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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
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
定。
因此，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
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
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
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
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
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
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
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某一生。
由国家默认或加以支持的、以限制性措施来寻求保障的普遍努力，随着时间的进展
已经产生了进步性的社会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像在其它许多方面一样，是德国人领
先，而其它的国家则继而仿效。这个发展已由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另一种影响而被加速了，
这种影响就是轻蔑一切带有经济风险的活动，以及对那些值得冒险去争取但只有少数人
能得到的利润，加以道德上的诽谤。当我们的青年人喜欢薪水稳定的职位而不喜欢企业
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听人说过，前者是高级的，更不自
私和更公平的职业。今天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即无论在学校
中或在报纸上，都是把商业企业精神看成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说成是不道德的，把
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说成是光荣的。年纪大些的人也许认为这种对
当前情况的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大学教师日常的经验无疑证明：由于反资本主义的宣
传，在英国价值标准的改变远远地走在迄今已发生的制度改变的前面。现在的问题是，
在通过改变制度的方法来满足新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并非不知不觉地把我们仍然
估价较高的那些价值标准毁灭掉呢？
用一、二十年前还能够被人们看作是英国式社会和德国式社会的对比，来说明保障
的理想战胜自立的理想所必然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再好不过的。无论在德国其军
队势力有多么大，如果把英国人所认为的德国社会的“军事”性质，主要地归因于它的
军队势力，那是大错特错的。这两种社会的差别远比能用那种理由进行的解释更为深刻，
并且，德国社会的特质，无论在军人势力软弱或很强的社会阶层里，都同样存在着。使
德国社会具有特质的，与其说是差不多在所有时期，在德国比在其他国家有更大的一部
分人民为进行战争而被组织起来，勿宁说是德国把这一类型的组织用于许多其他的目的。
赋予德国社会结构以特点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有更大部分的社会生活被有意义地
自上而下组织起来了，并且德国有那么多的一部分人民不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而把自
己看做是被指派的官员。正像德国人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国早已成了一个“吏治国家”，
在这种国家中，不但在公务员中，而且几乎在一切生活领域内，收入和身份都受到当局
指定的保证。
虽然自由的精神是否可能在一切地方都被强力所消灭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否任何人
都能成功地抵抗住在德国自由被慢慢窒息的那个过程也同样不是肯定的。在那些想要获
得荣誉和地位，几乎只有靠当一个国家薪给人员来实现的地方，在那些担任被委派的任
务比选择自己擅长的工作被认为是更应受到称赞的地方，在所有那些官阶制度中没有一
个被认可的地位，没有要求固定收入的权利的职业，都被看作是低级的，或者甚至是不
体面的地方，要想有很多人都长期地宁愿要自由而不要保障，这未免是奢望。在那些除
了从属位置上获得的保障外其它一切位置都很不安全，并且处于其中的人，无论成功或
失败都同样会受到轻视的地方，只有少数人才能抵抗得住那种以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保障
的诱惑。事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自由在实际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种笑柄，因为只有牺牲
世界上大多数的好东西才能买到它。在这种状态下，难怪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到，没有
经济保障，自由就“没有占有的价值”，并且，都感到情愿牺牲自由来争取保障。但使
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发现拉斯基教授所采用的正是同样的一个论证，这个论证比其
他任何论证都更有助于诱导德国人民牺牲自由。
防止出现赤贫的适当保障，和减少那些会把努力带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的可以避免的
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必须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这些
努力获得成功而又不损害个人自由，那就必须在市场以外提供保障而让竞争自然地进行
而不受到阻挠。为了保存自由，某种保障也是不可少的，因为大多数人只有在自由所不
可避免地带来的那种风险不是大大的条件下，才愿意承担那种风险。这虽然是我们决不
应忽视的一个真理，但危害最大的是现在流行在知识分子的领袖们当中的，以自由为代
价来赞扬保障的那种风尚。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重新学习坦白地面对这一事实：即只有
花代价才能得到自由，并且，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准备作出重大的物质牺牲，以
维护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希望保存自由，我们就必须恢复作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
的自由制度之基础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曾经被本杰明·富兰克林表现在一个适用于我
们个人的生活，同时也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生活的句子里：“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
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第十章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阿克顿勋爵
我们现在必须审视一下一种看法，正是从这种看法中许多把极权主义的到来看作是
不可避免的人得到了安慰，并且，这个看法大大削弱了很多其它如果彻底了解极权主义
的性质，就会尽最大努力来反对它的那些人的抵抗力。这种看法就是认为极权主义政权
最令人讨厌的特点应归之于这一历史的偶然巧合。即这种政权是由流氓和杀人犯的集团
建立起来的。有人说，德国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导致了施特赖歇尔和基林格尔、莱伊和
海因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流的当政，这或许可以证明德国人性格上的邪恶，但并不
能证明这些人的得势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如果同样这种制度是为达到一些重大
目标所必须的，那么为什么它不可能由一些正派的人物领导，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呢？
我们决不应当自我欺骗式地相信，一切善良的人们都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
必然会愿意参与政府工作。很多人无疑宁愿把国事委托给他们认为更能干的人去做。这
可能是不明智的，但赞成好人的专政并不是坏事或不光荣的事。我们已经听见有人争辩
说，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为善也可作恶的强有力的制度，并且，运用这个制度达到何种
目的，完全取决于独裁者。那些认为我们应当怕的不是这个制度，而是它可能被坏人来
领导的危险的人们，可能甚至想通过确保及时地由好人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来预防这种
危险。
毫无疑问，一个英国的“法西斯”制度一定会同意大利或德、国的那种模式区别甚
大；毫无疑问，假使向这种制度的转变不足使用暴力来完成的，我们还可望得到一种更
好的领导人。并且，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制度之下的话，那找无疑会宁
愿生活在一个由英国人而不是其他人领导的这种制度之下。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按
照我们目前的标准来衡量，一种英国法西斯制度归根到底会大大不同于它的原型，或者
更容易忍受。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
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
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
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
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火，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
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凡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他就还没有领会到把极权主
义和自由主义政体分开来的那个鸿沟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会到集体主义下的整个道德
氛围和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全部区别。
当然，过去已经有过许多关于“集体主义的道德基础”的争论；但是我们在这里要
谈的，不是它的道德基础，而是它的道德后果。通常，对于集体主义道德方面所作的讨
论，涉及的是集体主义是不是为现有道德信念所需要的问题；或者是，如果要使集体主
义产生出预期的结果，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道德信念的问题。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集
体主义的社会组织的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或者说，支配集体主义社会组织的将
是一些什么观念。道德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可能产生的结果是，集体主义所产生的
道德和导致人们要求集体主义的道德理想，将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很容易这样认为，即
然要求实行集体主义制度的愿望来自高度的道德动机，那种制度就一定会是最高品德的
源泉，然而事实上却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准能促进那些服务于这个
制度原定目标的各种观点。那些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观念将部分地取决于引导个人在集体
主义或极权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的才能，还部分地取决于极权主义机构的需要。
此刻，我们必须暂时回过头来谈一谈在压制民主制度和创立极权主义政权之前的那
种局面。在这个阶段，要政府采取迅速的、果断的行动的普遍要求乃是这种局势的主导
性因素，人们不满意以“为行动而行动”为目的的民主程序的缓慢而不灵活的进程。这
时，正是那些似乎具备足够的力量与决心“使问题得以解决”的人或政党才具有极大的
号召力。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力量”，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多数——人民感到不满的正
是议会多数的无效率。他们所寻求的是得到一致的支持，从而能够鼓励人民相信他能做
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依照军事方法组织起来的新型的政党这才应运而生。
在中欧国家，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使群众习惯于那些尽可能多地吞并掉其成员的私
生活的半军事性的政治组织。要给与某一集团以占绝对优势的权力，所需要的一切就是
把同样的这个原则再推进一步，不是在每逢选举时保证能够得到的大量选票之中，而是
在一个比较小但更彻底地组织起来的集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支持中寻求力量。能否把极
权主义制度强加于全体人民，取决于这个集团的领袖是否能够首先网罗一批准备志愿地
服从某种纪律的人，而这种纪律则是用强力来加在其余的人身上。
虽然社会主义各党派，如果愿意使用强力，是能够得到任何东西的，但他们不愿那
样做。他们不自觉地要使自已担负担一种任务，这个任务是那些残酷无情的、准备不顾
一切已被人公认的道德藩篱的人才能执行的。
社会主义只有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不赞成的方法，才能付诸实施，这当然是许多
社会主义改革者以往已经学到的教训。旧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的拘束，
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在德国
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都是在各社会主义党派拒绝担负组织政府的责任以后。
他们不愿全心全意地运用由他们自已所提出的那些方法。他们仍然希望会出现一个奇迹，
多数人同意，实行某种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计划；而其他一些人则已经得到这样一个
教训，即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问题已不再是大多数人同意的是什么，而是其成员的
一致性足以使一切事情都服从统一指导那个最大的集团是哪个集团；或者，如果没有这
种大得足以贯彻它的意见的集团的话，那么，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以
及谁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部不可能
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照我们的标准，
要挑出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依据的原则几乎完全可以说是消极的。
首先，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
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
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
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这不是说，多数人的道
德标准就是低级的，而只是说，价值标准极为类似的人数最多的集团，是具有低级标准
的人民。比方说，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乃是最小的公分母。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
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看法强加在其余所有的人身上的集团，
那么，它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构成“群
众”（就这一名词的贬义而言的），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
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
然而，如果一个潜在的独裁者完全依靠那些恰好具有极其相似的、简单和原始的本
能之人的话，他们的人数就几乎不会对他们的企图提供足够的支持力量。他必须通过把
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来增加他们的人数。
接下来，是第二个消极的选择原则：即他将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
持，这些人没有自已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大声地、
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其思想模糊、
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第三个消极的选择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恰恰是和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要把
有密切联系的成分相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
起的那种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的。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
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
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
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无保留的忠诚
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已服务。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种共同斗争的巨大优越性在
于，它几乎比任何积极的纲领更能够留给他们以较大的自由行动的余地。敌人，不管他
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似乎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
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
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
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力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
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在实际上被排斥于更爱人尊敬的职业
之外的集团。一个异族只准从事这些不大体面的行业，然后，由于他们从事这些行业的
缘故就更加遭人厌恶，这种情形原是古已有之的。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系同
出一源这个事实，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的大是有重大意义的。
但外国观察家们却很少领会到这一点。
把集体主义政策变成民族主义政策的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