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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挠∠笫牵亲云鄣美骱ΑＵ庵帧云邸⊿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1）
朱洪海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发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联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超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
一、适时出现的柏杨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
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说《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小说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反革命”，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小说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
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
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发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
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
“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
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
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是“酱缸文化”。“酱缸文化”的到来加速了破冰之旅的进程。
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在整个社会引发了全面碰撞，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又步履维艰，明显的特征是进两步退一步，新时期的改革萌芽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反思的出发点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的，但是问题在于何谓精华？怎么知道不会由于眼神不好、大脑迟钝，紧抱不放的精华实际却是糟粕？并且由于时间的转换、地点的不同，糟粕与精华之间也会互相转换的。
这时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们还没有能力认知这一点。
于是，当“酱缸文化”带着“国民性批判”到来的时候，连一向激进的青年学子们都惊异得变了脸，柏杨先生把传统给连根拔了。
争议之大不必细说，即使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圈，柏杨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场争论的开端。在大陆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个房间都为柏杨召开过专门的“卧谈会”。
大陆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思考的是：我们的传统是什么？
八十年代，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也打碎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柏杨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说，柏杨的到来是“适时出现”，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速了这个打碎的进程。而假如柏杨迟到的话，相信对于彼此，那样的错过，是无法用“遗憾”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
旧的东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蓦然处于浮游状态，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不知向何处去。
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2）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迄今为止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十年，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的重要。
这个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与阵痛。
将柏杨先生纳入到八十年代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离开了这个年代，在中国大陆，柏杨将不再是柏杨。
因为八十年代的本质，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
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务，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完成，其实我们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续。这个延续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开始，曾经被长时间地中断过，能够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并且一度达到过高潮。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若干年来，却被学术界如此长久地忽略着。
与“五四”时代相比，八十年代与其共同之处，就是逐步开始秉承其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处就是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出现鲁迅那样的领袖级人物，仅仅出现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杨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杨却是整个八十年代惟一能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与鲁迅相比，继其“染缸文化”之后，柏杨提出了“酱缸文化”；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的观点更直截了当：丑陋的中国人！
不同的时代，两位人文大师，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你怎么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刚刚从“文革”荒漠中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
但是柏杨的到来，在“八十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柏杨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显然也指向了他们。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柏杨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在当时是年轻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们当中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接纳。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后，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
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素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
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发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
《丑陋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民族的兴衰有关系。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
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
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
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
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发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
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
第六部分附录——“适时出现”的柏杨（3）
三、以尊严为核心，中国人文精神的建立“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应该怎么办？
柏杨也不知道。
柏杨得到这个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