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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之前，修建祖庙一直是公卿们权力和资格的象征。到了三国时代，贵族势力极为庞大，门第观念盛行，当时的祖庙变成了割据势力互相攀比的产物。这种风气一直延伸到宋代，宋代初年，太宗赵匡义吸取唐及五代的教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贵族力量迅速土崩瓦解，宗族势力兴起。庆历元年，大学士范仲淹上书宋神宗，要求承认并强调宗族的作用。王安石、苏洵等人纷纷响应，于是宗族制度很快就在这个帝国的四面八方迅速的树立起来。
谈及宗祠以及宗族制度，婺源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关中学者吕大均将《吕氏乡约》这部世界上第一个倡导民间自治与互助的条文送呈给了婺源人朱熹，这位享誉中外的思想家很快将这部条文进行了增补，用三年时间写成了《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并将乡约概括成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十六个字，家族管理成了当时的主流管理模式。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大学士夏言请求嘉靖皇帝批准在民间广建祠堂，这种极具理学风格的管理模式和思想意识很快成为了当时的主流。
二百五十年后，俞氏宗祠浩然屹立在婺源的地面之上，没有任何华彩，没有任何盛装。
那一年，朱熹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乡亲将近六百多年。
我们所遇到的很多事情正如贝克特所说，历史是永远的存在并永远的合理的。宗祠在中国的历史上绵延流传数十个世纪，一个个家族在宗祠里衰落、再起，继而再次衰落。人类的思想左右不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可以轻而易举的推翻人类的任何猜测或是假想。
家族的招牌（2）
说到俞氏宗祠就不能不说它的始建者俞应纶，这个乾隆年间的学者在文学上并没有比较大的建树，但是据当时的史书记载他是乾隆三十二年甲科的状元。他入宫后唯一的职业就是在皇宫里面担任皇子的老师，这个工作做的相当漫长，所有的才华和锐气都逐渐消磨，以至于耽误了他原本可以做出更好的文章。到了后来告老还乡的时候，乾隆皇帝破格授予他一个朝议大夫的虚职，但是同时也给了他一项特权，那就是可以将宗祠修建的和皇宫的宗祠一样规格拥有五凤门楼，这个在清代历史上是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
五凤门楼的华丽性远远高过了它的实用性，一九三二年，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博物学家斯蒂文森考察婺源的时候，对五凤门楼的工艺水平极为惊叹，在他的《东方古宅走访记录》一文中极尽笔墨，如此描述五凤门楼的精湛和华丽：
“在我所见到的奇迹中，中国江西的这种宗祠门楼应该是最为神奇的。在中世纪的中国——一个没有电，没有绘图仪，甚至连自动化的工具都没有的时代，居然能够创作出这样一个精湛的物件，实在是让我震撼。我将会把我所看到的一切禀报给我尊敬的女王陛下，首相阁下。让他们知晓，在我们因为发明蒸汽机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东方人正在做着震撼着整个世界的壮举。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有能力在同时代甚至比我们更早做出蒸汽机、纺纱机等所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
说到这里，我想写几句我的议论，在那个时代，礼制建筑的意义远远并不在于它的实用性——我并不是在对所有的人自我安慰，毫无疑问，我敢这样说，在启蒙思想没有盛行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并不比西方人的思想落后。反而王阳明和黄宗羲的思想远远要高于伏尔泰或是孟德斯鸠的思想。但是西方唯一比我们做的好的就是思想的传承，他们的敢于否定的传承开放性思维方式将永远值得我们借鉴。
整个俞氏宗祠在理学盛行的时代无疑成为了乡民们一个聚会的公益场所——这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会展中心（西方出现会展中心的时候已经是上个世纪初期了）。俞氏宗祠是一个典型的中轴歇山型的结构，这种结构在中世纪的中国大概只能限定于皇宫使用。所以这个俞氏宗祠变得格外开阔壮观。阳光透过头顶的天井照耀在整个宗祠里面，光线充足但又不失肃穆，影子与光线的协调明暗得当，浓淡相宜。身在宗祠之中，坐听数朝风雨变幻，可谓是洋洋大观，别具一格。
宗祠最上方的享堂供有先人们的画像——这一点和西方对于家族的崇拜和荣誉感不谋而合。所有的家族——比如说法国的冯家族、英国的威尔逊家族、意大利的索希尼家族等等，都会在家里面挂上祖先的画像，以示与其他家族的不同。而在中国这种画像早已失去原有的血统意义，取而代之是对于先人的缅怀和虚无的纪念，尽管形式一样，但是意义已经大变。
在西方也有宗祠这样的产物，但是这种东西却是和教堂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把祖先的画像放在教堂里面，叩拜神灵的时候也叩拜到了祖先。在更多西方人眼里，所谓的家族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将会颠覆人类所有的思想观念，包括思维方式、世界观，甚至于伦理道德观念，所有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没有任何能力重建这一套已经残缺不全的思想观念。
所有的观念都会变成一种笼统的意识而存在。人类心灵荒漠化将会继续将这种思想的断层延续，而家族观念则是这个断层一个极为细小的组成。
对于中国人，家族观念仍然是早已深入心中，这种思想观念显然和民主制度下法律的平等契约产生了一种极为严重的冲突。毋庸置疑，它必然将会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逐渐淡化，直至消亡。
我们在批判一个任何东西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将会贯穿所有存在物体的始终，在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甚至美国，这种家族观念将会一直持续，并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进行传承。我们毫不遮拦的可以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会悄然抵达欧洲或是南美，寻找他们原有的祖先以及血脉。同样，数以千计的台湾人也会在祭祖的时候抵达大陆。我们或许认为他们矫情，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并不是基于思念或是缅怀，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一种感恩。家族在他们眼里最多只是一个招牌，而他们却把这个招牌变成了一个品牌。
梦回唐朝（1）
在我还没有正式接触纯文学的那个时候，历史是我的最爱，而在所有的历史片断中，凯撒的帝国和唐太宗的长安城让我长期沉湎于中。在那个雄浑壮阔史诗一般的年代里，我似乎能够感受得到一段极为强烈的奏鸣音符，而这个音符却一直作为我心里的一个极为华丽且完美的影像而独立存在。
2002年的一个秋季，我撑着一把有些破旧的雨伞站在西安的城门之上，远处的大雁塔和华清池的影子若隐若现的在我眼前浮现，当一切的历史风景变成了现代化的建筑之后，所有关于文化的沉淀都变成了恍如隔世的华丽片段。似乎正如赫尔玛在那本关于文化的传承和意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所有的建筑都带有当时那个层次的艺术风格，而这个风格确实属于整个文化体系的一个表象。
或许在神圣罗马帝国那个曾经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都忽视了一个历史的本体，那就是时至今日都有人对于布拉格的种种忘却不掉。当所有的异国游客云集到那个叫做布拉格的城市之后，一切的风景都早已云霄雨霁。
而所有的文化并不能在他自己那个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大量演绎，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更多的情况下是在最原始的地方进行，正如约克郡之于詹姆士文化、波恩之于日耳曼文化一样。经典的景象只能存在于文化的边缘。
所有的文化学者都会用大量的篇幅来描绘大量的风物，这些风物所存在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极为华丽或是灿烂的黄金时代。所有文化的发展全部放在了一个被称为建筑群的里面，这个群的涵盖之广阔让人惊讶，无所谓是长城或是艾菲尔铁塔、布达拉宫或是庞贝古城。
而唐文化的博大高深绝非长安城的霓红或是其他的什么车水马龙所能体现，所有逝去的一切都是带有极为厚重的历史风景。当所有繁华的景物都悄然不在的时候，残存的少许幻影则会闪耀出星星点点的光芒。
当我知晓婺源的历史和大明宫可以并驾齐驱的时候，原本已然销声匿迹的事物都变得风光不再。所有的灰砖白墙似乎都在陈述着一代代王朝沉重的背影，斑驳的灰墙和简陋的农具以及杂草丛生的墙角，所有的风吹雁过都只能在我产生探访动机的那一刹那变得更加茫然。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确切的说，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高广城池中，惟一所能看到或是听到的的确和我们面前浮华的因子无异。
李坑无疑是婺源的绝佳去处，而这个古徽州的商业重镇却是带有极为浓烈的文化气息。在这样一个甚是浮燥的村落之中，朱熹这位曾经给中国带来绵延千年理学文化的大师也诞生于此。朱门读书世家，却在一个极为繁华的时代造就了一个安静的去处。
似乎所有的典籍都在陈述一个观点，那就是读书人和商人似乎势不两立，这个似乎在很多关于市井的小说中都能略知一二。但是须知史实却和言论有着极大地区别，无论是在苏州扬州，沈万三还是文征明或是其他什么，哪怕是在威尼斯或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某一个安静的小城，繁华而又华丽的城市风景背后总会有极为出名而且具有文化传承的大师级学者诞生。我所羡慕和向往的文艺复兴时代造就了塞纳河畔如是多的思想者，然而当我们回首的那一刻，在那些思想者的背后，无数只巨大的双桅帆船带着思想和财富即将从爱琴海远航。其实，李坑也不例外。
在很多年之前，许多旅行者向往大城市的繁华，而这种并不确切的热爱恰恰是整个时代浮燥的表现。正如达纳耶夫所言，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被潮流所误导。我们并没有争取到安静环境的权力，相反，我们还成为了制造骚乱的因素之一。
于是在盛世大国的影子之下，长安城成为了惟一的乐土。当我们梦想憧憬那钟鼓之声哗然响起的那一刻起所有的风景都变得无比浪漫，雄浑壮丽的宫殿在夕阳西下洒下迈锡尼时代黄金一般的余晖时的那一刹那变得如此的伟岸，街道上的文人墨客迈着大江户时代一般的优雅步伐怡然自得，淑女们的服饰甚是艳丽得体，脚步款款轻盈，叫卖声和交谈声勾勒出了繁华时代的一片祥和。彩霞漫天，艳云层层，整个时代都在一个极为华丽的影像中浮现。
毋庸置疑，如上的描述我们显然不自觉的受到了各种文字或是影像的影响，恰如沈立军老师所说，这种影响尽管华丽，但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误导和颠覆。当我们没有接触到真正遗留下来风景的时候，我们在实施上似乎并不具备发言权。所有的景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植于一个原有的风物，而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风物却是来源于我们自身。
梦回唐朝（2）
我必须把话题再扯远一些，那就是在欧洲或是南美。那些曾经诞生了世界上最为高明的文明之地，现在却被城市化所代替。一切的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在遭受着上天对他们的惩罚，神圣罗马帝国或是亚述帝国的壮阔风景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摄影棚中那些技艺低劣的演员和毫无艺德可言的编导制片。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尊重历史了解历史的权力，却没有修改历史的权利。美化历史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个极大的修改。正如我们审视维也纳这座极为光辉的城市，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海顿和勃拉姆斯的影子。而长安城，却在扮演一个极为蹩脚的角色。
现代人的眼光无一例外的都受到了胡果？巴尔的影响，达达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母本而能流传至今。用安迪斯弗伦森的话说，他们唯一的贡献是发明了一个叫做蒙太奇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却有效地遮蔽了所有有思想人的双眼。黑白色的胶卷和玻璃镜头的焦距在一个后工业的时代将成为人们审美的桎梏。当所有的历史风景潮水般涌向这个时代的时刻，所有的人物无一例外的选择了逃避。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谁对现在的长安城和繁华喧嚣的伊斯坦堡依旧怀有顶礼膜拜之情的话，我丝毫不会觉得这种感情有多么的富有内涵。因为我们所寻找的风景，并不是蒙太奇镜头下的后现代产物。正如竹野涌武在那本摄影学的作品里所陈述的那样，在更多的假设条件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源自于我们内心世界的产物。至于历史的风景，我们必须返回到历史这个本体当中去。
当我站在婺源某一个不知名的小桥之上时，天际之间的云层竟然变得无比深厚，而头上的天色却渐蓝。流水潺潺，芳草萋萋。白墙乌瓦，黑砖黄土。视野所能到达之处一切都是如此的清闲，气定神闲的历史风景自然会云集四面八方的闲云野鹤。当书声琅琅，琴声阵阵的那一刻时，陈旧而且笨重的双桅帆船正在店铺老板的招呼声中悄然远行。
这一切都是这个并不繁华的小城所能带给我们的风景，没有博大的宫殿，没有华丽的朱门，甚至连高大的城墙都没有。但是事关那几张画像，那几座祠堂，甚至那几块墓碑的文化冲力和文化张力，却远远大于所有的历史名胜。
因为它有着它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层次和内涵。
所有辉煌的时代都无一例外的具有一种文化的影响力和覆盖面，这就是后人缅怀这种时代的原因之一。任何一个历史的时间段绝非普通的治乱更替，而是在治乱更替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文化的兴衰。
在政治作为经济的上层建筑的时候，文化也在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存在。而这种政治又绝对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政权斗争和朋党压轧，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政治更侧重于一种较为完备的政治结构体系——而这个体系必须是和它的文化体系一起发展的。这种带有传承性质的文化必然会带来整体的进步，从政治的先进到经济的发达。而唐朝却能够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最大实惠，于是这个时代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辉煌盛世。
关于文化的传承，政治的一贯性，我曾经偶然拜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检秋教授、干春松教授的对话录《名人世家：迷人的文化传承现象》，对话精辟入里，言简意赅，其中有一段话甚是让人耳目一新：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国度，名门望族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一直为史家所看重。但相对于政治史上的豪门和商业中外的巨族而言，对于文化学术方面的名门世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文化名门世家有意识地进行整体把握和专题研讨，给以关注，加以凸显，则似乎还很显不足。说它尚属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史领地，大概并不为过。
我们欣赏梁启超家族文化学人的达观进取、博采创新的风范；也为义宁陈家诸大师的忧郁而凝重、精深而固执的气质所吸引。这里的确是一片丰富多彩的世界。具体考察这个世界的各个文化名门世家，无异于为透视和了解近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发展，寻找到一个个有趣的窗口。透过这些窗口，人们可以领略文化名人与学术巨子的人生风采、文化品格、学术追求和治学方法，可以增进有关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历史知识，可以总结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乃至获取关于家庭教育的有益启示。”
我丝毫不怀疑任何一个名人世家的文化力量的博大性和思想内涵的深邃性。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对于任何性质的文化的传承，都有一种极大保护的作用。有的文化需要融合，有的文化只需要纯正的传递。而事关文化的传递，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依靠血缘这个纽带来完成。
梦回唐朝（3）
而这种血缘关系就是一种纯正，关系的纯正最终会导致思想和文化的纯正。我并非血统思想的捍卫者，也不是封建理论的卫道士。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我都敢确定，重视文化的传承也就是重视社会的文明。
我的朋友、高中英文老师万传学先生前几天刚刚从曼彻斯特访问回来，聊天的时候激动的告诉我，“英国人非常有礼貌，非常有风度，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相信。”然后很吃惊的对我说，“牛津大学就像一个小镇一样，连校牌校门都没有，完全是文化的氛围。”万先生从事英语教学研究二十年，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颇有见地，但是这次出门看到真正的西方文化却又是展现出了一种陌生和惊讶。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我的英文老师徐卡嘉先生从牛津大学留学回来之后的一次见面会上对我说，“真难想象，在英国出国留学就是一种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