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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分析”的学说，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即在婴孩
时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中主动的重要分子，便是他苦（sadistic）自
苦（Masochistic）展览（Exhibitionistic）与窥覗（Voyeuritic）的本能。
这些本能得到相当的发达与满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础，又
因了升华作用而成为艺术与学问的根本；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
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
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
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
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那色情狂的著作也同属在
这一类，但我们要辨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
同，虽然这交界点的区画是很难的。莫台耳说：“亚普刘思（Apuleius）波
得洛纽思（Petronius）戈谛亚（Gautiar）或左拉（Zola）等人的展览性，
不但不损伤而且有时反增加他们著作的艺术的价值。”我们可以说《红楼梦》
也如此，但有些中国的淫书却都是色情狂的了。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
妨害艺术的价值。天才的精神状态也本是异常的，然而在变态心理的中线以
外的人与著作则不能不以狂论。但是色情狂的文学也只是狂的病的，不是不
道德的，至于不端方的非即不道德，那自然是不必说了。
第三种的不道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不道德文学，因为这是破坏人间的和
平，为罪恶作辩护的，如赞扬强暴诱拐的行为，或性的人身卖买者皆是。严
格的说，非人道的名分思想的文章也是这一类的不道德的文学。
照上边说来，只有第三种文学是不道德的，其馀的都不是：《沉沦》是
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
的性质。著者在自序里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
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
要求与灵肉的冲突。。。第二篇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虽
然他也说明“这两篇是一类的东西，就把他们作连续的小说看，也未始不可
的，”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
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
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
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理想与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
苦闷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
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病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
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
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
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
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他
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
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直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
文学的价值；即使或者有人说不免太有东方气，但我以为倘在著者觉得非如
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但在《留东外史》，
其价值本来只足与《九尾龟》相比，却不能援这个例，因为那些描写显然是
附属的，没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态度也是不诚实的。《留东外史》终是一部
“说书”，而《沉沦》却是一件艺术的作品。
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
文学”（Literatureforthe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
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
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
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
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
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
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著者曾说：
“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态度的人，
没有批评这书的价值。”我这些空泛的闲话当然算不得批评，不过我不愿意
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所以略述个人的意见以供参考，至于这书的
真价，大家知道的大约很多，也不必再要我来多说了。
□1922 年3 月26 日刊《晨报副镌》，暑名仲密
□收入《自己的园地》
介绍小诗集湖畔
《湖衅》是汪静之君等四个人自费出版的诗集。这四个人的诗在本附刊
上也曾经发表过好些，看过的人大约自然知道，不用我来批评好歹。我在这
里只说这一句话：他们的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
成新鲜的印象，我们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
来，这是我所时常注目的一点。
我写这几句话，或者似乎有广告的嫌疑，因为他们寄了一百本来，叫我
替他们在北京找个寄售的地方，——我现在便托了北大出版部和新知书社寄
售，南城方面本来也想找一处，在为没有认得的人，所以只好作罢了。至于
广告这一层，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即使是自己的著作，只要自信还有一点
价值，便是自画自赞，在或一范围内也是人情之所容许的罢。
□1922 年5 月18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野鸽的话
李勋刚君的《野鸽的话》出板了，我重读了一遍，略有一点感想，便写
了下来。
这种单行小册子的刊行，我以为是极好的，于新文学的前途很有好处。
艺术运动的进行，如只靠性质夹杂或以营业为主的杂志去主持，成绩总不能
很好，唯有纯粹的同人杂志最为有望，能够有个杂志固然更好了。我希望这
小册子是将来文艺界里许多“孤军”的先锋。
《野鸽的话》诚如友人X 君所说是“质胜于文”，因为里边不免稍有不
很圆熟的古语掺入，似乎有久调和的地方，但是从全体上说来这种朴实真切
而有重量的文章颇有动人的力，自然的有一种清新的活气。我们自己做文章
或看别人著作的时候，常觉得有些衰弱庸熟的文句缠绕笔端，摆脱不去，仿
佛感到吃着肥皂的味道，因此见了青年似的文章不由的不生歆羡了。
著者在这一篇里寄寓他的人生哲学，但文学的趣味还不曾被教训所压
倒，而且率直的抒写，不假什么矫揉雕琢，没有那些教训文学的缺点。要说
是受了伽谛（Gatty）夫人的“自然界里的譬喻”一类的影响或者也无不可，
但在中国也可以说是独创，只要后来的作家注意，不要随意的重复模作就好
了。
□1922 年10 月1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仲密
□未收入自编文集
情诗
读汪静之君的诗集《蕙的风》，便想到了“情诗”这一个题目。
这所谓情，当然是指两性间的恋慕。古人论诗本来也不抹杀情字，有所
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照道理上说来，礼义原是本于人情的，但是现
在社会上所说的礼义却并不然，只是旧习惯的一种不自然的遗留，处处阻碍
人性的自由活动，所以在他范围里，情也就没有生长的馀地了。我的意见以
为只应“发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恋爱之自然的范围为范围；在这个范围
以内我承认一切的情诗。倘若过了这界限，流于玩世或溺惑，那便是变态的
病理的，在诗的价值上就有点疑问了。
我先将“学究的”说明对于性爱的意见。《爱之成年》的作者凯本德说，
“性是自然界里的爱之譬喻”，这是一句似乎玄妙而很是确实的说明。生殖
崇拜（Phallicism）这句话用到现今已经变成全坏的名字，专属于猥俗的仪
式，但是我们未始不可把他回复到庄严的地位，用作现代性爱的思想的名称，
而一切的情歌也就不妨仍加以古昔的AsmataPhallika（原意生殖颂歌）的徽
号。凯本德在《爱与死之戏剧》内，根据近代细胞学的研究，声言“恋爱最
初（或者毕竟）大抵只是两方元质的互换，”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上也
说，“恋爱要求结合，不但为了别一新生命的创造，还因为两个人互相因缘
的成为一个新的而且比独自存在更大的生命。”所以性爱是生的无差别与绝
对的结合的欲求之表现，这就是宇宙间的爱的目的。凯本德有
《婴儿》一诗，末尾这么说，
完全的三品：男，女，与婴儿：
在这里是一切的创造了。
。。。。。。。。。
不知爱曾旅行到什么地方
他带这个回来，——这最甜美的意义的话：
两个生命作成一个，看似一个，
在这里是一切的创造了。
恋爱因此可以说是宇宙的意义，个体与种族的完成与继续。我们不信有
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领会“入神”
（Eothousiasmos）与“忘我”（Ekstasia）的幸福的境地。我们不愿意把《雅
歌》一类的诗加以精神的解释，但也承认恋爱的神秘主义的存在，对于波斯
“毛衣派”诗人表示尊重。我相信这二者很有关系，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
宗教感情。爱慕，配偶与生产：这是极平凡极自然，但也是极神秘的事情。
凡是愈平凡愈自然的，便愈神秘，阶以在现代科学上的性的知识日渐明瞭，
性爱的价值也益增高，正因为知道了微妙重大的意义，自然兴起严肃的感情，
更没有从前那戏弄的态度了。
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的极大地位，正是当然的，
但是社会上还流行着半开化时代的不自然的意见，以为性爱只是消遣的娱乐
而非生活的经历，所以富有年老的人尽可耽溺，若是少年的男女在文字上质
直的表示本怀，便算是犯了道德的律。还有一层，性爱是不可免的罪恶与污
秽，虽然公许，但是说不得的，至少也不得见诸文学。在别一方面却又可惊
的宽纵，曾见一个老道学家的公刊的笔记，卷首高谈理气，在后半的记载里
含有许多不愉快的关于性的暗示的话。正如老人容易有变态性欲一样，旧社
会的意见也多是不健全的。路易士（E。Lewis）在《凯本德传》里说，“社会
把恋爱关在门里，从街上驱逐他去，说他无耻；扪住他的嘴，遏止他的狂喜
的歌；用了卑猥的礼法将他围住；又因了经济状况，使健全的少年人们不得
在父母的创造之欢喜里成就了爱的目的；这样的社会在内部已经腐烂，已受
了死刑的宣告了。”在这社会里不能理解情诗的意义，原是当然的，所以我
们要说情诗，非先把这种大多数的公意完全排斥不可。
我们对于情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情诗可以艳冶，
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
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点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
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以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
简单的举一个例，私情不能算乱，而蓄妾是乱；私情的俗歌是情诗，而咏“金
莲”的词曲是淫诗。在艺术上，同是情诗也可以分出优劣，在别一方面淫诗
中也未尝没有以技工胜者，这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不想把他邀到艺术之宫
里去。照这样看来，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如胡序里所详说，）
但是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不过这个道德是依照我自己的定义，
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确实是不道德的了。这旧道德上的
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用不着我的什么辩解。静之因为年岁与境遇的关
系，还未有热烈之作，但在他那缠绵宛转的情诗里却尽有许多佳句。我对于
这些诗的印象，仿佛是散在太空里的宇宙之爱的霞彩，被静之用了捉胡蝶的
网兜住了多少，在放射微细的电光。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
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
“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
短了。
□1922 年10 月12 日刊《晨报副镌》，署名作人
□收入《自己的园地》的文学
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
汪静之君的《蕙的风》发表以后，颇引起旧派的反对，这原是当然的，
也没有什么辩解的必要，因为他们的攻击乃是真正的保证，倘若被他们恭维
那就要不得了。但是我最憎恶那些躲在老辈的背后，动辄拿了道德的大帽子
来压人的朋友，所以对于《学灯》上的胡梦华君的文章禁不住要来说几句话。
胡君批评《蕙的风》的话最重要的是“有不道德的嫌疑”，”故意公布
自己兽性冲动”，“变相的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我不知道汪君
情诗之所以不道德，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讲性爱呢，还是因为讲的欠含蓄
呢？倘若是因为欠含蓄，那么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决不能牵涉到道德上去。
然则他的不道德，一定是由于讲性爱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
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我想论者如不是自残支体的禁欲主义者，
便没有是认我这个疑问的资格。倘或以为这是做得说不得的，那是可怜的伪
善者，还够不上理学家的称号。中国即使性教育一点都不发达，青年的意志
也还不至于这样变态的薄弱，见了接吻拥抱字样便会堕落到罪恶里去。世界
上有什么地方，在文学上禁用这些字样？英美的勃来克惠德曼的话不去引用
也罢，因为他们都是“堕落派”，至于圣书里的诗文，那便是纯正的“批评
家”也没有敢于指斥的勇气了罢。（参考《中华新报》双十节增刊中胡君论
文。）请看《雅歌》里的这一句话，“你的嘴唇滴蜜，如像蜂房滴蜜”，比
“那样的亲吻异样甜蜜”如何？曼殊大师译《留别雅典女郎》第二三节中的
《骈首试香腮》，（虽然原文意思略异），和“朱唇生异香，偎近侬情切，”
又如何？莎士比亚现在成了文宗了，但他的VenusandAdonis（听说）却有被
现代绅士抹杀的部分；歌德与雪利都是文豪了，但当时英德传统的批评又何
尝不斥他们为“无行文人”呢。倚了传统的威势去压迫异端的文艺，当时可
以暂占优势，但在后世看去往往只是自己“献丑”，在文学史上很多这种前
车之鉴，不可不注意一点。《波伐理夫人》和《结婚》的公诉事件，在当日
岂不是自命为维持风纪的盛举，却只落得留作法利赛人的卑怯的证据罢了。
所谓严格取缔是否即用法律的制裁，没有说明，不好任意断定，但是不得不
说是同一派路，因为无论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
赛人的行为。
怎么叫作“变相的提倡淫业”，我实在不明白。即使论者怀着最急进的
思想，认一切由经济关系而发生的性行为都是卖淫，对于自发的舍身的取予
当然认为正当，为超善恶的了。现在却以提倡淫业作为汪君的情诗的判语，
真令人不能揣测其真意之所在。至于论者又把“十八摸”与春宫和《蕙的风》
牵扯在一起；或者有人听了要觉得骇然，我却并不想去责难他，因为我相信
艺术上的确可以有十八摸与春宫的分子，雅歌与《神曲》里Franaesca 和Paolo
场面的插画（陀勒所作？），在法利赛人看去正是春宫一类的东西呀。英诗
人斯温朋说，“世间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相信不洁的念头。”这句话的确不
错，《十八摸》与春宫不在别处，便只在法利赛人的脑子里。
有人对我说，我的话未免太认真了。中国的惯例，凡是同乡同学同业的
人，因为接触太近，每容易发生私怨，后来便变成攻击嘲骂，局外人不知此
中的关系，很是诧异，其实并不足为奇；譬如《学衡》派之攻击胡适之君即
其一例，所以这回我也不必多事，去管别人的闲事。这话虽然说的也有理由，
但我不知汪胡二君的关系究竟如何，所以不敢轻信。又有人告诉我，这位胡
君便是以前评过《新月集》译本，相信了广告上的话，坚持说这部诗集是给
儿童读的诗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