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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定义
第二节 方法论
第三节 布局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第一节 对商品的欲望
（一） 禁欲主义
（二） 财富和社会地位
（三） 有限的眼界
第二节 努力的代价
（一） 对工作的态度
（二） 冒险精神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一）非物质报酬
（二）资产的经营管理
（三）劳动报酬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一） 优点
（二） 市场的规模
（三） 组织
第三节 经济自由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二） 纵向流动
（三） 市场的自由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 宗教
（二） 奴隶制
（三） 家庭
（四） 农业组织
（五） 家庭手工业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二） 变化的周期
第四章 知识
第一节 知识的增长
（一） 科学前的社会
（二） 发明和研究
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一） 对革新的态度
（二） 知识和利润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 先后次序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
（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
（四） 企业管理
第五章 资本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储蓄
（一） 储蓄的必要性
（二） 国内来源
（三） 外来资金
第三节 投资
（一） 制度基础
（二） 起点
（三） 稳定性
（四） 长期性停滞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一） 人口的增长
（二） 规模和产出
（三） 职业
第二节 国际关系
（一） 国际贸易
（二） 帝国主义
第七章 政府
第一节 企业的体制
（一） 政府的职能
（二） 生产计划
第二节 公营部门
（一） 政府开支计划
（二） 财政问题
第三节 权力和政治
（一） 通往停滞之路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一） 经济增长的好处
（二） 贪得无厌的社会
（三） 过渡问题
冥王E书@2004
周师铭 沈丙杰 沈伯根 译
冥王E书制作；仅供私人收藏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序言
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１８４８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１英寸等于１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１英寸等于１００英里。
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
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起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１５００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１８３０年至１９３０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１９５６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Ｊ．Ｍ．洛先生、Ｊ．马尔斯博士、Ｋ．马丁博士、Ｒ．Ｈ．普雷斯顿牧师、Ｐ．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Ｍ．Ｎ．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
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１９５４年７月于曼彻斯特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定义
本书的主题为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书中所述并非全是对专门名词下确切的定义；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加以评议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
我们必须考虑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增长，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出。有时产出也许增长了，而消费却在下降。原因或许由于储蓄增长，或是由于政府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产出。我们必须考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关于产出的定义，我们留给国民收入理论家去探讨。但仍有不少难题：即在对比一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的产出时的指数问题；又如何决定什么算是产出，什么算是产出的成本；还有零售分销、广告或运输等费用的增加应算作为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算作为提高专业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费者过去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劳务（如缝制衣服）现在转移到工厂去，这算不算产出的增加？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应付学究式的评论家，不至于说我们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解答它们。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测算产出，而是产出的增长。在本书中，任何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定义只要前后一致，均可应用。
但是，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按老框框所下的“经济”定义的“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一个人很可能在获得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对有些人来说，常常会发生上述这样的情况，对某些群体也可能如此。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研讨人们是否应有或需要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论著，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作者认为拥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是件好事，可是本书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上。为了着重指出本书论述的是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是否可取这个事实，特将有关产出是否可取的观点放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加以论述。
其次，我们应划分产出与人均产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人口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毋庸说是我们主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不仅仅关注人均产出，而且关心每小时劳动的产出。
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不同于人均产出，因为人们劳动的小时有长有短。或者人口中劳动的人数有多有少。我们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探讨问题的单位是集团。最通常的是国家集团，即从特殊的统计概念上说的集团，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国家集团所下的这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
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章 导言
第二节 方法论
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方面在于人的行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影响到人的行为时才论及自然资源。这就是说，自然资源的贫乏显然使人均产出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各个不同国家财富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用资源的贫富来解释。但是，也很明显，有些国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资源，可是它们的发展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有必要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差异。
对人的行为应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因为增长既有近因，也有这些近因的起因。
近因主要分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表现。若是不作出节约的努力，无论是由于缺乏节约的愿望，或是由于习俗和制度挫伤节约的努力，那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其次，是增进知识及其应用。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
近几个世纪以来产出增长加快显然与生产上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的加快有关。第三，增长有赖于人均资本额与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三类近因虽说在概念上可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但是却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的分析是从这些近因的背后加以探讨，为什么在有些社会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则不；或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起的作用较小。我们要问，什么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的力量的出现最为有利？这个阶段的探讨又可细分如下：一是我们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资是有害的。
接着我们将进入信念领域并探讨哪些原因造成一国建立的制度有利于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其中部分原因是否可从不同社会对商品和劳务具有不同的评价中得到解答，这种评价又同对非物质上的满足，尤如对闲暇、安全、平等、良好的情谊和宗教的助人为乐等的评价有关。必须确定精神与物质价值冲突的程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其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正当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再进一步探讨藏在后面的原因将与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关。什么原因造成一个民族的一套信念对增长或多或少比较有利，而不是另一套信念？形成不同的信念和制度是由于种族不同，抑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异，或者仅仅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这些问题都是互相适合与否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制度或信念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可是还存在演变的问题。信念和制度是怎样转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利于或有害于增长的转变？增长对转变又有何影响？增长是否为累积性的，即是说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制度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抑或增长是否为自我制约的，即是说按辩证的观点，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会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人类的态度和制度在以往几个世纪里是否存在自我逆转的趋势，使得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期性的循环？我们在上述所作的分析按习惯说来，其领域应由社会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来加以划分，可是，此类划分即使曾经进行过也从未奏效。因此人们或许期望经济学家研究这些近因，但他们研究的选题极为有限。他们研究了专业化和资本。他们也强调了流动性、发明创造和冒风险的重要性。他们还小心翼翼别出心裁地分析了节约愿望的逻辑含意。
有的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制度；１９世纪的经济学家特别经常引证土地所有权、长子继承权以及合资股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到了２０世纪的４０、５０和６０年代，这类研究不再时兴了。
有人甚至权威地宣称这类题材不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项目。这个领域的其他各个方面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信仰论者、律师、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范围，可是，他们只是发表零零碎碎的文章。人们认为社会学家已把经济制度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又将这个课题留给社会学家。正由于普遍的态度是把研究领域留给别人，也许本作者进行通盘考察的大胆尝试将不致于引起他人的忌妒。同样，也许这个领域看来不再令人泄气，假若本书能最低限度地对这个领域的资源和潜力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貌的话。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与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相类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能促进增长。
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否则就不；又假若他们投资所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是投资的成果成为公共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他们就会投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而也就应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否都非数学上的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应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了各种数学模式，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或是从数理辑上逻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长转向长期的衰退。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