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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汉，而班固作传，其于始建国、天凤、地皇之号，一一用以纪年，盖不得不以纪年，非帝之也。後人作书，乃以编年为一大事，而论世之学疏矣。
《春秋传》亦有用他国之年者。齐襄公之二年，叟阝瞒伐齐，注云：“鲁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郑僖四年，鲁襄六年，郑简元年，鲁襄八年。”
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达，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号，此为未读《史记人们又书》者矣。赵明诚《金石录》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之论，正同此类。
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後四年，简侯奇元年”是也。吕氏《考古图·周阳侯钅复铭》曰：“周阳侯家铜三习钅复，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文选·魏都赋》刘良往：“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书二十八年”。自是以下，书日“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犹书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于圣裁，不独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英宗命儒臣修《续通鉴纲目》，亦书“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吴元年”。
○史书一年两号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未”，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後，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後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後人因谓之革除耳。
《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
○年号古今相同《水经注·水下》“千金曷”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号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其见于文必全书，无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丰”、“政宣”、“建绍”、“乾淳”之语，已是不敬，然犹一帝之号自相连属，无合两帝而称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丰”以“元”字与“元枉无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合两帝之号而为一称。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圣年号昭然，如何说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称“庆历”、“启祯”，更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如“温台”，则可；如“真顺“、“广大”，则不通矣。然汉人己有之。《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褐之间一都会也。”注云：”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始多此语。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广。”是键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是键为、二郡。《魏都赋》：“恒碣パФ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传》以太、济水为“济”，《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以伊尹、管仲为“伊管”，以绛侯、灌婴为“绛灌”。
○孙氏西斋录唐人作书无所回避。孙樵所作《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条高後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视孔子之沟昭墓道，不书定正，而抑且过之矣。
此说本之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後于《孝和纪》，每岁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後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後，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人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後传》，列于废後上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後》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通鉴书改元《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词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为帝祥兴元年，非也。黄氵晋《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後元年汉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後人追纪之为中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後人追纪之，则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年号《通鉴》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年号，此碑之未亦书“天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歧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又今阳城县有後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者。
○通鉴书葬《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若南北朝时，本国自葬，则当书“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则得之矣。
○通鉴书闰月《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间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後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己人国称“公”；《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沈约作《宋书》，于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书“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书“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齐王之号累见于篇，此言之不顺也。
○史书一人先後历官《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後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径历官不同之法。《书·君》：“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史书郡县同名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後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郡国改名《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云：“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日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後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後汉书·党锢传》：刘YY，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後别属博陵。”夏候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史书人同姓名《史记》汉高帝时有两韩信，则别之曰“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刘歆，则别之曰“国师刘歆”。此其法本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两贾举，则别之曰“侍人贾举”。
《金史》有二讹可，日草火讹可、日板子讹可；有三娄室，日大娄室、曰中娄室、曰小娄室。
○述古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後可与进于学。
○引古必用原文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後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引书用意《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大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河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史书下两曰字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书家凡例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题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昨》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後人误连于本文也。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後。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後“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後，“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後，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
●卷二十一
○作诗之旨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自居易《与无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