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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宝夤也是狠人，他杀了郦道元后，就造了反，被捕后，恰刑前“夷然自持，了不忧惧”，
他的妻儿在他面前哭，他“色貌不改”！）
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著《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二篇，又写《七聘》和
一些文字。
《水经注》是郦道元为古代地理书《水经》作的注。他参考古书四百三十种，并根据实
地调查的资料，为一千二百多条河，写了三十多万字文笔优美的注。他说：“山水有灵，亦
当惊知己于千古矣！”天人合一，此之谓也！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六世纪），河北遵化人。在北魏时候任抚军府司马、北齐时候任期城郡太守。
他写《洛阳伽蓝记》约在六世纪的五四八年。
“伽蓝”就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就是佛寺的意思。北魏孝文帝由山西平城（大
同）迁都河南洛阳时，佛教在中国如日中天。他的儿子宣武帝是佛教迷，在位十六年，造龙
门石窟、营缮寺庙，远近承风，大家无不事佛。上行下效，弄出一千多个庙来。后来尔朱荣
、高欢两次作乱，“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杨衒之从这些盛衰中，写人世兴亡，乃成此一
代名著。
《洛阳伽蓝记》文笔优美，杨衒之说：
至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
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
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在这种苍凉的
故国之悲下，他在书里，写出宫闲、写出政事、写出腐败统治者的贪淫豪奢、写出寺庙中不
会诵经的假和尚，笔触所及，都哀伤人世，寓意深远，令人跟着也为之苍茫、为之感慨了。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一六二四～一六八○），字复初、景范，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他的父
亲顾柔谦，在明朝亡后，立志退隐。《清史稿》记他跟儿子顾祖禹的对话说：
柔谦乃曰：“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祖禹跪应曰：“能。”柔谦曰：“汝能以
身为人机上肉，不思报复乎？”
祖禹复应曰：“能。”柔谦喜曰：“吾与汝偕隐耳！”
抱着乱世退隐的心情，顾祖禹花了十九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名著——《读史方舆纪要》
。《清史稿》说：
柔谦精子史学，尝谓：“‘明一统志’于战宁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
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
讹袭谬，皆为驳正。详于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
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
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读史方舆纪要》一书，集历代
舆地的大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地理学名著。书中对形势险要，行军用兵之道，尤其详尽，
所以又是国防地理的专书，是有志安内攘外者不可不读的大书。全部共分十八部分，除第一
部分“历代州域形势”、第十七部分“川渎”、第十八部分“分野”外，其他都是按地区的
分论。
魏源：《海国图志》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二十八岁中举人后，去做小官；
五十岁中进士，六年后太平军起事，他因为迟误驿报，被革职。后来恢复原官，六十三岁死
去。
源谊的著作面很广，在史地方面，有《海国图志》、《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在
古籍注解方面，有《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大学发微》、《孝经集传》
、《曾子章句》、《董子春秋发微》、《孙子集注》、《老子本义》等。他的杂文，都收在
《古微堂集》（文集·诗集）里。
在魏源的著作里，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七年，魏源根据林
则徐的《四洲志》稿，增补成为一百卷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以制夷”的理论，呼吁
变法图强。日本人首先受了这部书的影响，促进了维新。中国人反倒慢吞吞的，但总算从这
部书里，了解了不少世界大势。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沈藻祯、李鸿章等的洋务运动：都是
顺着这一思路下来的。
魏源是清朝中衰时代，首先能觉悟的知识分子。他和龚定盦一样，都在这种觉悟下，走
向经世致用的方向。他比龚定盦小两岁，但多活了十六年，所以实际的成绩就更好了。
范成大：《石湖大全集》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江苏吴县人。他是宋朝进士。
做官时，很有见识，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人力，今尽以虚文耗之。”皇
帝很赞许他。后来派他使金，他义正辞严，一度惹得金朝满朝文武大怒，甚至金太子都要杀
他，但他不怕，“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幸不辱命”，“竟得全节而归”。
《宋史》说：“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
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行于世。”纪昀《四库全
书简明目录》中说：“成大有《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别集》二十九卷，今皆未见
。”《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明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
自然是他的全集的应有名目，可惜失传了，所以连纪昀都看不到了。
范成大的诗、词、梅谱、菊谱都有单行本问世。他的《吴船录》、《吴郡志》、《桂海
虞衡志》也都各有专书。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收有《石湖纪行三录》，是一种好版本。
《吴船录》是范成大在一一七七年（宋孝宗淳熙四年）五个月的游记，写他自四川到浙江的
见闻，内容颇为详赡，是游记中的上品。
徐宏祖：《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一五八六～一六四一），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他少年时候，就“特
好奇书，喜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复经书下潜
玩，神栩栩动”。这种神游名山大川的抱负，早就藏在心中了。
徐宏祖十九岁时候，父亲死了。办完丧事，他“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
他的母亲赞成他出去跑跑，他就出发了。他二十二岁到四十岁间的跑法，和四十三岁后不一
样。四十岁前母亲在世，他多少要受“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约束。母亲既死，他就大游特
游起来，从此不计程也不计年，大过他“万里遐征”的瘾了。
丁文江《徐霞客游记序》中说：
当明之未，学者病世儒之陋，舍章句而求实学，故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辈，奋然兴
起，各自成家，遂开有清朴学之门。然霞客先生，生于顾、黄、王诸公之前，而其工作之忠
勤，求知之真挚，殆有过之无不及焉，然则先生者，其为朴学之真祖欤？
徐宏祖在乱世中足遍天下以知苍生，独往孤行，死而后己，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值得我
们怀念他。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
三岁时候，发生了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一七一一），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
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
（一七一三），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嶧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
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六十一年（一七
二二），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此后他在朝里做官
，后来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乾隆时－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
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词，定祭礼，
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稗风化为任。尤严子义
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游记每被人忽视，我特别提出来，做
为样板。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
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
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
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
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
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
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
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
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
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
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
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
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
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
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
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
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
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
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
，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
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
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
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
子摸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
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
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
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
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
，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
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
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
”，……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
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
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
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
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
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
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
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
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
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
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
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
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
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
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
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
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
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
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
。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
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
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
的时代，就告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