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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
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
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
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
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
“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力量联系起
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驱所引起的疑
虑。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
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
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
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
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1）为了
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
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
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
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
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
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
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
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
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1）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
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
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
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
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
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
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
在一起。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己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
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
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勿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
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
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义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
由党派的名字。社会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
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
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对“法西
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
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
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
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
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
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
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
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
社会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伊斯门先生的例子或许是最显著的，然而他绝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对俄国的实验
表示同情却作出类似结论的观察家。早在几午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W·H·张
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
说法：“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
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
属于乌托邦世界。”同样，一位英国作者F·A·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
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
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而沃尔特·
李普曼博士也已获得这种信念：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
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
肯定放并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
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
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
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的
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济，
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
济的、不自由不平寺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
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让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
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让实是一种幻想。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
利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并不
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
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
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
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
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
自由主义文明。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
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
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
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
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
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
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为了使这一点不至遭到受来自任何一方官方宣传误导的人的怀疑，让我再来引用一
位不应受到怀疑的权威人士的叙述。在一篇冠以“自由主义的再发现”这一有意义的标
题的文章中，德国宗教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爱德华·海曼写道：
卡特勒主义者称自巳既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可怕的真相是，
在诸如此类的声称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实——当然，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无论如
何足以构成这种荒谬歪曲的基础。卡特勒主义甚至于还声称扮演了基督教保护者的角色，
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这种严重的歪曲也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个事实却十分清
晰地从弥天大雾中凸现出来：卡特勒从来不曾声称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主
义具有成为最为卡特勒所痛恨的学说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
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
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对许多就近观察过从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的人来说，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
变得日益明显了，而在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可以结合。毫无
疑问，这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
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这个问题仍然几乎未被看出，最
不可调和的各种理想仍然相安无事，以致我们仍然能听到诸如“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类词语矛盾的说法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如果这是使我们趋向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状
况的话，那么当务之急莫过于我们应当认真地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这种演变的真
实意义。尽管我们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别人已经表达过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
会生活转变的主要方面加以相当充分的考察的话，就不会看出不能将这种发展视为偶然
的原因了。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
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
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
第三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
——埃利·阿列维
在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障碍尚须克服。必须澄清一种混乱，使我们
不知不觉地陷入谁都不愿遭遇的光景的，正是这种混乱。
这种混乱指的正是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它可能意味着，而且常常被用来说明的，仅
仅是社会正义、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保障等理想，这些理想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
是它也意味着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希望达到这些目标的特别的方法，以及许多有能力的人
视为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的唯一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
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
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有许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关心的只是第一个意义，热烈地信仰社会主
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这些目标何以才能实现，他们确信的仅仅是这
些目标一定会实现，无论其代价如何。但对几乎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不仅当做一个希望
也当做实际政治中的一个目标的人来说，现代社会主义特有的方法与目标本身同样重要。
另一方面，许多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重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的人们，由于看到社会主义
者所倡导的方法对其它价值的危害，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
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有关手段而不是有关目标的争论——尽管社会主义的不同目标能否
同时实现这个问题也被提到。
这已足以造成混乱了。而这种混乱，又由于通常的习惯否定那些反对其手段的人会
重视其目标而进一步增大。但这还不是全部。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事实，即作
为社会主义改造首要工具的同一种手段“经济计划”，也可以用于许多其它目的。我们
如果想使收入的分配符合流行的社会正义观念，就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管理。因而，
所有要求以“为使用而生产”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那些人，都需要“计划”。但是，如
果收入的分配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违背正义的方式进行调节的话，这样的计划就同样是不
可或缺的了。世界上的好东西大部分应归于某个高贵的种族，如北欧日耳曼人，还是应
归于某一党派的成员或一个贵族阶级，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确保一种
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
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
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尽管对大多
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只有一种集体主义能代表社会主义，然而，必须时常牢记的是，社
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
而没涉及社会主义者运用这些方法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我们在本书中将要提到的一切
后果，都源于集体主义的方法，而与这些方法所运用于的目标没有关系。同样绝不可忘
记的是，社会主义不仅是集体主义或”计划”中最最重要的一种，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劝
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再一次屈从对经济生活的管辖，而这种管辖他们曾推翻过，
因为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使政府处于“为了维持自身，他们有责任实行压迫和专制”
的地位。
即使我们同意用集体主义一词总括所有类型的“计划经济”，而不管计划的目标是
什么，那么由共同政治术语的模糊性所引起的困难，仍然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澄清我们
指的是实现任何既定的分配理想必不可少的那种计划的话，这个词的意义就会稍加明确
些。但是，集中的计划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个词含义的模糊性，
因此，在我们讨论它的后果之前，应该必须就其精确意义达成一致。
“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当然都希望我们应当尽
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在此意义上，
每一个人只要不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就是一个计划者，每一个政治行为都是（或应当是）
有计划的行为，而只有好的和坏的、聪明而有远见和愚蠢而短视的计划之分。一个以研
究人们实际怎样做和人们如何计划他们的事务为全部己任的经济学家，是最不可能反对
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的人。但是，我们当中热衷于一个有计划社会的人们，现在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也不仅仅在这个意义——即如果我们想要收入或财富的分配合乎某
种特定的标准的话，我们就必须得计划——上使用这个词。在现代计划者看来，出于他
们的动机，仅仅设计一个永久的合理框架，在其中个人根据他们个人计划指导他们的各
种活动，这是不够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自由主义计划就是毫无计划——而且实际上它
也不是一个为满足关于谁应该有什么个别观点而设计的计划。我们的计划者所要求的是
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
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
因此，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