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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危险也只是造成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极权主义的局面，几乎不会为了一个单独的目
的而将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搁置一劳而不顾。但当儿个特定目标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
候，不可避免的就有下面的情况发生，残酷有时可以变成责任，违反我们的情感的行为，
例如枪毙人质、杀害老弱等，竟被看成仅仅是权宜之计；强迫迁移数万人口竟成为差不
多除了受害人以外每个人都赞成的一种政策措施；或者像“征募妇女以作传宗接代之用”
之类的建议也会受到认真考虑。在集体主义者的眼中，总是有一个上述这些行为为之服
务的重大目标，并且，照他看来，这一目标使这些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对一个社会的
共同目标的追求，可以无限制地忽略任何个人的任何权利和价值。
虽然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群众来说，使他们赞成，甚至作出上述那样行动的，
常是他们对一种理想的无私的热忱——尽管这种理想是我们所讨厌的——但不能以此为
那些指导极权政策的人们辩护。要成为一个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运行有用的助手，一个人
单单准备接受那些为可耻行径而进行的巧言令色的辩护还是不够的；他自己还必须积极
地准备破除他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道德的约束，如果这对达到为他们所设定的那个目标似
乎是有必要的话。由于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最高领导单独作出的，充当他们的工具的人就
绝不能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他们首先必须无保留地委身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
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
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意图的是非观念。因而在那种权力状况下
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那些持有过去曾经支配过欧洲人民的那种道德信念的人，很少
能够补偿许多特殊任务的不愉快，很少有满足任何更具理想主义的愿望的社会，很少能
够补偿不可能拒绝的危险以及在私生活中的大部分娱乐的牺牲，很少能够补偿具有重大
责任性的位置所要求的个人独立性的牺牲。唯一得到满足的爱好，是对权力本身的爱好，
也就是对有人服从和对成为这个运转良好的、其它一切都为其让路的强大机器的一个部
件而感到愉快。
然而，能够诱使那些按我们的标准看来算是好人的人们去追求极权主义机构中的领
导地位的东西虽然很少，而阻止他们去那样做的东西却又很多，尽管如此，对那些残酷
无情、寡廉鲜耻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着这样做的特别机会。他们要做的一些工作，其
恶劣性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但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目的，这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而且
还必须做得同任何其它工作一样熟练，一样有效率。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
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
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
很多的。无论盖世太保、集中营的管理，还是宣传部，或者“冲锋队”、“党卫队”（或
者它们在意大利和俄国的翻版），都不是适宜发挥人道主义情感的地方。然而通向极权主
义国家的最高地位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类位置。一位美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同样
简略地列举了集体主义国家当权者的职权之后得出的结论，简直太正确了：
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
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
样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能对这个问题作详尽讨论。领导者的选择问题，是和按照各人
所持的意见，或者不如说，按照一个人对追随一套不断改变的学说的自愿程度进行选择
的那个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把我们引到极权主义最突出的道德特点之一，
即它同属于真理性这个总标题之下的一切美德的关系和对其影响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需用单独的一章 加以探讨。
第十一章 真理的终结
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
——E·H·卡尔
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
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
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
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虽然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但这些信仰必须要
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
所要求的方式行动。如果在极权主义国家人民所感到的压迫，一般说来，远不如自由主
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厉害的话，这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它所
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
这当然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所造成的。宣传的技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因此，我们不
需多谈。唯一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
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
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
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
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
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
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
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
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虽然宣传的这种状况给予它一种控制人们思想的独特权力，
但其特殊的道德效果并不是从极权主义宣传的技术而是从它的目的和范围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能够把宣传局限于将社会努力所指向的整个价值体系灌输给人民的话，那么，宣传
就不过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集体主义道德的特征的一个特定表现形式而已。如果它
的目的只是把一种具体的和全面的道德准则教给人民，那么问题就只是这种准则是好是
坏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极权主义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大可能打动我们的；甚至以经
济方法来争取平等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种官方强加的不平等，那么独裁的方式确定每一
个人在新的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们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主义的要素，即尊重人的生命，
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会消逝。不管大多数人多么讨厌这种道德淮则，并且，
虽然它包含着道德标准的变化，但它并不一定完全是反道德的。这种制度的某些特点甚
至还可能打动那些带有保守色彩的最严肃的道德家们，据他们看来，这些特点似乎比自
由主义社会比较温和的标准更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虑的，乃是极权
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
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从其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
出发，极权主义的宣传不可能把宣传局限于价值标准，局限于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让其
符合于社会主导性见解的意见和道德信仰的问题，而必须把宣传的范围扩展到以不同方
式作用于人类理智的事实的问题上去。其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为了要诱使人民接受官
方的价值标准，就有必要把那些价值标准加以合理化，或者证明它们是和人民已经持有
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又常常表现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
是因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区别，即所企求的目标与达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之间的区
别，像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任何一般性讨论中可能提示的那样，实际上绝不是划得很清
楚、很明确的，第三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必须使人民不但同意那些最后目标，并且也
必须同意关于那些措施所根据的事实与可能性的看法。
我们己经看到，对全部道德准则的一致同意，即对经济计划中所暗含的那个无所不
包的价值体系的一致同意，并不存在于自由社会里，而是必须另外创立的。但我们绝不
能认为计划者在将要着手他的任务时已意识到这种需要，或者说，即使他已意识到这种
需要，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也可能预先创立那样一个全面的准则。他只有在进行工作时，
才会发现各种不同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并在必要时，他必须做出决定。指导他做出决定
的道德准则，在必须做出决定之先，并不是已经抽象地存在着的；它必须随着各个决定
而被创立出来。我们己经看到，不可能把价值标准的一般问题和个别决定分开这一点，
如何使一个民主机构，在无法确定一个计划的全部技术细节的同时，也不可能确定指导
它的那个价值标准。
对某些功过问题并不存在明确的道德准则，计划当局一方面不得不经常对这些功过
问题的争论作出决定，而另一方面必须向人民证明这样作出的决定是正当的——或者说，
至少必须用某种方法使人民相信那些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只有偏见在指导着那些做
出某个决定的负责人，但如果公众不仅是消极地服从这个措施，而且还须积极地支持它
的话，就必须使某种指导性原则得到公开的阐明。计划者在做出许多决定时，由于缺乏
其它任何根据，必须听凭个人爱憎的指导，把这种爱和憎加以合理化的这一需要，和采
用能够打动尽量多的人的方式来说明他的理由的必要性，会迫使计划者不得不创造理论，
即对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所做出断言，然后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学说的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创造一种“神话”来说明其行动合理的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支配着极权
主义领袖的，或许只是一种对他所发现的某种局面的本能的憎恨，和想创造一个更符合
他的是非观点的新等级秩序的愿望；他可能只知道厌恶犹太人，因为在一个没有为他提
供满意的地位的制度里，犹太人居然似乎都很成功；他可能只知道喜爱和羡慕那魁伟俊
美的人，即他年轻时所读过的小说里面的那个“贵族”人物。因此，他容易信奉那些似
乎能够为他和他的伙伴所共同持有的偏见提供合理性的理论。这样，伪科学的理论就成
为或多或少地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的官方教条的一部分。或者对工业文明的普遍憎恨和
对乡村生活的浪漫主义的渴望，以及一种（或许是错误的）关于农民当兵具有特别价值的
思想为另外一种神话提供了基础：即“血和土”的神话，这种神话不但表达了终极的价
值标准，而且也表现了一整套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而这些信念一经成为指导整个社会
活动的理想，就决不容许对其提出质疑。
把这些官方的学说当作一种工具用来指导和团结人民去行动的必要性，早就被极权
主义制度的各个理论家清楚地预见到了。柏拉图的“高尚的谎言”与索雷尔的“神话”，
和纳粹的种族学说或墨索里尼的工团国家的理论一样，都是为同一目的服务的。他们都
必须以对事实的特定见解为基础，然后再经过详尽的阐述使其成为科学理论，以便证实
其先入之见的正当性。
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
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
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使人民将对旧偶
像的忠诚转移到新偶像上去的借口是新的偶像的确是他们健全的本能一直启示给他们的
东西，只不过他们从前对它们的认识很模糊。达到这种目标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
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中，很少有像对语言的完全
曲解——即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这件事那样使肤浅的观察者感到困惑
不解的了，而同时也很少有什么像这件事那样典型地体现整个极权主义精神氛围了。
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当然是自由这个词了；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也同在其
它地方一一样，是被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
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现的。这可算
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使我们提防那些用《以新自由代替旧自由》的诺言来诱惑我们的
人。在我们当中，甚至也有“为自由而计划的人”允诺给我们一种“团体的集体自由”，
这种自由的性质可以从下面事实中推测出来，主张这种自由的人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
“当然，有计划的自由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早先的一切（原文如此）形式的自由都必须被
取消”。这句话是从卡尔·曼海姆博士的著作中引证来的，他起码是在警告我们，“一
个以过去时代为模型的自由的概念，是妨碍人们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障碍。”但他
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和极权主义政治家门口中的自由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像后者所说的
自由一样，他所允诺给我们的“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
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这是把自由与极权混淆到了极点。
在这一方面，一大批德国哲学家早就为这种歪曲词义的作法进行大量的铺垫，好些
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的功劳当然也不小。但是字的原义被改成相反的意思使其成为极权主
义的宣传工具的，不仅是自由这个名词。我们已经看到了正义和法律，权利和平等是怎
样遭到同样的命运的。类似这种遭到窜改的词语几乎包括一切普遍应用的道德和政治方
面的名词。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过程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窜改字义的作法所达到的规模，很难
体会到它所引起的混乱和它对任何理性的讨论所造成的障碍。必须亲眼看见，才会理解
怎样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两个兄弟中的一个接受了这个新信仰，过了不久，他就好
像在说另一种语言似的，以致他们相互之间要进行任何真正的沟通都成为不可能了。因
为这种窜改说明政治理想的词义的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是一神奇意识或无意识他用来指导人民的技巧，所以，这种混淆会变得更加严重。随着
这种过程继续演进，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
的内容；它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
仅是因为仍然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感情联系。
要使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是不难的。但那些仍然保留着一种批判的倾向的少数人
也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己经看到，何以强制不能只限于使人民接受成为据以指导一切社
会活动的那个计划的基础的道德准则。由于这个准则的许多部分永远不会得到详尽的阐
述，由于指导性的价值尺度的许多部分只隐伏在计划之中，因而计划本身的每个细节，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评的。如果要人民毫不迟疑地支
持共同行动的话，就得使他们相信，不但所追求的目标，而且连所选择的手段也都是正
确的。因此，那种必须使人遵守的官方信条就把关于那个计划所以为据的有关事实的一
切见解都包括在内了。对于这个信条的公开批评，或者甚至表示怀疑都是必须禁止的，
因为它们容易削弱公众的支持。这正如韦伯夫妇在报道俄国每个企业的情况时所说的：
“在工作进行时，任何公开地表示怀疑，或者甚至担心这个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不忠
而且甚至是变节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其他工作人员的意志和努力”。当所表示
的那种怀疑和担心涉及的不是个别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社会的计划时，那就一定更会被
当作阴谋破坏来看待。
因此，事实和理论必须和关于价值标准的意见一样成为一种官方学说的对象。而且，
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