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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了什么事，推门进去。忽然，端木扑通跪在地上！为什么跪在地上？受的什么惊吓？这是癔症！左右芳邻，说起端木一跪，不胜唏嘘。可在场面上，仍然高呼打倒端木，揪他挂牌打揍的，也是芳邻！
林斤澜说，知青插队之后，北京发明干部插队，发配他到平谷县。有一年春节——这是个六亲不认的年头，拜年也算“四旧”，不过林斤澜还想去看看端木。端木夫人远在云南，不可调动，老哥哥已经辞世，老嫂嫂也老了，勉强能做饭。林斤澜进屋，端木眼睛一亮，随即又暗了下来。林斤澜坐下说话，才三五分钟，只见端木眼皮粘连，脑袋颤颤似瞌睡。林斤澜提高点嗓门，端木又撑开眼皮，口里嗯嗯呐呐。不一会儿，眼皮又颤颤粘连……
林斤澜暗暗吃惊。那时人心都灌了铅，又重又冷，可林斤澜给他拜年，他怎么是这种神态呢？“我这回是看见一盏油灯，”林斤澜说，“油尽灯干，火苗‘扑落’——‘扑落’是土话，说火苗‘扑’地上升，立即下‘落’。不定哪一‘落’，再也‘扑’不上来，‘落’进无底的黑暗……我的灯虽说油多了一点，但似乎眼见近底。民族悲剧，实在演得太长，太煎熬人了！”
不料，奇迹发生，端木熬到了新时期。他就像枯死的卷柏一样，逢水又吐绿。夫人钟耀群调回北京，而且，端木那双被砍伤的作家的手，居然摸索着《曹雪芹》的写作了。
林斤澜说，有一次，文艺界劫后盛会，生死两茫茫的老朋友，云集北京。他没有去，托人送去一瓶酒，附条致歉。他在家闭门，写他的“意象现实主义”。端木这个病秧子，在文学上胜过两位硬汉子，是文学养育生命，或是生命养育文学？奇怪得叫人说不清。慢慢地，春蚕吐丝一般，在夫人的帮助下，计划中的三卷本，硬给完成了两卷，端木这才真的死掉！病秧子死在事业上，居然死得比萧军、骆宾基都要迟！
林斤澜说，端木收藏古币，收藏古玉，收藏古瓷，同时收藏石头。端木自己说，在常人看来只能用眼睛看的石头，他能用耳朵去聆听。他说：“石头会发出声音来，而我能够听到。”石头是有灵魂的。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孤身与石为伴。端木是卷柏，也是石头！端木死掉了，他的作品还在，石头还在！
林斤澜说，《曹雪芹》见出端木的功夫，但还不能算是杰作。最大的原因，是端木的写作方法出了问题。曹雪芹没有留下身世资料，端木断定贾宝玉的原型便是曹雪芹，那么，考据校对，返回原型，岂不就是曹雪芹的生活了。因此，端木想象的写作的翅膀终被《红楼梦》捆扎，被贾宝玉折断。
林斤澜说：“端木有城府，说话并不坦率。他没有写过对我的评论。１９６２年，老舍三次主持讨论我的作品，端木给我戴了高帽，说：‘林斤澜就是中国的杰克·伦敦，就是中国的霍桑。’他是‘说好话不花钱’。这是唯一的当众的评论。——他曾讽刺高鹗把《红楼梦》给糟蹋了。自视很高，视人就低，实际上，他对我前期的作品并不会真正的喜欢，我的《绝句》《微笑》，他可能欣赏，从他的只言片语听得出。后来我的‘矮凳桥’、《十年十癔》，他就没法再看了。”
林斤澜认识杨沫较晚，是１９６２年底。
林斤澜在《杨沫心态》里开头写道：
杨沫是抗日战争前入党的老革命，是四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当然，她比我年长，就不说是长辈，也是长者。但一直连名带姓地叫着，正南巴北角叫声老大姐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过。反倒跟她说，你打响的作品是《青春之歌》，那是五十年代写的。把你也算做五十年代，和我们一起混吧。她笑道，你们要我吗？那好那好，一起混热闹。
林斤澜家有一本《自白——我的日记》，是杨沫送给他的。扉页上写道：
斤澜同志：
里面写到你，看看我对你的敬意。
杨沫
１９８６年１月
“日记”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１日开头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易暴露人的真面目。当人处在“危险”关头，保护自己第一，还是坚持真理第一，常是考验一个人的试金石。文联中，除了浩然——他为保护我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受了不少委屈和打击。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第一，林绝不看风使舵。那些造反派曾经努力拉他，但他却和我这个半专政的人成立了“战斗队”，绝不倒向得势的造反派那一边。尤其当无辜的浩然，被没完没了地挨批时，他竟敢在文联大庭广众中高喊“浩然是好人！”而且他也看透了那些“革命”的文艺理论。他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写作品。但是我却做不到。（也许他比我年轻的缘故？）
两段文字看出，林斤澜和杨沫互相尊重，两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密切的。和我的闲谈中，林斤澜说，杨沫是个平和的人，通情达理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与不同时代作家相处很好的人。他不仅认识她的丈夫，还认识她的先后情人。这话使我对杨沫产生兴趣。大致说来，作家在男女方面不自闭，是不陈腐不落后的人，观念往往新进，作品往往新气。林斤澜“查无情人”，但对好友汪曾祺和高晓声的艳遇是认可的，欣赏的。汪曾祺说林斤澜的《溪鳗》有个主题就是“性”，评论中摘录一段，说：“这不是写性写什么！”
林斤澜说：“杨沫同我说，她喜欢《邓肯自传》。邓肯是位舞蹈家，《邓肯自传》写叛逆女性的女权主义，写性解放，就是今天看来，仍然特别，大众不能接受。比如傍晚，邓肯在沙滩上，遇一陌生男子，旋尔性交……”
林斤澜说，杨沫的家庭极其复杂。杨沫和马健民结合的时候，双方已经各有一个女孩子。杨沫的叫徐然（与张中行生），马健民的叫马淑敏。结合后又生了几个儿女，其中有写《血色黄昏》的著名的老鬼（马波）。林斤澜说，杨沫夫妇可能有协议约定，马健民是家中有家，他和漂亮的保姆相好，保姆是马健民的河北老乡；杨沫是家外有家，她在香山有个写作的房子，有个胃下垂的男秘书（杨沫日记中称“小康”），和她生活。２００５年６月，老鬼（马波）为写《杨沫传》，访问林斤澜，惊叹林斤澜对他家庭的熟悉，并说这个男秘书人品极坏，“文革”时带造反派过来，做事恶劣。老鬼还谈了一些家庭丑事，林斤澜说，“丑事要有根据，夫妻吵架时的气话，往往不实，少写为宜”。
马淑敏也到文联机关贴过后母的大字报，作风败坏云云。草明们接过火把，不过在文艺圈子里，也只是闲谈的小菜。
林斤澜说，杨沫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她说自己的经历是革命加文学。我想，是否再加上爱情？杨沫著有《我的三个爱人》，当然还不能把胃下垂的男子计算在内。她一生爱有多少男子？我们今天看来，当是笑谈。愿她在九天或者九泉，灵魂充满朝气！
杨沫的入党，是马健民介绍的。因此杨沫对丈夫感激一生。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７日日记中写道：“……小胖当时说我：‘你真奇怪，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了这么久……’（过去她这个直率的、什么话都敢出口的孩子，就说过不止一次：‘要是我，早跟他离婚了。’）我冷静地想了想，拉住孩子的手，轻轻对她解释说：‘小胖，你不大知道……我是他介绍入党的，是他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点，我是永远感激、永远不能忘掉的。’”
“我母亲对我们子女是不管，”林斤澜转述老鬼的话，“她只管她自己的，她只管她的‘革命和文学’。对子女的信条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子女们做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来。小女儿小胖意外被人枪杀，真是“置之死地”，但没有“后生”。老鬼（马波）“后生”。杨沫写道：
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我家有十个男女红卫兵闯进家门。……有个特壮的小伙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锁在东屋里，然后跳到北屋把里面的一个大姑娘用绳子把手倒绑得紧紧的，接着在她嘴里塞了满满的一嘴破布，最后把她推倒在床，接着一把大斧头猛地劈开了我的大衣柜，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收音机拿到手，最后对倒在床上的大姑娘说：“告诉你，不许你报案！为了革命，我要大义灭亲！不然，小心我们还得再来砸你们！”
原来这壮小子就是马波。
马波和一伙同学抢了自己的家，然后去越南抗美。几次跨越中越边境，被越南边防军狠狠揍一顿赶回中国境内。誓不罢休，又要偷越国境时，被中国边防军捉住，也狠狠揍了一顿。
后来，马波又忽然决定去艰苦的内蒙，要在茫茫草原大干一番事业。可是人家不收。于是用刀割破手指写血书，感动了当地的司令员，批准去西乌旗的一个牧场劳动。不久，打成了反革命。
林斤澜说，他有一天到杨沫家，马健民也在，马波恰巧回来。模样凄惨，那场景令人惊异，至今难忘。
好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觉得，作为母亲，她是可怕的。纵然子女是做爱的附带物，但已经生下，就得养好，这不仅是对家庭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命怎么革得好，文学上怎么成龙成虎，都是畸形的。
“杨沫说的‘战斗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林斤澜。
“这个战斗队，就我和杨沫两个人，哈哈，杨沫取了个名字，叫韶山战斗队。”林斤澜答。
“那你是怎么战斗的呢？”
“主要是摆摆姿态，那时基本上谁都加入战斗队。我和杨沫也贴贴大字报，指出文联机关的缺点——缺点确实是有的。但，没有批判谁，或人身攻击谁。”
林斤澜在我面前，从没说过杨沫的“不是”。而我想杨沫的“革命”，多半属于幼稚、狂热和糊涂。她懂得世界史吗？她懂得中国近代史吗？她懂得怎么样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真正当家作主吗？而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从批《武训传》、反胡风、大跃进，直到发动“文革”，杨沫都是赞成的，认为不会错。杰出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的。
杨沫的一生，是“革命加文学”的一生。她视写作如生命。——林斤澜“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绝不写作品。但是我却做不到。（也许他比我年轻的缘故？）”“这种情况下”，是非混淆，人妖颠倒，是文学创作的好气候？精明的林斤澜“绝不写作品”；杨沫呢？“我却做不到”，她要写。她写《青春之歌》下部，至１９７５年１月，《东方欲晓》初稿完成，五十多万字。
那么，杨沫的文学创作怎么评价呢？林斤澜对我说：“她的《青春之歌》还是写得不错的。”“不错”到底有多少好呢？有多少值得夸耀呢？林斤澜又说：“老鬼对我说：‘我妈的观念是，革命加爱情等于文学。’”“那么，你认为老鬼说得对还是不对？”我问林斤澜。“对，当然对。”林斤澜答道。
《青春之歌》是我读过的。那是在“文革”时。我还读过《红日》、《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三家巷》、《野火春风斗古城》、《三里湾》、《艳阳天》……我心虔诚，废寝忘食，那是经典啊。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不是纯正的文学，更不是经典。我错读了一大批书，后果严重！
杨沫离开张中行，在文学，肯定是不幸的。丁玲不是走着一条下坡的路子吗？萧红倘若没有鲁迅的熏陶，萧红很可能不是写出《呼兰河传》的萧红。杨绛也一样。林斤澜倘若没有老师梁实秋、焦菊隐、郑君里、张骏祥……倘若不把沈从文当精神先导，岁月浑浑，林斤澜能有今天的成就？
但，林斤澜赞美杨沫的心态。请看林斤澜《杨沫的心态》。
杨沫有言：“……无数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令人目不暇接的好作品，令我又喜欢又望而自惭，却也不气馁。给我鼓舞的是：文学应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百花齐放嘛……”
林斤澜以为杨沫可贵。一是“喜欢”，二是“望而自惭”，三才“也不气馁”。“喜欢”很是重要，这是对新人新作的态度；“望而自惭”很不容易，有对比，有反思；“也不气馁”也很难得，她还要探索前进。杨沫和许多老作家对比强烈。林斤澜说：“这是一个老作家多于新进作家的时代，后浪推前浪，后浪生猛，前浪堆积。……只认牡丹的眼睛，看见罂粟等于海洛因，看见桃杏等于妖精……怨拥挤，怨挤对，怨兑换了真理，怨真理给闹得苍白、枯槁、僵硬了！……谁都有怨，洒向人间都是怨，怨言何其多，人人多怨亏待了自己……失落感，孤独感……”于是发话，“他们这一茬儿，吃狼奶长大的。”又打比喻，“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可以进来，蚊子也可以进来，苍蝇会带来痢疾，蚊子会带来疟疾……”
更有个别老作家，让怨成了恨，指着新作品：这是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这些人都姓什么？
可是，杨沫不是这样。杨沫说：
记得一位青年作家曾坦诚地告诉我：《青春之歌》是一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这句话很使我费了一阵思索。我最后对这个评价的解释是：《青春之歌》作者的目的是宣扬革命。为图解“知识分子必须走革命道路”这一概念，而创作了《青春之歌》。
青年作家的话值得思索。因为从我来说，真是那么回子事儿！
这就是杨沫的好心态。
林斤澜说：“杨沫的创作，走的是‘茅盾路线’：主题先行，讲究社会责任感。于文学，姑且不论这条路线走得通不通、走得好不好，杨沫认为这是百花齐放中的一花，她是对的。她并不欣赏汪曾祺的《受戒》，对我后期的小说也不理解，但她能够包容，认为你们也是一花。和许多陈腐的老作家很不一样。”
１９８４年下半年，上头找杨沫，让她把《北京文学》主编的担子放下来。谈了好一阵子，杨沫问：“那谁来当主编呢？”上头说是林斤澜。杨沫立即说：“好好好，很好很好。”
面对杨沫一生，林斤澜抒情道：
地下活动、失业、战争、学文学、写小说、生儿育女、批判、“文化革命”、揪斗、没完没了的审查、不等结论就写长篇、病来、老来、新的动荡新的浪潮鼓噪着新的世纪到来。
多灾多难，多光多彩，多激烈又多迂回，多跨步又多反复，多教训又多循环，多丑陋又多顽强，多古老又多兴旺。这是祖国母亲！杨沫，可以说没有另外的母爱。
这世纪，这国度，这里的知识分子最好不怨首当其冲，本来领先出头是当行应功。承受了别时别地别人不能想象的磨灭，侥幸磨而不灭，到得天年垂垂老矣，面对新潮，回首往事，悠悠的是“念天地之悠悠”，为人还得“独怆然”“而”不一定“涕下”吧。
花非花，雾非雾，似梦非梦。轻装和负重，觉醒和催眠，美和丑，纯洁和愚昧，神圣和残酷……似混沌非混沌？非混沌又混沌！……
世上不会有完人，此时此地，各茬老作家中间，这样一种心态，比较可以看做完美了吧。天可怜见，血肉之躯，草木之人，生逢其时，幸落其地，再还要求什么呢？
对于浩然，林斤澜无情可抒，与我谈话的时候，常常摇头。
１９７９年，林斤澜二十多年首度还乡。因为浩然也在北京市文联，名气比他大，茅盾所说“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话仍然烫热，我便问林斤澜：
“浩然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林斤澜说：
“是个好人。他是我们北京市文联的革委会负责人。但是他做事比较温和，批人、斗人并不厉害。比如，听说外面红卫兵要来抄家抄书，浩然就叫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告诉外面的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经封存。浩然也斗我，李学鳌坐我的‘喷气式’，我回头看看，李学鳌冲我一笑。他们也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没有法子。骆宾基被外面的人揪去，也是浩然派人把他救回来的。”
当时，林斤澜说的一些话，和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个别地方吻合。
比如说江青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比如张永枚被江青说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人家刚扫完，他又扫，人家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