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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堂里有一张匾额，只有四个字：风流宛在。据当地的朋友说，那是后人写给欧阳修的。
扬州慢是一个词牌名，但是扬州确实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
站在扬州看扬州，没有丝毫觉察，但是站在扬州看苏州、上海，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失落感，人家都在忙得一塌糊涂，你扬州还在做什么？
“扬一益二”说的就是扬州和成都。说到底扬州就是一个销金窟。自古都是苏杭的富人、文化名人定居扬州，因为扬州有小桥流水，有扬州美食，有暖玉温香，一旦来了，想走就很困难。
没见过一个城市是这样留人的，即使是被称为暖玉温香粉子城的成都，也绝对不是由于秦楼楚馆勾栏院而名扬天下。扬州就是一个这样的城市，就在这样一个消磨时间消磨金钱的慢节奏城市里慢慢地张扬着这里的招牌。杜牧来过、姜夔来过，这里的歌舞伎足以让秦淮八艳自惭，让八大胡同自卑，因为她们在打情骂俏中孕育了文化，产生了一个城市文明的滥觞。
大家都认为，妓女的命运是悲苦的。即使是最优秀的妓女，也只能被大户人家纳为妾。但是这个观点到了扬州就根本行不通，因为在扬州，在妓女们缓慢的歌舞当中，唱出了扬州的气质和本质。
她们携带着文明而来，不慌不忙，依旧休闲，依旧缓慢。
南方有长城（1）
经过很多次行走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文化和边疆文化的界限究竟是由什么来圈定的。国界线？海岸线？山脉？河流？还是省界线？其实这个问题在北方就变的很简单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很明显，就是万里长城。可是南方的苗蛮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分界线呢？
走到凤凰，我才明白。原来还是长城。
中国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悖论，那就是对于某些矛盾的处理，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缓解，而是将它激化。在激化的同时，甚至还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新矛盾诞生。而被当地人称为边墙的，正是中原为了防止苗蛮起义的南方长城。
比起中原的长城，这里的长城更是多了一些沧桑和深邃。黑黑的城头零散孤零的矗立在那里。我眯着眼睛，发现那里并没有八达岭长城那么壮观。至少在我看来，这里的长城甚至有些滑稽，几个残垣断壁，几个孤零零的柱子。一方面，感觉这里肯定有一种曲径通幽的舒畅，另一方面，那些城墙是顽固而又脆弱的，它们不但守卫着文化的基本底线，更是在拱卫着家族的最后尊严。
这道长城，还有一个名字，叫边墙，也就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墙。在沈先生的笔下，那道城墙很有一番意味：
“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五百余苗寨，各有千总守备镇守其间，有数十屯仓，每年屯数万石粮食为公家所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做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是在一百八十年前，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到相当距离，在周围附近三县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暴动的边地苗族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不同了。碉堡多数业已残毁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在中国的建筑里面，城堡无疑是一个独特而有另类的东西。欧洲是一个多城堡的国度萨尔茨堡、圣梅耶城堡与温莎城堡都是当时那个时代光辉的象征。在那些城堡里，很自然地都能让人联想到王子公主北欧神话，但是在实上，中国的城堡本身没有任何的浪漫意义，在中国人的眼里，城堡的价值永远只有一种，那就是战争。
在南方长城下面，还有一个黄丝桥古镇，那个古镇据说就是一个硕大的屯兵城堡。
赶到南方长城的时候是一个上午，那里离凤凰县很远，在一个叫做阿拉的地方，那是一个古老的村镇，里面充满了古朴的苗寨风味。小镇虽然古朴，但是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一看就知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古镇。
到古城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仰头一看。一尊修葺一新的城堡就在自己的眼前，一看就是明清时代的风格。当地的朋友说，读不懂古城墙，就读不懂湘西，你自己爬上去看看吧。
从城堡到地面，有一道长长的楼梯，楼梯不陡，在每十级之间都有休息的平台。两旁绿化极佳。远远望去，和中山陵的梯道十分相似。再加上两旁的绿化，完全衬托出了古长城的风貌。
我不知道这座长城的意义究竟何在。看见城墙上面有一段铭文，上面说得很清楚，这段长城是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嘉靖年间，苗民揭竿而起，把边墙“踏为平地”。清王朝在边墙旧址上修建了一道新防线。今天留下来的遗址大都是清朝所建。而清朝正式修修这座长城并不是康乾盛世，而是在一个衰败的时代。在墙头的一个凹槽里，写得很分明：大清同治六年。
当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响起的时候，来自中国北方的捻军已经攻下了天津，船坚炮利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地将军舰开到了塘沽口岸。就在中国湖南省的吉首县，砸石夯墙的声音不绝于耳。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山南“手无寸铁，衣不蔽体”的苗民攻入长沙。
南方有长城（2）
而驻守湖南的湖南巡抚却是大名鼎鼎的骆秉章，负责该项事宜的湖广总督正是晚清一代名臣，姓张，名之洞。
登上长城，城墙之下是一展无垠的山峰和植被，和北长城一样，唯一所不同的是，北长城所建立的时间，乃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秦汉金戈铁马，大气磅礴，即使是匈奴，也是一代枭雄，乱世英杰。然而这截长城，却是在日暮途穷、江河日下的时节里所修建，那些被他们所防范的苗民，却是一群已经基本被汉化的，手无寸铁的农民。
气吞万里的时代早已过去。黄河水撞击青铜器的声音，居然变成了一个王朝的风声鹤唳。
我必须说明一点，那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并不能太苛刻的要求他们如何去思考，去用着大民族主义的思想。统治中原的是关外来的满族，这个本身有着匈奴血统的北方游牧民族事实上对于所有的民族都存在着一种戒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戒备却是汉民族独有的。
走在长城之上，丝毫没有任何的气壮山河之气概。山下是一片片农舍和一条蜿蜒曲折的省道。脚下是修葺一新的水泥地面。整座城墙都是用来防范自家人的，况且时间并不长，只有一百年的时间。
在中国这个历史里面，历史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单元系统，一千年是一个周期。至于一百年，只能算作是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个极为平淡的时日而已。
凤凰古城就隐藏着这样一个冗长的悖论，在这个悖论里面，我们能够看清楚很多的事实。作为两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居然会想到用火炮来隔阂，用长城来分离。这种惧怕，并不是出自于武器上的考虑，而是思想上出于精神和文化的专制。
那片边墙，阻止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按照当时的史料考证，从这座城墙竣工到清政府结束统治这三十年里面，苗汉一共发生了七十余次有记载的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墙倒砖裂，屋舍尽焚”，这些战役彻底使湘西南的政府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最后，政府终于选择了放弃。直至民国建立，再也没有将这座长城作为任何形式的防御工具来使用。
历时一百年不到，“南方长城”遂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可惜，半个世纪前的湘西南，并没有因此而太平许多。
据当地的朋友说，这里开发成旅游景点，是这几年的事情。
在旅游变成产业之后，一切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这里，导游总是重复而冗长的介绍：“这里曾经是古战场，起义军和政府军在这里激战。您站在这里，似乎都能听见从远古传来的厮杀声……”
清代的皇帝造就了中国最南端的这道长城，也就凝造了一个帝国衰落的夕阳，昭示了一个时代迅速灭亡的开始。
这里的战争，其实就是一种零沟通；这里的厮杀，说白了就是一种互不相容。
所以至于所谓的远古，我们只有报以一笑。
说到凤凰，最出名的还是楚巫文化。但是在凤凰这个地方，楚巫文化和苗蛮文化又发生着戏剧性的融合。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百家争鸣也好，一言堂也罢，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纷争，出现任何形式的分裂，他们趋势都是走到头，转个圈，最后还是回到原地。
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自我标榜，自我得意。汉族的东西都是好的，什么也要比别人好。在少数民族文化里发现了什么汉族没有或是本身就不具备生存条件的文化现象，某些人也要拼命找出来，找不出来就象谶纬一样装神弄鬼，似乎在大声的对别人宣布：我们汉族什么都有！
这点不假，毕竟是一个延续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就像一个残破的大屋子。几十代人住在里面，已经变得拥挤不堪。就算出一点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点只要走到任何一个书架跟前都能明白，几千年来，汉族学者们的思想结晶可谓是卷轶浩繁，让人目不暇接。
南方有长城（3）
其实我认为，一个民族出了多少本书，出了多少幅画，都不算是其文化是否高深的硬指标。文化这个东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点物质的东西就能说明的。文化的精义在于文化的弹性。无论是汉文化也好，少数民族文化也罢，只要是有潜力的文化，就会走向一种包容。
在这种包容里面，蕴含的应该是一个民族智慧日渐成熟的讯号。
我的《大国小城》一直在今年上半年的《青年文学》上连载，所有的文章实际上都是对于汉文化困境的一种反思。我们的文化究竟会往何处发展？十年、二十年之后，汉文化是不是会像今日这样受人瞩目？走到南方长城，我才算明白，我们的文化，遇到的危机，不是文化的表征，而是文化执行者的思想。
一旦思维形成了定式，所有的一切，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字儿倒下去。
从南方长城下山，是在雨中进行的，整个人的动作，似乎有些狼狈。正在一个趔趄中，忽然想起来，沈从文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说过，七八月份是湘西多雨的季节，沱江也会涨水，整个湘西都会是一片迷蒙。
在迷蒙中逛古镇，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风趣。我喜欢在陈旧的白墙中吮吸穿越时空的清香气息，这种味道，让人的思绪一下子就奔放起来，仿佛黑瓦、水塘、青苔都能在脑海中出现，田园气息一下子就浓烈起来。
我不止一次的将这种感觉归结到我的农民心态里面去，农民心态不可怕，在中国任何一个人身上，祖辈里肯定有很多是务农的。而在大量中国人的血脉当中，农民心态就变成了他们心灵的最后家园。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就是上佳之例。
在古城下，我却没有这种来自于心底的亲切感。我在时刻的提醒自己，这不是北长城，这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更不是中国人血脉的纽带。
“长城，这是长城。”一个不与我们同来的朋友突然看见我大声喊，“韩晗，看见没有，眼前就是长城！”他没有见过长城，对于这座长城，也是刚刚看见。
“哪里？哪里？”我站在长城下面，大声地反问他。
三人成城（1）
六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周庄的散文，后来在准备投稿的时候电脑不幸出了故障。稿子也就在硬盘里不了了之了。我始终这样认为，在中国的古镇里面，周庄是比较有意思的去处之一。因为周庄地处水乡，人杰地灵。江南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的所在。人文地理环境也格外优异。想起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江南水乡，丝毫不逊色于欧洲的古镇。
周庄地处苏杭一带中国的近现代文明本身就是这里发端的，从代表着极高水运水平的船运就是从这里起航的。最早的纺织工业也是从这里发展的。这里的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和精湛的工艺水平孕育了最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关系。即便是这样，也能在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的力量。而整个儿周庄，却是一批又一批的人所组成的。
站在周庄最有具盛名的双桥上，我仔细反思了和周庄有密切关系的三个人。这三个人营造了周庄的历史，他们也在营造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所古城都是人创造的，周庄也不例外。而周庄的个性，正是它自身对于人的价值。在周庄往上，就是同里，周庄往下，就是青浦。上面有中国最富裕的城市苏州，下面有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上海。
安安稳稳的，就那么执著的呆着，这就是周庄。
周庄不应该忘记陈逸飞，陈逸飞也不应该忘记周庄。
初识陈逸飞，是在一个画展上。一幅叫做双桥的仿制油画活脱脱地展现了中国的江南水乡。作者画功不错，能够感觉出画外的一点意境，迷迷蒙蒙的意味，冷冷清清的色调，几笔勾勒出一个大概的周庄。再看看作者，是一个和长相颇似余秋雨先生的中年画家。眼神里透露出江南人特有的精明和睿智。下面的注明只有简单的七个字：旅美画家：陈逸飞。
在中国的艺术界，对于陈逸飞，似乎有着一种更难以言说的意味。正如某家杂志所言，陈逸飞先生是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市场结合最好的人之一。有朋友在逸飞媒体工作，提起他们的老板陈逸飞，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佩。朋友说，逸飞先生风度儒雅，气质翩翩，与其说是一个老板，不如说一个老师。
在中国的文艺界，活跃的人总是在骨子里透露出一股精明的人。而这些人又是恰到好处的一批精英。本来一个小小的水乡，一个清淡的周庄，却被那样浓墨重彩的渲染着一座周庄，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去处。陈逸飞所描绘的，只是周庄的双桥，而就在双桥的活灵活现中，一丝丝江南古镇的水韵就被勾画了出来，勾画的让人心旷神怡，极为向往。
我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画坛如果没有陈逸飞，也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画坛了。
周庄的出现，是中国人最情绪化的时候。中国人在信仰危机中迷失了自己的归宿。一座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大家的眼睛在水泥森林里泡久了，呆长了，谁也想去出去看看，出去走走。
可是去哪里呢？
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在时间上缩短了中国人对于历史和本我文化的距离感。这个距离不是某个人某个思想就能做到的。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必定是在各个方面对于生活状态的反思。陈逸飞的一只神来之笔，就把中国人的思绪带到了无限远的地方。
周庄毕竟是周庄，他没有忘记陈逸飞。现在的周庄依旧是和丽江一样，一派水乡的气息，一条小河滋润着当地的文化气息。在任何一个城市，没有河流，必定是干涸的。无论是环境还是文化，都是如此。周庄之所以在秦淮建康文化之下就能日趋成熟，已臻于高超之境界，而陈逸飞，只是发现了周庄，而不是制造了周庄。
周庄也是需要人发现的，制造出来的古镇，必定会想以次充优的货物一样，露出让人不齿的破绽。
三人成城（2）
据说逸飞先生病逝之后，周庄要为他修建一个纪念馆。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在全国似乎都不多。逸飞先生是宁波人，虽和周庄同属江南，但是还是凭借着江南人的灵睿到了周庄。他在上海逝世是几个月前的事情。应朋友要求，我还专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份报纸上写了一首诗，悼念陈先生，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当你离开的时候，
你选择了一个坐标。
在坐标上面，
所有的一切，
都永远离去。”
写完之后还是决定不发表。理由很简单，因为陈逸飞先生已经不属于他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它已经变成了和周庄一样的人格。独立于这个世界，生活于这个世界，但是绝对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离去。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悲恸，而是整个人格的坍塌。周庄要为陈先生修建纪念馆，记者朋友问我，修在那里，是不是太小了？应该修在上海、北京或是其他的地方？
我说，只能修在周庄，周庄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
实际上陈先生的精神展现并不是《双桥》这幅极为清雅的油画。十四前，我曾经看过一幅让我震撼许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