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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秋·庄三十二年》：“城小。”《左氏传》曰：“为管仲也。”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齐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而又见《信二年》经书“城楚丘”之出于诸侯，谓仲父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也，此听城者小也。《春秋》有言，小言小者，《庄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帅伐齐，取。”《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成三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四书“”而一书“小”，别于也。范宁：“小，鲁地。”然则城小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羽于城，即此鲁之小。而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城，与留候所葆之黄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小城。”
○泰山立石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续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泰山都尉《後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杀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罢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王申，罢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载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盖卒後四年官遂废矣。然泰山都尉实不始于此，光武时曾置之。《文苑传》：“夏恭，光武时拜郎中，再迁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恭之迁盖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孙举、东郭窦，劳丙叔、孙无忌相继叛乱，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虽不设，而郡兵领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进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而应劭、夏侯渊亦以之破黄巾，可见汉代不废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旷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赢郡。”则其时之习俗又可知矣。
○社首《史记》：“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唐书》：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禅社首。”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禅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禅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岳旁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禅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岳址，便于将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劳民力邪？○济南都尉汉济南郡太守，治东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长白山也。《魏书·辛子菠传》：“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隋大业九年，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以张须陀、王世充之力不能灭，讫于隋亡。观此二事，则知汉人立都尉治于陵之意矣。
○邹平台二县《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日邹平，三曰台，四日梁邹。《功臣表》则有台定侯戴野，梁邹孝侯武虎，是二县并为侯国。《续汉志》济南郡十城，其一曰东平陵，其四曰台，其七日梁邹，其八日邹平。而《安帝纪》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章怀太子注云：“台县属济南郡，故城在今齐州平陵县北。”《晏子春秋》：“景公为晏子封邑，使田无字致台与无盐。”《水经注》亦云：“济水又东北过台县北。”寻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渭汉济南郡有邹县，後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
汉以邹名县者五。鲁国有驺，亦作“邹”；胶东国有邹卢；千乘郡有东邹；与济南之邹平、梁邹，凡五。其单称邹者，今兖州府之邹县也。亦有平台，属常山郡。《外戚恩泽侯表》：“平台康侯史元。”《後汉书·邱彤传》：“尹绥封平台侯”是也。有邹平、有台，而亦有邹，有平台，不可不辨也。
晋时县名多沿汉旧，按史《何曾传》：“曾孙机为邹平令。”是有邹平矣，《解系传》：“父修，封梁邹侯。”《刘颂传》：“追封梁邹县侯。”是有梁邹矣。《宋书》言：“晋太康六年三月戊辰，乐安、梁邹等八县陨霜，伤桑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是宋有梁邹矣。不知何故，《晋书·地理志》于“乐安国”下，单书一“邹”字，此史之阙文。
而《齐乘》乃云：“晋省梁邹入邹县。”夫晋以前，此地本无邹县，而何从人之乎？盖不知而妄作者矣。
○夹谷《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曰：“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皆云在东海祝其县。刘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谓夹谷山在今赣榆县西五十里。按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夹谷山。”《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齐鲁会盟之处，萌水发源于此。”《水经注“：“萌水出般阳县西南甲山。”是以甲山为夹谷也，而《莱芜县志》则又云：“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据，然齐，鲁之境正在莱芜；东至淄川，则已人齐地百余里。二说俱通。又按《水经注》莱芜县曰：“城在莱芜谷，当路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是则会于此地，故得有莱人，非召之东莱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远求之海上矣。
○潍水潍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书·禹贡》”潍淄其道”，《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师东侵及潍”是也。其子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
《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径人误读为“淮沂其”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
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出余中。”《海西公纪》：“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孝武纪》：“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安帝纪》：“谯王尚之众溃逃于涂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潍”省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劳山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若《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并作“牢”，乃传写之误。《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
《山海经·西山经》亦有劳山，与此同名。
《寰字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後人因谓此山一名劳盛山。”误也。劳、盛，二山名，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汉书》作“盛山”，古字通用，齐之东偏，环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记·秦始皇纪》：“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弯，侯大鱼至，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正义曰：“荣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後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先生《劳山图志序》略曰：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汉书》：“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贝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後上也。五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亻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後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之曰劳山，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止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大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不过欲时君拥，辩士诎服，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春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氏曰：“楚丘，卫地，在济阴成武县西南。”夫济阴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卫非也。盖为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误。按卫国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为狄所灭，渡河而东，立戴公，以庐于曹。杜氏曰：“曹，卫下邑。”《诗》所谓“思须与潜”，庐者，无城郭之称，而非曹国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卫邑。”《诗》所谓“作于楚宫”，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卫邑，而不详其地，然必在今滑县、开州之间。滑在河东，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录矣。《水经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卫文公所徙。”误矣。彼曹国之地，齐桓安得取之而封卫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为一地尔。
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商汤有景毫之命”者也。《诗》：“望楚于堂，景山与京。”则不在此也。
○东汉陈留郡有东。《续汉志》注云：“《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而山阳郡有东缗，《续汉志》：“春秋时曰缗。”注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前书》师古曰：“缗音。”《左传》解：“缗，宋邑。”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爰戚、东缗以往。”索隐曰：“山阳有东缗县。”属陈留者，音。属山阳者，音。《括地志》云：“东缗故城在兖州金乡县界。”《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司马登。”是以“缗”为“”，误矣。《隶释·酸枣令刘熊碑》阴：“故守东长苏胜。”则陈留之东也。
○长城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歼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燕王曰：‘齐有长城拒防，足以为塞。’”《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续汉志》：“济北国卢有长城，至东海。”《泰山记》：“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续汉志》：“河南郡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县，东至氵亲水，达Г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又言：“肃侯十六年，筑长城。”则赵与中山亦有长城矣。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
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秦宣太後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渐土｝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桃，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筑之长城也。自此以往，则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馀里。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
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长城自黄护岭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後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而《斛律羡传》云：“羡以北卤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逾榆林，东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後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
●卷三十二
○而《孟子》：“望道而未之见。”集注：“‘而’读为‘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门人，引《诗》：“垂带而厉”，《春秋》：“星陨如雨”为证。今考之，又得二十余事。《易》：“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书·顾命》：“其能而乱四方。”传释为“如”。《孟子》：“九一而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