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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没事吧？”走过去才发现她泪流满面。
我们在五楼找到了安全楼梯。
“那个人是精神病，对不对？”齐娜说。
“肯定是。”
“精神病太可怕了。”
“他要真是个开电梯的才可怕。”
“我并没有否认他是个开电梯的。”
“嗯，但我肯定他不是个开电梯的，世界上没有这种开电梯的。”
“也许有。”
“也许吧。”
我看看楼梯，空荡荡的没有人。电梯是无论如何不敢乘了，至于走楼梯，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我也不敢保证。这时听见六楼有人说话，不多一会儿，一男一女走了下来。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吓了一跳，说：“见鬼了，这电梯早就坏了，都贴了封条的，你看我们就是走楼梯下来的嘛。”我向他们形容了电梯员的长相，他们摇头说：“从来就没有人开电梯。”
他们是六楼那家广告公司的职员，知道我们是来应聘的，态度很友好，这让我稍稍宽心。等他们走下楼以后，我对齐娜说：“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家伙不是开电梯的。”齐娜说：“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是精神病。”
事情本来应该结束了，我们跟着那对男女走下楼梯，离开这鬼地方，回到学校，然后把刚才经历过的古怪事情告诉老星他们，但齐娜却提出了新的建议：“不妨上楼去面试？”我说我的简历已经在厮打中弄丢了，没简历怎么面试。齐娜说：“我听说有人穿着拖鞋去广告公司面试的。”
“我是去应聘电脑维护，不是创意总监。”
“那也可以去试试，正规公司会让你再填一份履历表的，再说我也想去锻炼一下面试技巧。”
楼道里有窗，下午和煦的阳光照着我们，恐怖感散去，我觉得齐娜的建议也未尝不可，毕竟找工作是头等大事。于是就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家广告公司很大，占据了整个六楼，考虑到电梯和大楼都是如此破旧，还有精神病人出来捣乱，我认为房租不会很贵。公司格局和五楼一样，一条走廊，两侧都是房间，装修马马虎虎，头顶上的日光灯都没有开足，暗暗的，走廊里堆满了印刷品和横幅。
我和齐娜被分别带进了两个小会议室。
我坐在会议室里等着面试官出现。过了很久，进来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他先是阴郁地看了我一眼，在楼道里被阳光照过的暖意一下子从我身上褪去。我坐直了身子看着他，他却不再看我，拉开椅子坐在我对面，低头向着斜侧方看去，又像失神，又像是在观察地上的蚂蚁。
他保持着这种姿势，告诉我说他是这家公司的客户总监，然后问我：“你的简历呢？”
“刚才在电梯里遇到个精神病，打架弄丢了。”
我想这是个有趣的话题，我认为他会接茬问关于精神病和电梯的事情，但他显然是个思路很集中的人，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我话还没说完，他便接着问：“没有简历，我怎么面试你？”
“应该有一张履历表让我填的，在正规公司。”我不是故意要气他，我只是觉得他斜着眼睛看地上的样子令人不爽，“我应聘的职位是电脑维护，应该是技术部门来面试我，或者人事部也可以。”
“在我们这儿维护电脑的人就是跑客户的人，跑客户的人要兼职维护电脑。”他没好气地说，仿佛是在和我赌气。
“你应该说客户经理客户助理，而不是‘跑客户的人’。”
他终于决定瞪着我。
我说：“你到底想要招什么样的人呢？跑客户的，修电脑的，站街的，卖笑的，开电梯的？”
他指着门对我说：“滚出去！”
我站起来就走。他大概觉得不过瘾，先于我一步冲到门口喊：“保安！把这个人赶出去！”我说：“你应该叫他‘巡逻的’！”
我走出门，听见对面会议室里齐娜在大叫：“你脑子有病啊给我做脑筋急转弯，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你招文案还是招傻逼啊？”门呼地拉开，她和我打了个照面，怒气冲冲地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说：“阿拉甲，阿拉乙，阿拉丙。”她翻了个白眼，回过头对那个智力大赛的主持人说：“你真愚蠢。”
齐娜的智商，按照她自己的说法，高达一百四十一分。
“IQ的每一段都有文字定义的，低于二十分称为白痴，二十到五十之间的是痴愚，五十一到六十的是愚鲁者，再往上一点就是阿甘了。但是在超过一百分的人群中，就没有类似的定义，好像我们这种人不具备人类学的研究价值。福柯你知道吧？他情愿研究精神病和变态的，也不愿意研究我们这种人。”
“你们这种人之中也有精神病和变态的。”我说。
“我说的是正常的那类，像我这种的。”
不幸的是，她被我们定义为EQ甚低的那类人。严格来说她和锅仔是同类型的，不过她没有锅仔的偏执，她是狂躁和愤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她定义。在走出广告公司的时候她犹在给面试官的智商下结论：一个愚鲁者，居然给她做脑筋急转弯的题目。
她的面试官给她做了一串题目，三十五支球队打淘汰赛多余一支轮空总共需要打几场比赛才能决出冠军请在十秒钟内计算出来，十根蜡烛点着被风吹灭了一支最后还剩几支，诸如此类，她都回答了上来。“我心想去他妈的，都是IBM和微软招聘的考题，网上都有的。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比尔·盖茨了。”她说，“直到他问我阿拉丁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题目也是微软招聘的考题？”
“不是。”她说，“他妈的当然不是，垃圾电视节目里的题目，我竟然卡住了。”
“他显然是被你的IQ给震惊了，出牌不按常理了。”我说，“你就翻脸了，对吗？”
“你也翻脸了，那戴眼镜的对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他的眼神。”
“我决定再也不去什么鬼公司应聘了，我死磕德国公司，只有在精英分子的笼罩下我他妈的才不会觉得自己愚蠢。我劝你也去找份体面的工作，遇到电梯间的白痴，八流公司的傻逼，你的人生简直像他妈的一场灾难。你就算再美，照着一泡尿打扮自己，你也美不到哪里去。”齐娜的脏话频率猛增，狂躁和愤世喷薄而出，我赶紧离她远一点。她又说：“实在不行，你去广州上海也行啊。”
“你咋不去？”
“我嘛，别人给我算过命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客死异乡的，所以还是留在T市比较好。”
“你不是本地人。”
“我现在将来的户口都在T市。”
“好吧，”我说，“我决定去修电脑，有个学长让我去他公司干这个，虽然也很傻逼，但至少不会被你的同事当成是傻逼，因为在那儿人人都知道自己是傻逼。”
齐娜之二
那天齐娜去了铁道另一边的电子元件厂。
那其实是一家台资公司，做OEM电子产品，我们学校的人叫它“电子元件厂”，如此称呼只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不想去流水线上做工人。我入学那年，这家公司在铁道另一边的开发区跑马圈地，竖起一排厂房，厂房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紫色Logo，斜体字母MEC，不知道什么意思。这家公司曾经到我们学校来招过人，看上去很没诚意，不招管理人员，全招流水线工人和仓库保管员之类。我们好歹是大学生，明目张胆地去流水线上混饭吃就太丢人了。哪怕是去国营企业呢，哪怕是在地下室修电脑呢。
我揣摩着齐娜走向电子元件厂的心情，那一定是很不愉快的，她被德国公司刷了下来就没能找到合适的单位。智商超高，左手残疾，性格乖僻，不谙世事，这就是齐娜。某一天她接到了MEC公司的面试通知，她当然不甩他们，但对方告诉她，并不是请她去做流水线工人（穿蓝色粉色工作服），而是行政助理之类的（紫色工作服），她考虑了一下，觉得事情也不坏，但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她一个人去了MEC公司。
在那儿她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合资企业的面试官当然不会让她做脑筋急转弯，而她想必也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左手的缺陷。以她的智商，如果不是要价太高的话，得到一个助理职位并不难。但她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她在MEC公司得到了一身紫色的工作服。紫色，就意味着她不会去流水线，而是直接进入管理层。这家公司的惯例是为期一周的互动观察期（无薪，需交押金，押工作服和门卡之类），随后是为期三个月的试用期（工资七折，无加班津贴）。在头一周的头一天，她在那儿互动观察，也许是有什么事，她提前两个小时离开了工厂，下午三点，她独自一人回学校，走过开发区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密集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天气很好，五月的下午可能还带有懒洋洋的睡意。她穿过铁道，或许在铁道口还停了一下，等一列火车开过。经过铁道，她向学校方向拐去，走上了那条小路，我曾经陪着她到这里来。把钾肥送给她旅馆的朋友，也曾经到这里来给钾肥收尸。就是那条路。
她在旅馆门口停了一下，决定进去换衣服。她对那个朋友说，不想穿着紫颜色的工作服回学校，被人耻笑，电子元件厂的名声在我们学校一向很糟糕。她放下包，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外套，这时她看见一只猫从门外走过。她对旅馆的朋友说，等一等就回来，包先放你这儿。
她大概想起了钾肥，想起了之前对我说的，要在毕业之前给钾肥去上坟。其实我认为这大可不必，她并没有离钾肥多远，她以后就得在这一带上班。下午三点半左右，黄昏还没到来，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刻她走进了树林。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神的话，不知道她的守护神在那一刻是打盹了呢，还是在尖叫。她再也没有回来。
旅馆那个朋友以为她回学校了，也没在意，只是把她的包收了起来，里面没什么东西，一支笔，一本笔记本，一套衣服。她丢三落四惯了的，行动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事先和人打招呼。当天晚上那个朋友从旅馆下班，因为有事，隔了好几天才回来上班，发现包还在，然后别人告诉他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个人从旅馆里打电话到公安局，认为死者是齐娜。
咖啡女孩向警察指出，穿那种紫色工作服的人是MEC公司的职员，警察去调查，在当天的打卡记录上看到了齐娜的名字，同时接到了旅馆里打来的电话，便追查到学校。保卫科认定老星是齐娜的男友，因为他们曾经睡在一起，被我踹开了门，人所共知。老星跟着去认尸。
“警察说脸都被敲没了，别看了，根本认不出来，问有没有其他特征。”老星说。
“手。”我想了想说，“她那手被车压过，变形的。”
“我就是这么对警察说的。”
老星问便衣：“是连环杀手吗？月初学校里也被干掉过一个女孩。”
我说：“不是。”
便衣说：“那个装修工已经被抓到了，杀人之后就逃亡出去，基本排除了连续作案的可能。”
老星说：“手法很像。”
我说：“模仿犯罪，或者是为了误导警方。”
便衣说：“你还懂的不少。”
我说：“警官，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我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结果呢，这具尸体是我认识的人，谋杀案中经常有凶手报案假装撇清的事情发生，不过我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案发那天我没有去过铁道边。”
便衣突然问：“你怎么知道案发是在哪天？”
我从桌上扯过一本台历，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齐娜，她来找我，说要给猫去上坟，后来又说不去了；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早上，我和另一个姑娘发现了尸体。作案只可能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下午。那个两天——”我指指老星，“下午我都在和你们打牌。”
“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你们吗？”
“全宿舍的人都可以作证。”老星说，“我也是嫌疑人吧？我动机最明显，刚被她抛弃。”
便衣没有回答我们，其中一个飞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稍作沉默后，另一个问我们：“齐娜平时和什么人来往？”
“小广东。”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便衣们走了以后，我和老星去外面吃饭。
“有一天她说，她会客死异乡的，所以不去上海广州找工作。”
“你听她胡扯。”老星说，“她这个人很没谱的。”
“那片树林你去过吗？”
“去过，很安静，凶手不可能那么容易地接近她。你别看她傻头傻脑的，可警惕呢。她对我说过，以前也被敲头杀手跟踪过，这方面有心理阴影。”
“这个事情她倒是也对我说过。”
“所以凶手一定是熟人。下午的时候，树林里很安静，如果有陌生人跟踪了接近过来，随便什么傻子都能感觉到的。”
“不一定，火车开过的时候呢？”
老星默然不语，过了好久才说：“我真没想到她会去电子元件厂上班，小广东到底还是在骗她吧，没去成德国公司？”
“去不了，她自己说的，手压坏了，打字不行，那公司把她刷下来了。”
“去德国公司打字啊？”
“去哪儿都得打字。”
“我用两根中指都能盲打，早知道就把这门手艺教给她了。”
“人都没了说这个。”我说，“要是她事先告诉我，我会劝她别去那家公司上班。”
“不，你会嘲笑她，所以她没告诉你。”
“我不会，我知道她跟小广东上过床，我不会拿这个事再去嘲笑她。尽管我经常嘲笑她。”
“她应该跟我去上海找工作。”
“坏就坏在你扬言要给她在上海找工作，她这个人，脾气古怪得很，不吃你这一套的。”
“她倒吃小广东那一套。”
我严肃地说：“老星，我再说一遍，人都没了，你就不要埋汰她了。”
“好。”老星说，“会不会是小广东干的？”
“看不出杀人动机。就算小广东在骗她，那也应该是齐娜杀了他，而不是反过来吧？也许真的又遇到变态杀手了。”
“不太可能吧？”
“都有可能。”我说，“你知道大学里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是什么吗？是毕业之前。寻仇的，殉情的，发泄的，到处都是。任何人都有动机去犯罪，只是我们看不出来而已。比如你，你就可能杀她，你的动机太明显了，尽管你没有作案时间，但并不说明你没有嫌疑，警察没有说草丛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有可能你约了齐娜在晚上吃饭，把她干掉了又抛尸到草丛里。当然，这只是推演。”
“这么说你也有作案时间。”
“是的。”我说，“其他人也有作案可能，亮亮可能是个性倒错，锅仔可能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了，连你的前女友李珍蕙也有动机，出于嫉妒。你不会已经忘记李珍蕙这个人了吧？”
“你丫到底想说什么？没有人杀了她，还是所有人杀了她？”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问他：“老星，难道齐娜死了我们就一点都不难过吗？”
一瞬间，像是被投入了异次元空间，扁平，惊愕，缺乏心碎的维度，只剩下呼吸的能力。
齐娜之三
我再次发烧是在喝过酒之后的晚上。我知道梦又要来临，它一定是个漩涡般的黑梦，带着无数人的尖叫，带着迷惘和笑容将我淹没。
我走进了那幢楼，那幢拥有狂暴电梯和精神病电梯员的大楼。它在梦中已经不是六层楼的建筑，而是一幢破败发黑、没有任何窗户的摩天大楼。在荒芜之中，它高耸入云，看不到尽头。天空像世界末日般呈现为紫色，MEC的Logo嵌在大楼的外墙上，我仰望着它，一列火车倒挂着驶过云端。
没有门卫，不需要打卡，我直接走进了大楼。与我预料中相反，这里人头济济，像是到了某个火车站大厅。来往的人群肩负着某种使命般大步行走，无不踌躇满志，无不风华绝代，只是与环境不配，那依旧是破败不堪的大厅，与时光无关的暮气和混浊。人们像是水中的倒影，与我擦肩而过时毫无重量，仅仅是轻巧地荡漾开了。
有一门电梯在转弯地方等着我，我慢慢走了进去。
一个按钮都没有，无法去向什么地方。穿紫色工作服的电梯员背对我站立着，长发垂在她的肩膀部位，如此熟悉又陌生，我不敢去碰她，生怕她也变成水纹，变成扩散又合拢的虚无之物。我只是站在原地呼唤她，齐娜。她微笑着向我回过头来。电梯门在此时合上。
她看起来很好。
过得怎么样？她问我。我摇摇头说，我嘛老样子。我觉得这种回答过于的干燥，便又讪讪地说，你保养得不错啊。她说，想看看真面目吗？我说，你可别吓唬我，还是这样挺好的，我还是喜欢看到你好好的样子，尽管，我目睹了那一幕，但在我心里那并不是你，我始终无法将草丛里的尸体和你对应起来。
她说，好吧，看在曾经爱过你的份上，我就不吓唬你了，吓醒了一身冷汗可不好。
我说，吓醒了咱们就没得聊了。她又笑了一下，问：你还没找到凶手？她的语气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