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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她嗤嗤地笑。
“你家一定很气派吧？”
“啊，要是气派加没钱，怕是会高兴得掉出泪来。”
她继续用吸管头搅拌姜汁汽水。
“可我家穷酸得多。”
“怎么知道？”
“闻味啊！就像阔佬能闻出阔佬的味道，穷人也能闻出穷人的味道。”
我把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
“父母在哪儿？”
“不想说。”
“为什么？”
“正经人决不至于向别人没完没了他讲自己的家，对吧？”
“你是正经人？”
她想了15秒。
“想是，而且相当认真。谁都如此吧？”
对此我决定不予回答。
“不过还是说出为好。”我说。
“为什么？”
“首先，早晚总得向人讲起；其次，我不会再讲给任何人。”
她笑着点燃香烟。吐3口烟的时间里，她只是默然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
“父亲5年前死于脑肿，很惨，整整折腾了两年。我们因此把钱花个精光，分文不剩。而且整个家也来个空中开花，七零八落。常有的事，是不？”
我点点头。“母亲呢？”
“在某处活着。有贺年卡来。”
“像是不大喜欢？”
“算是吧。”
“兄弟姐妹？”
“有个双胞胎妹妹，别的没有。”
“住哪儿”“3万光年之遥。”说罢，她神经质似地笑笑，把汽水杯换在肋侧。“说家里人坏话，的确不大地道，心里不是滋味啊。”
“不必在意。任何人都肯定有他的心事。”
“你也？”
“嗯。时常狠狠捏住刮脸膏空盒落泪。”
她笑得似很开心——一种多年久违了的笑。
“喂，你干嘛喝什么姜汁汽水？”我问，“总不至于戒酒吧？”
“呃……倒有这个打算，算了。”
“喝什么？”
“彻底冰镇的白葡萄酒。”
我叫来杰，点了新啤酒和白葡萄酒。
“我问你，有个双胞胎妹妹，你是怎样感觉的？”
“噢，像有点不可思议。同样的脸，同样的智商，带同样规格的乳罩……想起来就心烦。”
“常被认错？”
“嗯，8岁以前。8岁那年我只剩下了9根手指，就再也没人弄错了。”
说着，她像音乐会上的钢琴家全神贯注时一样，将双手整齐地在桌面上并拢，在低垂的灯光下聚精全神地看着。那像鸡尾酒杯般凉冰冰的小手；俨然与生俱来那样极为自然地将4根手指令人愉快地并为一排。其自然程度近乎奇迹，至少比六根手指的排列要远为得体。
“8岁时小拇指挟进电动清扫机的马达，一下子飞掉了。”
“如今在哪？”
“什么？”
“小拇指呀！”
“忘了。”她笑道，“问这种话的，你是头一个。”
“会意识到没有小拇指？”
“会的，戴手套的时候。”
“此外？”
她摇摇头。“说完全不会是撒谎。不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那种程度。”
我点下头。
“你干什么？”
“上大学，东京的。”
“眼下回来探家？”
“是的。”
“学什么？”
“生物学。喜欢动物。”
“我也喜欢。”
我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抓了几枚炸马铃薯片。
“跟你说……，印度帕戈尔布尔有名的豹子3年吃了350个印度人。”
“真的？”
“人称打豹手的英国人基姆．科尔贝特大校8年时间里杀死了包括豹子在内的125只老虎和豹子。还喜欢动物？”
她熄掉烟，喝了口葡萄酒，心悦诚服似地望着我的脸：
“你这人真有点与众不同哩！”
21
第三个女朋友死后半个月，我读了米什莱的《魔女》。书写得不错，其中有这样一节：
“洛林地方法院的优秀法官莱米烧死了八百个魔女。而他对这种‘恐怖政治，仍引以为自豪。他说：‘由于我遍施正义，以致日前被捕的十人不待别人下手，便主动自缢身亡。’（筷田浩一郎译）”“由于我遍施正义”，这句话委实妙不可言。
电话铃响了。
我正用深红色化妆水敷脸——脸由于整天去游泳池晒得通红。铃声响过几遍，我只好作罢，将脸上整齐拼成方格图案的块块绵纱拨掉，从沙发上起身拿过听筒。
“你好，是我。”
“噢，”我说。
“做什么呢？”
“没做什么。”
我用脖子上缠的毛巾擦了把隐隐作痛的脸。
“昨天真够开心的，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那就好。”
“唔……可喜欢炖牛排？”
“啊。”
“做好了。我一个人要吃一个星期，不来？”
“不赖啊。”
“OK，一小时后来！要是晚了，我可就一古脑儿倒进垃圾箱。明白？”
“我说……”
“我不乐意等人，完了。”说到这里，没等我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第一个40分钟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心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两瓶葡萄酒和一条烟。
她收拾好餐桌，摆上雪白的碟碗，我用水果刀启开葡萄酒的软木塞，放在中间。炖牛排的腾腾热气使得房间异常闷热。
“没想到这么热，地狱一样。”
“地狱更热。”
“像你见过似的。”
“听人说的。由于太热了，等热得快要发狂时，便被送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过一会儿又返回原处。”
“简直是桑拿浴。”
“差不多。里边也有的家伙发狂后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那怎么办？”
“被带到天国去，在那里往墙上刷漆。就是说，天国的墙壁必须时刻保持一色洁白，有一点点污痕都不行，因为影响外观。这样一来，那些从早到晚刷墙不止的家伙，几乎全都得气管炎。”
她再没询问什么。我把掉在瓶内的软木屑小心翼翼地取出，斟满两只杯子。
“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干杯时她说道。
“什么啊，这是？”
“电视广告呀。冰凉的葡萄酒温暖的心。没看过？”
“没有。”
“不看电视？”
“偶尔。以前常看。最中意的是名犬拉希，当然是第一代的。”
“到底喜欢动物？”
“嗯。”
“我是有时间就看，一看就一天，什么都看。昨天看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会来着。你也看了？”
“没有。”
她喝了口葡萄酒，突然想起似地轻轻摇头道：
“帕斯茨尔具有科学直感力。”
“科学直感力？”
“……就是说，一般科学家是这样思考的：A等于B，B等于C，因此A等C、Q、E、D，是吧？”
我点头称是。
“但帕斯茨尔不同。他脑袋里装的唯独A等于C，无需任何证明。然而理论的正确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他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宝贵发现。”
“种痘。”
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上，满脸惊诧地看着我说：
“瞧你，种痘不是简娜吗？你这水平居然也上了大学。”
“……狂犬病抗体，还有减温杀菌，是吧？”
“对。”她得意但不露齿地一笑，喝干杯里的葡萄酒，重新自己斟上。“电视讨论会上将这种能力称为科学直感力。你可有？”
“几乎没有。”
“有好，你觉得？”
“或许有所用处。和女孩睡觉时很可能用得上。”
她笑着走去厨房，拿来炖锅、色拉盘和面包卷。大敞四开的窗口有些许凉风吹来。
我们用她的唱机听着音乐，不慌不忙地吃着。这时间里她大多问的是我上的大学和东京生活。也没什么趣闻，不外乎用猫做实验（我撒谎说：当然不杀的，主要是进行心理方面的实验。而实际上两个月里我杀死了大小36只猫），游行示威之类。
我还向她出示了被机动队员打断门牙的遗痕。
“想复仇？”
“不至于。”我说。
“那为什么？我要是你，不找到那个警察，用铁锤敲掉他好几颗门牙才怪。”
“我是我，况且一切都已过去。再说机动队员全长得一副模样，根本辨认不出。”
“那，岂非毫无意义了？”
“意义？”
“牙齿都被敲掉的意义啊！”
“没有。”我说。
她失望地哼一声，吃了一口炖牛排。
我们喝罢饭后咖啡，并排站在狭窄的厨房里洗完餐具，折回桌旁点燃香烟，开始听M．J．Q的唱片。
她穿一件可以清楚看见乳房形状的薄薄的衬衣，腰间穿一条宽松的布短裤，两人的脚又在桌下不知相碰了多少次——每当这时我便觉得有点脸红。
“好吃？”
“好得很。”
她略微咬了下嘴唇：
“为什么我问一句你说一句？”
“这——，我的坏毛病。关键的话总是记不起来。”
“可以忠告你一句么？”
“请。”
“不改要吃亏的！”
“可能。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问题。”
她笑了笑，把唱片换成马宾．基。时针已近8点。
“今天不用擦皮鞋了？”
“半夜擦，同牙一起。”
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说着。这使我感到十分慌乱。我时而点燃香烟，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
“嗳，信也未尝不可。”
“信什么？”
“上次你对我什么也没做的事呀。”
“何以那么认为？”
“想听？”
“不。”我说。
“知道你这么说。”她扑哧一笑。为我往杯子里斟上葡萄酒，而后眼望窗外，仿佛在思考什么。“我时常想：假如活得不给任何人添麻烦该有多好！你说能做到吗？”她问。
“怎么说呢……”
“咦，我莫不是在给你添麻烦吧？”
“无所谓。”
“现在无所谓？”
“现在。’她隔着桌子悄然伸过手，同我的手合在一起，许久才收回。
“明天开始旅行。”
“去哪里？”
“还没定。准备找个又幽静又凉爽的地方。一周左右。”
我点点头。
“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归途车中，我摹地想起最初幽会的那个女孩。已是七年前的往事了。
整个幽会时间里，她始终一个劲地问我是否觉得没意思。
我们看了普雷斯列主演的电影。主题歌是这样的：
我和她吵了一架，
所以写封信给她：
是我错了，原谅我吧。
可是信原样返回：
‘姓名不详地址差’。
时光流得着实太快。
第三个同我睡觉的女孩，称我的阳物为“你存在的理由”。
以前，我曾想以人存在的理由为主题写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归终没有完成，而我在那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我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整整生活了8个月之久。乘电车时先数乘客的人数，数楼梯的级数，一有时间就测量脉搏跳动的次数。据当时的记录，1969年8月15日至翌年4月3日之间，我听课358次，性交54次，吸烟6，921支。
那些日子里，我当真以为这种将一切换算成数值的做法也许能向别人传达什么。并且深信只要有什么东西向别人传达，我便可以确确实实地存在。然而无须说，任何人都不会对我吸烟的支数、所上楼梯的级数以及阳物的尺寸怀有半点兴致。我感到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落得顾盼自怜。
因此，当我得知她的噩耗时，吸了第6，922支烟。
这天夜里，鼠一滴啤酒未沾。这绝非好的征兆．他因而一口气喝了5杯冰镇吉姆威士忌。
我们在店铺的幽暗角落里玩弹子球来消磨时间。这玩艺儿实在毫无价值可言：花几枚零市，换取它提供僵死的时间。
然而鼠对什么都一本正经。因此我在6局之中能赢上两局几乎近于奇迹。
“喂，怎么搞的？”
“没什么。”鼠说。
我们返回餐桌，继续喝啤酒和吉姆威士忌。
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只是默默地、不经意地听着自动唱机继续播放的唱片：《普通人》、《木雪杖》、《空中魂》、《来呀孤独的少女》……
“有事相求。”鼠开口道。
“什么事？”
“希望你去见个人。”
“……女的？”
鼠略显犹豫，然后点了点头。
“为什么求我？”
“舍你有谁？”鼠快速说罢，喝下了第6杯威士忌的第一口。
“有西装和领带？”
“有。可是……”
“明天两点。”鼠说，“喂，你知道女人到底靠吃什么活着？”
“皮鞋底。”
“哪里会！”
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刚出锅的热蛋糕。他将几块重叠放在一个深底盘内，用小刀整齐地一分为四，然后将一瓶可口可乐浇在上面。
我第一次去鼠家里，他正在月暖融融的阳光下搬出餐桌，往胃袋里边冲灌这种令人反胃的食物。
“这种食物的优点，”鼠对我说，“是将吃的和喝的合二为一。”
宽敞的院子里草木葱笼，各色各样的野鸟四面飞来，拼命啄食洒满草坪的爆米花。
26
谈一下我睡过的第三个女孩。
谈论死去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女郎。她们由于一死了之而永葆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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