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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
和个人的历史活动。
我们已经提到这样一部英国著作，在这个著作里，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极权主义
知识分子的一切特质，即对几乎所有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所具有的特点的憎恨是和赞
成使用迫害异端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这种极端分子，只想就一本
更具代表性并且很著名的著作来谈谈。C·H·沃丁顿所写的，并以一个具有特色的标题
《科学的态度》为书名的那本小书，是同有广泛影响的英国的《自然》周刊所极力推荐
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一样好的一个例子，这一类书都主张给予科学家以更大的政治权力，
同时又热烈鼓吹大规模的“计划化”。虽然沃丁顿博士没有像克劳瑟先生那样直率地表
达出他对自由的轻蔑，但他对自由的否定态度是确定无疑的。他和同一类型的大多数作
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清楚地认识到甚至着重地指出他所描绘的和支持的这种趋势不可避
免地会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然而很显然，他似乎还更喜欢被他描写为“现存的凶恶残暴
的猴子笼里的文明”的那种制度。
沃丁顿博士提出的科学家有资格经营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这个主张，主要是以他的
如下命题为根据的，即“科学能够对人的行为作出道德的判断”。有人要求由沃丁顿来
详尽地阐述这个命题，《自然》周刊为此作了很多宣传。这当然是为德国那些具有科学
家身份的政治家们所久已熟悉的一个理论，也是本达所公平地单独挑选出来的一个理论。
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到沃丁顿这本书以外的地方去找说明。他解释说，
自由“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于讨论的麻烦概念，这一半是因为，归根结底，科学
家不相信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然而，他对我们说，“科学承认”各种各样的自由，
但是“古里古怪的和与众不同的自由是没有科学价值的”。很显然，沃丁顿博士必得对
其说出了许多不敬之词的那种“娼妓的人性”，己经严重地使我们误人歧途，教我们要
事事宽容忍耐！
当《科学的态度》这本书谈到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它完完全全是反科学的，这是我
们对这一类书早已预料到的情况。我们还会发现所有关于“潜在的丰裕”和不可避免的
垄断趋势的陈词滥调和空泛的一般性概括，虽然他引证来支持这种论点的“最确实的根
据”，考察起来大都是一些科学上有问题的政治性小册子，但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研究，
显然被人们忽视了。
像在几乎所有这一类的著作中那样，沃丁顿博士的信念大半是由于他相信“不可避
免的历史趋势”而定的。这些趋势被假定是由科学已发现的，是他从马克思主义（其基本
概念“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和对自然的科学探讨所依据的那些概念相同一的”）
的精深的科学哲学里面得来的，并且是他的“判断能力”告诉他的。“这种信念”和以
往的任何信念比较起来都是一个进步。因此，沃丁顿博士虽然感到“难以否认，现在在
英国过日子不像在1913年时那样好过”，但他盼望着有一个集中化的和极权主义的经济
制度，即各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是有意识地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加
以计划的。对于他认为在这个极权主义的制度中思想自由将被保存这个随便得出的乐观
看法，他的《科学的态度》那本书并没有加以讨论，而只表示确信：“关于人们用不着
成为专家就可以了解的那些问题”，例如，是否可能“把极权主义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
的问题，“一定会有很有价值的根据”。
如果要对英国走向极权主义的各种趋势作出更全面的考察，就要对创立某种中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尝试多加注意，这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惊人地酷似希特勒上台前
德国的那种发展，这无疑是它们的首创人所不知道的①。如果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是政
治运动本身的话，我们就须讨论那些新的组织，如像《我们的斗争》这本书的作者理查
德·艾克兰爵士的“前进”或“共同富裕”运动，或者一度与前者合作的J·B·普里斯
特利先生的“1941年委员会”的活动。但是，虽然忽视这种现象的象征性的意义是不明
智的，然而它们还算不得是重要的政治势力。除了我们已经用两种例子来说明了的那些
思想影响之外，走向极权主义的推动力主要是来自两大既得利益集团，即有组织的资本
和有组织的劳工。其中最大的威胁可能是这一事实，即这两个最强大的集团的政策都指
向同一个方向。
这两大集团是通过它们共同的并且时常是协调一致的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支持来实现
自已的目标的；而且构成很大的直接危险的正是这种倾向。虽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
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继续走我们所走的路，那就会使我们走
向极权主义。
这个运动当然主要是由垄断企业的资本家组织者有意地策划出来的，因而，他们就
是这个危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责任并没有因下面这个事实而有所改变，即他们的
目标不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法团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有组织的工业将作为半
独立的和自治的”领地“出现。但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短浅，因为他们仍
然相信他们会得到许可不但创立这种制度而且还可以无限期地推行这种制度。这种有组
织的工业的管理者必须经常作出的那些决定，并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将长期让私人作出
的那种决定。容许这样大的权力集合体成长起来的一个国家是不会让这个权力完全控制
在私人手里的。认为在这种条件下的企业家们会长久享有在竞争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当
的优越地位，也同样是幻想。在竞争的社会里这种地位所以被看作是正当的，是因为在
许多冒险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得到成功，而这些成功的机会就便人值得去冒险。一切企
业家都喜欢既能享受在竞争社会里他们当中的成功者所得到的高额收入，又能享受公务
人员的安稳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只要大部分私人工业和国家工业能够并存，出色的
产业人材甚至是会在相当安稳的位置上得到高额薪水的。但虽然在过渡阶段企业家们都
会如愿以偿，然而他们不久就会像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发现，他们不再是主人，而在各
方面都得满足于政府所给予的任何权力和报酬。
除非这本书的论证是完全被人误解了，不然的话，如果该作者在这里着重地指出，
把走向垄断的现代运动的过失单独地或主要地归诸于那个阶级是一种错误的话，人们不
会认为他有对资本家脉脉含情的嫌疑。他们在这方面的倾向既不是新的，也没有可能单
独地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具有危险性的发展是他们己经成功地罗致了为数愈来愈多的
其他集团的拥护，并且通过它们的帮助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垄断者得到这种支持不是通过让其他集团分享他们的利润的方法，
就是用说服的方法（甚至这种方法使用得更经常）使它们相信垄断的形成是符合公众利益
的。舆论通过它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已成为促成这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舆论
的转变，多半是左派反对竞争的宣传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
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
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
张。在一种制度中只有大的特权集团从垄断利润中得到利益，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只有
有限的少数人从中得到利润；前一种制度比后一种在政治上的危险要大得多。但是，虽
然这样的问题是应当弄清楚的，例如，垄断者能够支付的较高工资正同他的利润一样是
剥削得来的结果，它能使一切清贫者和更多的其他靠工资生活者更趋贫困，然而，不仅
那些从垄断得到好处的人，在今天就连公众也普遍地认为能够支付较高工资是赞成垄断
的一个合理证据。
即使在垄断无法避免的条件下，控制它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让政府来掌握它，这也是
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只是单独一种产业，那或许可以这样做。但当我们必
须讨论许多不同的垄断产业时，那就很有理由主张，宁可让它们存留在不同的个人手中，
而不要把它们合为一体而由政府单独管理。即使像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或者煤气和
电的供应都成了无法避免的垄断性产业，只要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垄断组织时，消费者所
处的地位比它们受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协调”时要强固得多。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
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
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
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
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如果理应用来抑止和管制垄断的权力现在热衷于包庇和保护它所
委派的人们，如果本来要由政府消除的一种弊端现在却要政府负责管理它，如果批评垄
断的行为就等于批评政府，那么，要想使垄断替公众服务的希望是很小的。政府在各方
面都被经管垄断企业的事务所缠身，虽然它对个人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力，但就它在制定
政策的自由方面而论，它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垄断机构等同于政府机构，从而政
府本身也越来越认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
在垄断真的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美国人往往喜欢采取的对私人垄断加强政府管制的
那个计划，如果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的话，或许比政府自己搞经营更有收到良好效果的
机会。起码如果政府实施一种严格的价值管制使其没有特殊利润，并使垄断者以外的其
他人也可以分享这种利润的话，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即使这会使垄断工业所产生的服务
不如它可能有的那样圆满（美国的公用事业有时就有这种现象），但为了抑制垄断的权力
所付出的这种代价毕竟是很小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情愿忍受这种效率欠佳的现象，而
不情愿一个有组织的垄断来控制我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对待垄断的方法很快就会使垄
断者的地位在企业家们当中成为最不足取的地位，并且，也会有助于使垄断只限于不可
避免的范围内，并鼓励发明一些能用竞争的方法来提供的替代品。只要你把垄断者再一
次置于经济政策的代人受过者的地位，你就会惊奇地看到，大多数较有才干的企业家怎
样迅速地重新发现对竞争的令人兴奋之气氛的兴趣！
假使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斗争的对象仅仅是垄断资本家，垄断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但正像人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垄断之所以构成一种危险，并不是由于几个有利害关系的
资本家的活动，而是由于他们让某些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因而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并且由
于他们使更多的人相信，支持垄断事业有助于一个更公平更有秩序的社会的建立。在现
代发展中的一个最致命的转折点，就是那个只有通过和一切特权进行斗争才能达到其原
有目的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即劳工运动，由于反竞争学说的影响也被卷入争取特权的大
潮之中。最近垄断的成长多半是有组织的资方和有组织的劳工精心合作的结果，在这种
合作中，劳工中的特权集团分享了垄断利润，而以公众，尤其是最穷苦的人民，即受雇
于组织较差的工业的工人和失业者为牺牲品。
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痛心的一幕是，看到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在支持一种一定会导
致民主毁灭的政策，同时它仅仅对拥护它的少数人有利。然而正是这种自来左翼的对垄
断趋势的支持才使得这些趋势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才使得未来的前景那样的黯淡无光。
劳工们生活在唯一一种其每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迄今一直都受到一定保障的秩序中，但只
要他们继续为摧毁这种秩序推波助澜，那么，未来就确实不会有什么希望。目前那些大
声地宣布他们已“一劳永逸地铲除那个疯狂的竞争制度”的劳工领袖们，正是在宣布个
人自由的毁灭。要么是由非人为的市场纪律控制的那种秩序，要么是由少数个别的人的
意志指导的那种秩序，两者之间只能任择其一，除此之外，是没有其它可能的。那些一
定要摧毁前者的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助长了后者的建立。在那种新秩序里，即使有些人
或许会吃得好些，每个人无疑会穿得整齐些，但大多数英国工人到头来会不会因为其领
袖中的知识分子奉送给他们一个危及他们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学说而感激他们，这是值
得怀疑的。
凡是熟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过去25年历史的人，如果研究一下目前致力于建立一个
“有计划的社会”的英国工党的新纲领，定会感到极端沮丧。这个为了反对“任何恢复
传统的不到颠的企图”而提出的方案，不但在总的轮廓上，而且也在细节上，甚至于在
措词上，都同25午前支配德国舆论的社会主义梦想没有丝毫区别。依照拉斯基的动议而
作出的决议中有一些要求是要在和平时期仍然保留“在战时用来动员全国资源的政府控
制措施”。不但这个决议中的那些要求，就是一切独特的用语，类如拉斯基教授现在要
求大不列颠实行的“平衡的经济”或者对生产具有集中指导作用的“公共消费”等等。
完全都是从德国的思想中照搬过来的。“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能够成为一个比它将取而代
之的那个竞争的自由放任制度要自由得多的社会。”在25年前持有这种天真信念或许是
情有可原的。但经过了25年的经验和这种经验所导致的对旧信仰的再认识之后，并且正
当我们在为消除那些学说的结果而战时，再度发现那个信仰还被人坚持着，这确实是远
非语言所能形容的一件可悲的事。在议会和舆论中已为消除取代了以往各进步党派的地
位的那个大党，已经同根据过去的所有发展看必定被认为是一个反动的运动站到了一起，
这乃是现时代所发生的一个决定性的变化，是对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所必须重视的一切都
具有致命危险的根源。过去的进步受到右翼的传统主义势力的威胁，这是历代都有的现
象，我们用不着为之感到惊恐。但是，如果舆论界或议会中的反对党地位竟长期地为一
个二等的反动政党所独占的话，那就确实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了。
第十四章 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
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是否公正或合理呢？毫无
疑问，如果使用强力的话，少数人迫使多数人保留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这对于多数人
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比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以最有害的方式迫使少数
人与他们同为奴隶要更为公平。那些只寻求自己的正当自由的人，只要他们有权力而且
起而反对的人数绝对不足以推翻它，那么他们总是有权利获得这一自由。
——约翰·弥尔顿
我们这一代人好似不像自己的父辈或祖父辈那样以对经济方面的因素考虑过多来自
夸。“经济人的末日”似乎很有希望成为这个时代主要的神话之一。在我们接受这个断
言或者认为这种变化值得称道之前，我们必须稍加考察一下这种断言究竟有多大程度的
真实性。当我们考虑到那些最迫切的社会改造要求时，它们似乎几乎都带有经济性质：
我们曾经看到那些宣称经济人的末日的人，他们同时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用“经济
术语来重新解释”以往的政治理想和自由、平等、安全等概念。毋庸多疑，在今天，人
们的信仰和抱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各种经济学说的支配，受到精心培养起来的、
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不合理的那种信念的支配，受到有关“潜在的丰裕”的伪称、有
关垄断趋势不可避免的伪论以及由某些大肆宣传的事件造成的印象的支配——人们把这
类诸如销毁积存原料或压制新发明的事件都归咎于竞争，尽管它们正是在竞争制度下不
可能发生的，而只是在垄断之下、并且往往是在受到政府资助的垄断之下才有发生的可
能性。
不过，在另一意义上，我们这一代人的确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