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略上的大斗争。以外相字垣一成大将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主张“力所胜任，适可而止”，只要蒋介石承认“伪满”和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英美妥协的政治、经济特权，便可与蒋媾和，以便换取喘息时间，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军阀为实体，以近卫首相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要蒋介石投降，否则就扶植汪精卫登台，建立新的“国民政府”，受日本直接控制（如近卫曾发表过“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的政策声明便是一例）。外相同首相的严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卫内阁垮台。
3、“激进派”得势后，施展两手策略。一手，不断派人与渝方要员密谈，劝蒋投降；另一手，拉出汪精卫等一批汉奸，另起炉灶。为此，起用特务派军人如土肥原等来沪统制对华政策，并设置各种相应的特务机关。
4、其间，新旧财阀之间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内阁设立“兴亚院”，把外务省处理对华的外交、政治、经济大权分裂出来，便于进行直接的掠夺和控制，其下设之“华中联络部”是其执行机构之一。
5、1939 年9 月希特勒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统治核心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但最感头痛的是泥足深陷于中国战场。为了减轻负担和尽快结束“中国事变”，它设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企图以
此加强前方的统一指挥以便对蒋软硬兼施，对汪扶植登台，以及准备进行新的国际斗争的配合。
西里龙夫等所得其他方面的材料，还有华中日军分布，华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和“满铁”上海事务所内幕，日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路汉奸内讧等。
中西功在上海，在军特务部任职期间，除了及时提供日本统治当局内部情况，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情况，日本以上海为中心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策划等外，还根据日本军部的命令，写了一本《三民主义基本问题》，作为日方提交汪派汉奸重建“国民党”的指导方针，并把日本这一图谋及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三、敌方战略，了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年，欧洲大陆大小国家纷纷沦陷于法西斯德国之后，法国投降，英军撤回本土，客观形势导致欧美帝国主义势力重新组合并寻求新的世界政策。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势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南亚的野心——“南进政策”推上了实际的进程。为此，它加速国内法西斯化，力图减轻在中国战场的负担，并开始向印支（越南）、泰国进军。在国际上，它加入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40 年，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为我战略侦察员对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提供了良好时机。这年，中西功取得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的名义，为自己出入大本营、陆海军部、兴亚院等日本中枢机构叩开了方便之门。中西功又设法控制了名为“满铁”主办实由军部操纵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搜集战略情报，加以分析研究，提出决策方案供日本统治当局采纳的高级参谋机构。
同年，中西功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在上海和东京同近卫首相秘书尾崎秀实进行了三次密谈，相互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其中273 有：关于军部搞垮阿部、米内两内阁，扶持近卫第二次登台组阁以推行“新政运动”加强政治法西斯化的内幕；关于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即日本新的世界扩张战略的阴谋；关于制定“时局处理纲要”即力图解脱中国战场的重负以实施“南进政策”的策划；关于日本工业原料和战备物资匮乏的情况；关于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在日、德之间的斗争情况；关于压蒋未遂而向“对支战争长期化”的转变；关于进军印支（越南）和插手泰越国境纠纷以渔利的内幕；关于日本统治核心正在酝酿新的世界战略的分析和判断等。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与南京、上海的中国同志共同努力，这一年还取得了以下重要材料：
1940 年日本对中国战场继续玩弄两手策略，其目的仍是力争“结束中国事变”。诱降一手，由“总军”（日人对“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的简称）派代表在香港多次同蒋介石代表宋子良、钱永铭等进行密谈，并一度策划日、蒋、汪在长沙或宜昌会面（未实现）。同时，以局部进攻，轰炸重庆，断蒋外援（进攻越北、桂南）作为配合，实行诱逼兼施。扶汪一手，经青岛三方会谈、“国府还都”、“调整日汪邦交”，到承认汪伪“中央政府”。至11 月，因拉蒋无望，日本御前会议③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定了“对华长期作战”和“以战养战”的总方针。
此外，还有以下重要材料：关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重要会议以及要员配备情况，关于日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沦陷区渝方军、政、特要员纷纷投敌的情况，关于占领区米荒、伪币贬值和日伪加强统治的情况，关于日本高级特务机关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
四、一字千钧，“联德、攻美、防苏”
1941 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为参加重新瓜分世界，由蠢蠢欲动而进入积极行动的新阶段。为此，它依照御前会议先后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和“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加紧国内法西斯统治和力图结束侵华战争，以便为它顺利地向南方推进创造条件。在这样紧迫的政治环境中，日本法西斯警察和特务机关大大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