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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我差点儿被选去扮演电视剧《末代皇帝》里面溥仪的角色。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书，摄制组一位导演打电话找我。他说，曾经在某个场合见过我，觉得我很像溥仪，想约我去试镜。那时，我正梦想着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对演戏并无兴趣，就没有去。
那年夏天，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工作。文化部的职责之一是为中国各驻外使领馆选派文化参赞和领事。我所在的部门负责选送中国艺术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选送了一位中国流行歌手韦唯出国，到南斯拉夫去参加一个国际流行音乐比赛。当时，郭峰刚写出《让我再看你一眼》。在文化部办公室里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还和郭峰、韦唯开玩笑说：“如果周华真干了唱歌这行，可就会把你们都灭了。”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许多不同的人，其中有杂技演员、音乐演奏家、画家、歌剧演员和芭蕾舞演员。我也曾经到英国、日本等国出差，包括带领中国选手去英国参加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因为我对小提琴十分钟爱，这类比赛让我尤其感到兴奋。一些我们选送的参赛者，像薛伟、吕思清等人，后来获得了国际奖项，如今经常在世界各地最顶级的音乐厅演奏。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
英国社会，尤其是外交圈和高雅艺术圈内的人，在礼仪方面往往颇为挑剔。去英国以前，我唯恐自己在衣着和言谈举止上给人一种土气或者缺乏教养的感觉。而在美国，后来我也发现，在澳洲尤其如此——大多数场合，你都可以穿一身运动便装和一双便鞋，没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光。而在面对古板的英国贵族的时候，我不愿意有半点儿含糊。于是，我们说话时会尽量使用大学里学过的那种字正腔圆的标准英式英语，正式场合会穿上最合体的西装。我把这些看做是树立中国新形象和展示中国新面貌的一部分。每当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我都感到非常骄傲。
到政府部门工作后不久，我便发现，和学生时代相比，如今在机关工作，难免会遇到机关政治的因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以后，觉得需要接近领导，才能获得事业发展和升迁的机会。当时我很理想主义，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不过，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唯一能把握的是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也许能通过自己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周围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如果我能充分发挥自己身上最优秀的潜质——乐观、富有创造力、充满热情，那么，我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我很想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所以我有一种习惯性的、近乎本能的愿望，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希望受到人们欢迎。这些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每年一度工作总结时，每位同事都给了我肯定的评价。虽然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我对所有事情都是抱着热情去做的，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即使他们让我去拿报纸、领邮件，我也会轻松愉快地去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永远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让我得到了每个人的支持和肯定。我的两位部门领导都是业务型干部，十分重视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我的能力可以说是出众的，而我又有着很好的心态，因此，他们也给了我非常好的评价。
在文化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派往中国驻海外机构工作。我内心很希望能被派往美国。我时常回忆起在佛罗里达那一年的美好时光，渴望有机会故地重游。美国让我联想到的是飞快的汽车、最具创意的流行音乐、电影和各类艺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来悉尼工作。悉尼在我的意识中，依然很遥远。但我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最早是在大学时从一个电视知识竞赛节目上知道，那里有座著名的歌剧院。后来，在电视播放世界各地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过歌剧院的全景图片。有一天，领导询问我对去悉尼总领馆工作有何想法。当时有人跟我说起，那儿的领馆有辆大奔，而我是一个对汽车一向很着迷的人，于是想：“哇，看来我真要有辆大奔开了！”于是，我便欣然同意了。尽管去悉尼领馆工作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挺有意思，但促使我拿定主意的还是那辆奔驰车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1988年刚好是白人定居澳洲两百周年。此时的纪念活动再次引发有关澳大利亚国家属性的争议。虽然澳大利亚仍然是英联邦成员国，英国君主依旧是它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寻求独立发展的国家，澳大利亚正在进一步拉开同英国这个前宗主国之间的距离。悉尼两百年前是英国在澳洲建立的最早一处用来流放囚犯的殖民点。如今，这座城市却在骄傲地回顾自己在短短两百年里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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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到澳洲，让我有一种颇为异样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光是有文字的历史就有几千年了。中国在这几千年里，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朝代，也见证过科技发展和大大小小的文化和社会变革。我们的国家是在经过了这样一种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后，才逐渐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英国人两百年前开始在澳洲殖民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三亿人口。在那以前，中国的茶叶、丝绸和“四大发明”早已传播到世界许多地区了。
澳大利亚和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到一起构成的。这些人有着彼此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却聚集在这个新的地方，一起创造了它的成功。尽管到达这里以前并没有共同的历史，他们却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寻找到了共同之处。他们都有作为澳大利亚人的强烈的认同感，都有为社会贡献力量、为家庭创造更好生活的愿望。尽管澳大利亚社会对于自己国家的属性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问题经常会提出自己的疑问，这里人们所具有的创造与奉献精神常常令我感动至深。
1988年3月到达悉尼那一天，来机场接我的是一辆230E型奔驰车。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熟悉“文化冲击”这一说法的含义了。我去美国的时候，无疑已经经历过一次冲击；这次来到澳洲，又让我经历了一次。虽然坐在领馆的奔驰车上我感觉很愉快，对悉尼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却不怎么好。我们从机场回领事馆经过的是一些偏僻的道路，沿途到处是工厂库房，显得颇为脏乱。我开始纳起闷来：那个美丽的悉尼港湾跑到哪里去了？那些漂亮的砂岩建筑，还有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和港湾大桥，怎么全都没影了呢？我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方来了？
幸好我的外交职责当天就开始了，让我看到了比来时路上更多的悉尼景观。那天晚上，我还没有完全从长途飞行中缓过劲儿来，就随副总领事一起，坐奔驰车到宏布喜湾体育馆去观看体操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澳大利亚民歌《华尔兹玛蒂达》的曲调。它是颁奖仪式的主题曲，那个晚上被播放过许多遍。我觉得，这首曲子优美极了。
来澳洲以后，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里的人竟然会这么少。澳大利亚人非常热情、非常放松，可这儿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管去哪里，都有很多空旷的地方。在国内，你会感觉到处都是人。以前听说，在上海一些公园约会的人们，不同情侣之间有时候因为坐得距离太近，这边一对情侣会因为旁边另一对说了句笑话而忍不住乐出声来。刚来澳洲，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会因为四周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感到不习惯。在国内传统社区的道路两侧，总会看到一些居民坐在住处门前，或者在街上走动。而在澳洲，除了汽车和沿途的别墅以外，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当时我难免好奇地想：这儿的人都去哪里了？我的姐姐、姐夫不久前来澳洲短期访问，他们也问了我相同的问题。
我来这里的第二天，便去了曼利海滩。对于它，传说中的美丽终于眼见为实。我没有想到，这里比迈阿密海滩还要漂亮。我们沿着海滩漫步，不时停下来给海鸥喂食，尽量让清新的空气浸透整个身心。太阳在晴朗的天空中照耀着。天空下，那一片蓝色的海水，蓝得超出了我以前对于海水的任何想象。这里距离城市很近，却给人一种位于某个遥远地点的度假胜地的感觉。我们随后去了曼利海滩的“海洋世界”公园。五花八门的海洋生物让我一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海洋里还生活着这么多种类的鲨鱼。同时，我还见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毒蛇和毒蜘蛛。澳洲的野生环境对于探险者来说，的确充满危险和刺激。对我来说，来这里最令我吃惊的可能还是在海滩上见到那些上身裸露的日光浴者。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简直惊呆了。现在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的感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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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开始进入外交官生涯的时候，我非常幸运能和一位资深外交官、我的上级娄女士在一起工作。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外交官，也是一位热情而谦逊的人。她是中国政府海外形象极为出色的代表。她自幼生长在英国，无论英语还是与人交往的技巧，都臻于完美。我为能有机会与她共事，感到非常荣幸。我们的工作关系中让我感到非常愉快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她并不是那种喜欢听下属恭维的人。她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和做事的结果。这一点让我尤其感到欣慰。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应该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干，而不该为了博取上级欢心而另谋其道。
随着工作平稳地展开，我的朋友圈子也慢慢扩大了，包括踢球时认识的一些顶级公司高管和媒体大亨。与此同时，我非常想念妻子小叶。我们是在1987年结婚的。1986年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记者。那段时间，她有时还为CCTV英语新闻节目担任主播，并用中、英文主持过一些大型文艺和体育节目，比如和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孙正平共同主持1987年央视春节武术联欢晚会。一般来说，一位年轻女记者极少有被派驻海外的情况。况且，那时小叶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不久。但我很希望她能来悉尼和我团聚。对于新婚不久的人来说，长期分离并非易事。我俩都清楚，我们各自在事业上的付出将为日后的生活打下更好的基础。每当想念她的时候，我便会想像我俩有朝一日一起漫步在巴尔梅的商店区，或一起在邦迪海滩徜徉的情景。说来也怪，就在我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一家中国餐厅出席一个外交晚宴，当我打开“幸运饼”时，看到小纸条上赫然写着：“好消息正等待为你揭晓”。对我来说，此刻最好的消息莫过于能和妻子在澳洲团聚。没过几天，我便接到小叶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国际广播电台已经决定在悉尼设立记者站，她将被派来担任驻澳洲的记者。
小叶来了以后，我们住到了位于萨赛克斯街上的一座公寓楼里。从我们漂亮的“新居”，可以俯瞰新修建不久的达令港湾。那段时期，我尤其喜爱自己的工作。我同很多人打过交道，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些部长级官员。中国总理*1988年来澳洲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我曾协助组织欢迎仪式，并在访问期间偶尔担任翻译。
我们在领馆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帮助当地人了解中国文化。我经常参加在澳洲各地城市举办的电影首映式和文化节，也经常带领中国音乐家到一些乡间小镇去演出。从1988年到1991年这三年时间，我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所见之多，是后来十八年加在一起也无法相比的。我对澳洲乡村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来这里以后我发现，在澳洲，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许多桉树，看到有牛、马、羊群的风景。澳洲的辽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收到过许多澳洲孩子们充满稚气的来信。他们通常是因为学校里布置的课外探究项目，写信向我们了解关于中国的情况。领馆里有许多介绍中国历史和工艺品的小册子。我还经常应邀为一些中学和社区团体做关于中国情况的演讲。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澳大利亚人，也使我在英文演讲能力方面得到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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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去悉尼歌剧院观看音乐演出，中间休息时会出来喝一杯香槟。这种感觉我非常喜欢。尤其在夏天的夜晚，我们会走出歌剧院大门，站在台阶上眺望悉尼城市上空美丽的天际线和港湾。在这座当代建筑奇迹的环抱之中，欣赏如此迷人的画面，沐浴着徐徐吹来的晚风，我们时常会和无数游人一样，陶醉在此情此景中。
我和小叶合用一辆公家的300E奔驰车，开着它跑了很多地方。
我们有幸接待过一些从国内来访的文化界人士，包括来参加悉尼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红高粱》的男主角姜文。记得姜文跟我说起，他和一些朋友在香港购物，花一万港币买了一台摄像机时，店员问：“你们一定是台湾来的吧？”那时候，人们普遍还认为，大陆人没钱。姜文自豪地回答：“什么台湾来的？我们是大陆来的！”我还接待了时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他很喜欢我给他模仿的美国黑人英语。而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幽默感和超脱。作家*才先生到访悉尼时，还来过我和小叶住的公寓做客，品尝小叶为他做的意大利比萨饼。
那时候，我们生活很愉快。当时国内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未曾想到的。
“*”以后，西方国家在一些贸易和文化交流项目上对中国进行抵制，许多文艺表演团体赴中国演出的计划被取消。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上级娄女士赴堪培拉就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由我接替她，负责悉尼总领馆文化处的工作。那时，领馆其他部门负责人通常都是五六十岁，我当时才有28岁。
娄女士和我决定组织首支澳大利亚爵士乐队访问中国，希望以此来帮助打破西方国家的抵制。虽然我们在此之前接触过包括爵士乐奇才詹姆斯·莫里森在内的许多澳大利亚音乐家，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安排“格雷姆·贝尔全明星爵士乐队”赴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城市进行访问演出。这次合作使我荣幸结识了两位最优秀的音乐家。格雷姆·贝尔被誉为“澳大利亚爵士乐之父”。他当时已年过七十，艺术生涯跨越半个世纪，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乐队著名女主唱帕特丽莎·汤姆森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叫“小帕蒂”。她在1960年以演唱沙滩摇滚，成为当时海报招贴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她丈夫劳里是乐队中的鼓手。临行前不久，“小帕蒂”跟我学会了用中文演唱《南泥湾》。在中国访问期间，每当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观众的反应都极为热烈，疯狂般地喜欢上了她。那次访问获得了极大成功，所到之处，他们都受到如同国王、王后一般的礼遇。从那时起，我与格雷姆和“小帕蒂”结下了毕生的友谊。我将永远感谢他们在我后来的人生中给予的帮助。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热情的人。格雷姆有着年轻人的心态，并没有被享有的盛名和艺术成就所累，对新事物永远怀有一颗好奇之心。“小帕蒂”和丈夫劳里不仅为人善良，且总是乐于倾听他人。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出，他们对他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关注。如今，每当我只顾了说话而忘记倾听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们来。
在体育交流方面，我组织了澳大利亚第一支板球队访问中国。提到板球，一位名叫费尔·奥萨里文的澳洲老人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就是，教十亿中国人打板球。在他的热情倡议下，我们先是安排了三位年轻的中国曲棍球运动员来悉尼几周时间，专门学习板球打法，后来又组织了澳洲国家板球队前往中国访问。板球队在中国期间，除了走访几个城市以外，还和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球队进行了几场表演赛。在队员们启程去中国以前，新南威尔士州体育部长和中国总领馆分别为他们设宴饯行。我因此有幸一睹鲍勃·辛普森和澳洲板球界其他传奇人物的风采。在中国领事馆的宴会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只是邦德集团的两名代表对于宴会中使用了富士达啤酒感到颇为不满。邦德集团是板球队此次访问中国的赞助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