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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西北五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南口的小镇。小镇北面依山，我家就在镇上一个部队大院里。母亲是医生，父亲是军官。相较中国当时的现实，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算得上舒适和温馨了。
家中四个孩子里，大哥已在“*”前的1965年考入大学。“*”那些年，虽然社会很乱，我和二哥、姐姐基本上是在部队大院这种相对安全的环境下长大的。虽说那时物质条件比今天落后许多，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拥有彩电、录音机、电脑、DVD、互联网、手机等，但我们的童年时代大半是在无忧无虑的玩耍中度过的。当时，我最爱玩的游戏是在石桌台上打乒乓球，踢足球、摔跤、打垒、跳房子、藏猫猫、扔包、抽汉奸（陀螺）、抽鞭子、砸炮儿、推铁环、打链子枪、溜冰车、翻方宝、拍烟盒等。
大哥周钢和姐姐周健比较喜欢读书，我和二哥周勇更喜欢户外活动。父母亲总是放手让子女们去做他们喜欢的事，从不横加干涉。我们因此得以开心地享受儿时生活，自主自己的成长历程。童年生活对我来说，充满了自由自在的回忆。那时，父亲经常去外地出差，母亲工作也很忙，家里常年有位老奶奶（保姆）照看我们。每天放学后，我不是跑到附近山上去摘酸枣、野杏，就是和同学一起踢足球，打乒乓球。有时，我们还会一连几个钟头在树林里投掷石子。论投掷技术，我们肯定能成为纽约扬基棒球队的明星级投手。后来，大学手榴弹投掷比赛的时候，胳膊比我粗的同学投得还不如我远呢。
虽然我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长大，但小时候家里经历的一次挫折却在无形之中，成为我性格与人生发展的一个动力。
父亲在军队原本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他抗日战争期间入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时，他已是副团长。他不仅聪明能干，且为人非常正直、善良，非常乐于助人。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非常喜欢他。如果不是早年一次重大失误，他本可能顺利晋升。军队大院里等级森严，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孩子耳濡目染，从小就知道区分官衔。孩子们都知道自己父亲的官衔，以及父亲和朋友们的父亲在军阶上是什么关系。
由于父亲职业生涯的挫折，我和两个哥哥和姐姐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证明，我们同部队大院以及社会其他孩子们一样优秀。从某方面来说，我们的成长由于家庭曾有这样的经历而因祸得福。它不仅让我有了异乎寻常的进取心，也使我形成了比较独立、好强的性格。因为我知道，我不需要依靠家庭地位或父辈的社会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也不用去巴结他人或讨好领导。我不必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为达到目标而作的努力，因为我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为了让父母感到骄傲，我不管做什么，都力求做到最好，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在所不惜。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3）
对于一个生长在偏僻角落的孩子来说，这种人生态度让我获益匪浅。生活在南口小镇就像生活在偏远的乡下，镇上只有两万多居民，几乎没有为孩子们组织的活动。我和伙伴们只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来消磨时光。因为没有大城市的孩子那么好的条件，我很早就养成了遇事靠自己解决的习惯。高考复习那一年，我慕名而去、紧相追随的英语老师调到北京市区，我这个准备报考英语专业的重点中学学生在高考前最关键的六个月里，竟然没有了英语老师。无奈之际，我只好跟定电视讲座，学习英语。
我各科成绩一直全优，在体育和各种课外活动方面兴趣十分广泛，所以在学校很有人缘。广泛的兴趣爱好让我和每个人都有共同语言，也因此和班里所有同学成了朋友。后来读过的不少书上说，如果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般说来，你比较容易跟从他人。因为你的哥哥姐姐会为你做很多事，你的利益也有他们来替你维护。世界上许多出色的领导者都是家中的长子或长女。以这种观点来看，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的确很依赖我的哥哥姐姐。不过，在学校以及在朋友们中间，我倒一直是个“孩子头”。
小学和中学，我一直是班干部。每次踢足球的时候，总是我来挑选我们这边的队员。午休时排队回家的路上，我总会想出一些好玩的事情让大家做，快快乐乐地享用这二十分钟。比方说，让两名同学出列赛跑，看谁最先摸到远处的电线杆。每次快要散队的时候，我都会带领大家齐唱《大刀进行曲》。唱到最后，齐声喊完一个“杀”字，自动解散，各回各家。
我们班十五个男生中，有十三个住得都很近。每天午饭后，十二个同学都会来找我，一起去上学。有一天，他们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理发。那一次，我剃了个光头。之后，我提议大家都来个光头。他们倒也利索，莫不当下响应。我们这十三个“光头和尚”出现在学校时，吸引了所有目光。不用说，我们的样子让老师大为恼火。
虽说我在同龄人里是个“头儿”，在陌生人面前，我却十分腼腆。我比较喜欢曲艺表演，说过相声、山东快书和快板书。我也很喜欢给朋友们讲笑话。我大哥经常说：“周华应该找马季学相声去！”但我却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表演。父亲对我这方面的天分十分骄傲，每次家里来了客人或出门串亲戚，总要让我表演。而我总是因为紧张而迟迟不肯出演。每次犹豫到最后，他都要冲我发脾气。虽然每次我都演了，但每次都是很不情愿。
部队大院里，邻里之间关系都很好，春节时候会互相拜年。每次只要有人敲门，我和大哥都会躲到里屋去。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和街坊邻居寒暄。这时候，我二哥就会很大方地招呼客人，闲话家常。我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所以给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很腼腆。
父母平时在家机会很少，老保姆总是鼓励我们多到外面去玩。我一放学，便会加入到各种玩耍当中，从摔跤、爬山到打乒乓球、踢足球，都不放过。我可着劲儿地疯玩，全然不去在意每天的挂彩。那时，我每天回家，不是膝盖摔伤，就是胳膊划破。就是这样，童年时代在我的记忆里，充满着快乐与自由。
小时候，我好奇心很强，尤其喜欢冒险。有一回，我忽然对邻居家的缝纫机感起兴趣来，便把食指放到钢针下面。这一突发奇想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因为喜欢玩锤子、钉子一类的东西，老保姆总要为我担惊受怕。每一次我玩剪子，她就会冲我喊：“小华，你要是不把剪子给我，我就要把你的耳朵剪掉！”有一次我心想：“为什么不自己剪呢？”于是，真在耳朵上剪了一刀。你没准儿还以为，这是梵·高艺术天分的早期征兆吧？可当我在镜子里看到满脸是血时，吓得大哭了起来。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4）
中国有句俗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学以前，我三次同死亡擦肩而过。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后来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运。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10岁那年。那时候，每星期六，我都要去南口火车站接大哥。他那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老师。从我家去火车站要绕一段路。为了抄近道，我们这帮孩子每次总要横穿铁轨。我们经常从停驶的车厢底下钻过去，然后走到对面站台。那一回我去晚了，一路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大哥坐的火车就要进站。我匆忙钻进一节车厢底下，完全没想到一列火车头正从另一侧很近的地方朝我开过来。
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这危险的一幕，只有我自己毫无察觉。幸亏站在车头一侧铁梯上的信号员朝我头上猛踹一脚，把我踢倒在一旁。否则，我肯定会被轧死的。尽管机车紧急刹闸，可车轮仍在滚动。摔倒后我的腿还在铁轨上。
只听对面一个小伙伴大声喊：“周华！腿！快滚！”
我猛地一下滚开了。虽然身上摔得瘀青一片，衣服沾满了轨道上的油泥，但我终归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但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没敢去站台接大哥，一个人急匆匆地往家走，心里灰溜溜的，想着这件事我跟谁也不能说。
半路上有个大人问我：“你是不是刚才差点儿让火车撞着的那个小孩儿？”我点了点头。这时候，和我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邻家阿姨刚好路过，听到了。我母亲和老保姆因此知道了，后怕得紧，当时就把我关了禁闭。
几年之后，我又一次差点儿没命。那一次，我去部队大院的游泳池学游泳。每天傍晚五六点之间，部队官兵都要去吃饭，游泳池里通常没有大人了。我当时并不熟悉情况，到了水里后才发现，水已深过头顶，双脚根本踩不到底。我赶紧将电影里看到过的姿式踩水拿出来，可一点儿也不管用，只觉得身体不住地往下沉。我一边大喊救命，一边拼命想让自己浮起来。每次刚挣扎着扬起头，喊一声，声音便随着身体下沉被淹没了。我喝了很多水。游泳池里当时还有其他孩子，可都和我一样不会游。幸运的是，还有两名军官正在另一侧游泳。他们发现情况后，马上游过来，把我救了上去。要是他们也遵守纪律、按时就餐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回忆此事了。
第三次危险的经历和火炉有关。北京冬天很冷，气温经常会下降到零下十几度。那时候，每到冬天，我们都要靠煤炉取暖。每晚睡觉前，都要往炉里添煤，将炉口封闭，只留一条极小的缝隙，让煤火在夜间尽可能少地燃烧。如果炉子没封好，炉火很容易在半夜熄灭。那一年，我正住校复习高考。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到炉边，弯下身子，想用脸去试试炉火是否正常。不料，炉子上插着一根通火用的铁钎子。我这一低头，铁钎子刚好戳到我左眼。我惨叫一声，只觉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室友开灯一看，都吓得叫了起来。我满脸是血，就好像太阳穴中了一颗子弹似的。老师和同学急忙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好在这次事故没有对我的眼睛造成永久性伤害。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确实非常可怕。现在回头来看，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让我懂得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我虽逢大难，却完好无损。这使我相信，自己的生命一定被赋予了某种使命。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5）
北京远郊偏僻的南口小镇给了我快乐而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不过，有时我也会好奇地想，如果生长在北京城里，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我会不会一直追逐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梦想，最终被某个顶级球队选中，成为北京版的贝克汉姆呢？我有可能成为一位乒坛明星、一名奥运选手，或者摔跤冠军吗？
事实上，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我放弃了在体育方面有所发展的梦想。和当时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不得不为今后的生活做一些更切合实际的打算。那个年代，一切充满了变数。1966年，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年的*。“*”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大学一律停止招生，追求知识、学问被视为不光彩甚至反动的事。年轻学生最初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被鼓动去摧毁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东西以及一切来自外国的影响。大约从1968年底1969年初开始，大批城市青年又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以便使他们经过多年的生产劳动，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上同辛苦劳作的农民真正走到一起。
那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五花大绑、身上挂着牌子的人站在行驶的卡车上。我当时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只知道这是“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前拥有土地房产的人那时都被认为是邪恶的，被称做坏分子。“*”时期的农村，所有被贴上地主标签的人都会被当做阶级敌人，成为众矢之的。我家附近有一个人据说解放前是个地主，因此每天脖子上都要挂着一块“我是坏分子”的牌子，站在他家院外一幅毛主席像前“请罪”。那时我七岁左右，每天都和其他孩子一样，到他跟前去看热闹。我的童年时代虽然很快乐、很有安全感，但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和小伙伴尽情玩耍的时候，当时中国实在有着许多的动荡与冲突，只是我有幸不曾切身遭遇，得以闪身而过，童年的快乐与自由因此没有被折损。
那个年代，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相信广播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这样接受到的信息有时又会让人非常糊涂，因为某位政治人物也许今天还被颂扬，明天就成了“阶级敌人”。我刚上小学时，每天早晚，大家都要手持语录，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每天到校后第一个小时都要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虽然我对语录的内容并不都能理解，但背诵语录成了我最早的记忆训练。我很擅长背诵。这个特点在我后来的英语学习中帮了大忙。
尽管军队大院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我还是要面对毕业后的去留问题。我的二哥和姐姐那时都已参军去了外地。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我也想过，像他们一样去参军。但一想到寒冬的夜晚，在一座废弃的大炮库房外站岗的情景，就觉得毛骨悚然。二哥建议我去学小提琴。他希望我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说不定毕业后可以参加一个文工团，就不用插队了。即使去插队，也可以参加一个在农村巡回演出的宣传队，不用总在田里干活了。他还把自己的提琴老师介绍给我，让我跟着老师学。提琴老师是我们部队文工团的首席。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6）
开始我对学琴并不太喜欢，而且那时候我很腼腆，不好意思经常去文工团上课。除此以外，每次去文工团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拎着琴盒子，生怕人家耻笑。后来，我每次都叫上一个小伙伴，陪我一起去。这样，他就可以帮我提着琴盒了。我还在文工团里见过后来成了大腕儿电影明星的梁天，他当时刚进这个文工团演话剧。过了一段时间，学会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之后，我才觉得，学小提琴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也练得更加认真起来。
南口的冬天很冷，但我每天都坚持早晨五点起床，到部队大院礼堂去练长弓。这样，每天上学以前，我可以练上两三个小时。虽然开始学琴的时候只是为了一技之长，但我很快就爱上了小提琴演奏。我经常为了将一首曲子拉得更好，而一连花上几个小时。能在琴弦上奏出这样美妙的音符和曲调，让我感到巨大的快乐。那时候，我能演奏的曲目很少，只会拉一些中国曲子，比如《新疆之春》、《新春乐》、《红太阳光辉照炉台》等。
1976年，我还没有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便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结束了。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学恢复了招生，教育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上大学对于许多人来说，重新成为一件人生大事。我初中同班的不少同学都打算报考重点高中，为两年后参加高考作准备。我当时并没有考大学的打算，对体育和音乐更感兴趣，而且开始在这两方面下更大的工夫。我尤其酷爱小提琴。那时，我已经可以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西方古典乐曲。我希望音乐能成为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我还花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练习打乒乓球，经常拿着铁拍子到部队操场去练挥拍的动作。
1978年夏天，我快初中毕业了，需要决定下一步的学业方向。虽然我一直是个全优生，但因为在我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上对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并不重视。受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又不想让学习给我带来太大的压力，我当时只填报了北京通县日化二厂技校的电子化工专业。上中专、中技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件刚恢复不久的事。我觉得，如果考上了中技，就不用像在大学里那样拼命学习，就可以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我喜爱的小提琴上了。当时我对电子和电脑还一无所知，只是感觉电子专业应该是适合年轻人发展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领域。
当我接到日化二厂技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反而犹豫了起来，不知道该不该去念。到通县去读电子化工专业，意味着我将从此走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这一点让我感到兴奋和好奇。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