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此，小农耕作的第三个优点是，它不需要大量的监督人员。如果这类人员用于农业推广服务，便会产生许多成果。
但是如果像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那样难以找到这类人员，而且雇用他们费用太大，小农进行农业生产靠现有人员也就可以了。大规模农业则不然，它的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管理质量的高低。管理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对农场的经济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虽然如上所说，欧洲一个拥有３００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比一个拥有４００英亩的农场高，一个拥有１０００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并不比一个拥有３００英亩可耕地的农场高，如果耕地超过那些限度，效率就会急剧下降。兴建巨型农场的大多数尝试，不论是在俄国种植谷物，还是在坦噶尼喀种植花生，都是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而宣告失败。在缺乏高超农业技术的国家，利用计划中规定的条件来改善农业生产，往往要比用它建立新的大型农业企业更加见效。
除去经济上的这些考虑以外，还要考虑一些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使许多人宁愿建立家庭农场，即便事实可能证明大规模耕作比较经济也罢。正如我们在前面有一节中所见到的，大型企业往往造成雇主和雇工之间的争端；其次，拥有土地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威望或权势，以致绝大多数人哀叹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一派人认为建立国家或者农民合作社，由集体占有土地是摆脱这些困难的途径。我们已在本章第一节（三）中谈到了这些组织形式。一些国家有国营农场，但是由国家取代私人雇主并未大大减少工人的纠纷。
集体农场如果由农民自己进行民主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形式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但是由工人自己管理的大型合作企业由于我们业已看到的原因在历史上是很少有成功的。总之，要尽力说服农民几家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管理的试验，如果这种联合保持很小的规模——比如说不超过５—６家——其中许多将会取得成功。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建立比如有１００户以上农民参加的全村大型集体农场看来大概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
想使个体企业与大规模耕作效率结合起来的愿望已导致对涉及某几种强迫形式的使用权进行试验。典型的例子是苏丹的杰济拉棉花种植园，在那里土地分成若干小片，每个农民耕种自己分得的那片土地，但是农民遭到种种控制。他的那片土地由机器代为犁地，他必须播种按规定的轮作面分给他的种籽，并且要按照建议施肥和耕作，然后把收获的庄稼交给执行这项计划的一个中心机构去加工和销售。强迫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保证效率不断提高，反之如果中心机构提供的服务是自愿的，那么许多农民则会播种低劣的种籽，或者以丧失大规模组织的优势的方式耕作或销售。使用强迫手段能使种植园规模的优点和家庭农场的好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使耕种者的地位部分地从独立的农民降为听从命令的劳工。
杰济拉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农民必须恪守某些契约条款才能拥有土地，这不是异乎寻常的事。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里，最好的方针可能是，首先建立自愿服务网，然后在多数农民习惯于中心机构管理体制时把这种服务从自愿的变成强制性的（强迫使用经过改良的种籽，强迫进行集体销售，强迫土壤保持）。此时，强迫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这样做在总体上就不会失去农民的支持。
在当代的文献中十分强调农业组织的问题，这里不妨唱点反调。农民应以得到保障和受到激励为条件来拥有土地，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有适当机构提供基金也是最重要的。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在当前的讨论中对其他制度问题，特别是分散耕作、土地大小以及销售等问题强调得太多；而对提高效率的其他手段，特别是水源，改良种籽的种籽农场，肥料和农业推广服务等强调得太少。人们从很大一部分讨论中得到的印象是：若不在乡村进行广泛的制度上的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办法就不多了。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本典型的农场仍然只有两三英亩大，然而每英亩的产量却为亚洲其他地区的两三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３０年里，日本的亩产增加了近５０％，而到３０年代中期在农场规模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产量却翻了一番。不发达国家农业迅速发展的秘密，主要在于农业推广工作，肥料、新种子、农药和水的供应，而不在于改变农场的大小、采用机器耕作或者在买卖过程中摆脱中间人的盘剥（无论如何，扩大农场规模和使用机器的政策对于人口过密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怀疑的）。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现行的制度十分适合于通过引进经过改进的技术来大大提高生产率。实际上在绝大多数这类国家中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希望在于它们落后的农业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使产量大幅度提高。我们将在第四章里讨论这些问题。
（五） 家庭手工业
每个社会都有一部分居民，作为独立的生产者，专门生产制成品。这一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哪怕是在最贫穷国家的经济中也很少低于５％，除非那里的经济依赖外贸的程度很高。这些手工业者从事的职业首先是织布，布在任何地方都是人类仅次于食品的第二需要，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木材、皮革、金属、编织、陶平等行业的工人。有些制品可能是供王公贵族或富人使用的精美工艺品，但是多数则是为普通人使用的一般制品。
在工业制度的发源地西欧，工厂制度有时候脱胎于家庭手工业。手工业有时成了技能的源泉。家庭或“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有时成为个体作坊和工厂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有时工厂使用机器，使老技术变得过时。工厂主有时故意到那些他们可以避免与手艺有关的高工资或限制性做法的地方去招收工人。作坊不一定发展成为工厂，新工厂经常向老作坊挑战，把它完全挤垮。
许多人急于保存独立的手工业工人，不使他们被现代化工厂毁掉，原因同他们喜欢小规模所有制，而不喜欢大规模耕作制是一样的。从经济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两者存在的条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工业同农业一样，有些技术条件只适合大规模操作。除此之外，小规模操作的存在，也取决于在生产者的周围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运转的服务网。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农业、工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还是零售业，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领域为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活动余地，此外，即使在这些领域里，小企业的成功也有赖于销售、信贷、研究和教育的适当组织，而所有这些活动通常都需要大规模进行。
首先，家庭手工业由于是一种非全日性职业，大概最富有生命力。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只在一年当中的一部分时间终日忙于农业。他们如果用一年的其余时间在自己家里主要为自己生产一些物品，他们产品的成本，从上述供选择的方案来看，是十分低廉的，因此他们能够经得住非常激烈的竞争。
实际上，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大部分是由整天劳动的专业人员生产的，而不是由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业余时间生产的。但是从事乡村改革运动的一些社会工作者仍在劝说农妇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
所有手工业生产，同工厂生产相比，都具有这样一种优越性：它节省了两个难得的因素，一是资本，一是管理技能。
在不发达国家里，资本是十分缺乏的，所以那些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相比，劳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发展一种使用劳动力而不是资本的生产方法是明智的。工厂生产也需要大量的管理技术人才，担任领班、工程师、会计师等职，而这种技术人才也很不足。工厂生产的这些不利条件可以靠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予以弥补。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劳动的质量方面，而且表现在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方面。优质表现在产品必须标准化，尺寸、形状或式样必须做得精确。机器往往要比人的手和眼睛精确，在这种工作中，机器很快地取代了手工工人。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精确的问题，那么竞争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从这种相对意义上说，一些机器的生产率比另一些机器高得多。因此，工厂里用来织布的织机同家庭使用的织机本质上无多大区别，但是，工厂用来纺纱的机器却比家庭使用的手摇纺车产量高得多。因此纺纱被工厂取代之后很久，家庭织布仍是经济合算的。
在没有大批量标准化要求的行业里，小规模生产，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小作坊里，都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一旦有着大批量的需求，发明高度专门化机起来承担这个工作就有利可图，因而，最小单位的生产方式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此外，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如果标准化成了交易的一个条件的话，手工业工人同机器相比则是处于劣势，这或者因为他不能精确地控制他自己的产出，或者因为难以使别的手工业工人制作同他本人制做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以便集中起来大量出售。那些试图在英国或美国市场上销售手工业品的人们已经发现，没有标准化成了销售这种产品的一个障碍。在小量购置商品的地方，在具有没有两件产品完全一样这种优势的地方，这类产品存在的机会最大。因此个体生产的领域十分狭窄。纺织、木雕和贵重金属的艺术品还有发展余地，但是必须预料到，对纺织品，鞋袜和金属制品的大量需求将转向工厂生产。
其次小型工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它的技术的改进。人们使用的工具往往几个世纪没有变样，鉴于现代的经验，有可能大大改良工具，而不改变手工艺人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正如在小规模农业中，一个政府研究机构完全可以进行改良技术的试验，为在生产者中间传播新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同样，在小型工业里也是如此，只要有机构负责进行试验以改进手工艺人的工具和技术，负责在这些人中间传播知识，这种工业的效率和生存的前景都会大大提高。技术的改进并不限于设备，也可以向手工艺人介绍采用更好的材料，比如进行染色，用更好的办法来试验他的材料，或者保证提高精确性和标准化。当然，迄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是给手工艺人的工具装上小的电动机，并接上电源；单单这一项革新便可使每人的产量成倍增加。但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给许多村庄都通上电还根本谈不上。
下面谈谈销售和资金组织问题。手工艺人无力储存大量材料，也不能生产制成品储存起来。如果他只是根据顾主的定货生产，他可能经常断断续续地失业。如在手工艺人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有一个中间人，这样组织生产最经济。中间人可以储存货物；在商店里安排大型的展览以扩大市场；如果市场需要标准化的产品，可以安排几个手工艺人生产相同的物品；如果这种物品本身适合专业分工和集中装配，他可以安排不同的手工艺人生产各种部件然后进行组装。这类工作经常是由私人中间商来进行的，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间人可以使手工艺人负债来利用他们。所以，各国政府现在都在建立机构来行使这种职能，这种机构有时也行使研究新技术和提供咨询的职能。印度尼西亚大概收效最大。在那里，历届政府都作出重大努力，通过专门机构来改善和组织手工业。
印度尼西亚善于改组老行业，而日本却善于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组织新的行业。日本在组织这种新行业时实际上没有得到政府多大帮助。在日本，“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由私商向手工艺人提供在家里或者在小作坊里干活的原材料。这种制度特别有名是因为它已扩展到了一种商品必须分几个部分制作的行业；把各部分分给个别手工艺人或小作坊按详细说明进行加工，然后在中心工厂进行组装。所以，今天日本手工艺人制作的许多商品是他们的先辈闻所未闻的。小规模生产得以保存下来有赖于这类企业的继续存在，把新商品纳入这种制度的范畴。小型工业若是仅仅依靠陈旧的老式产品，它必定衰落下去，因为大多数这类产品迟早会纳入工厂生产。
上面我们所谈的措施，都是为了使家庭手工业更加有效，而不是为了保护这类工业不受工厂的竞争。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使家庭手工业在经济上能与工厂工业竞争，它就能存在下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有一项系统的技术研究计划，改进原料，筹措资本和作出优异的市场销售安排。至于保护家庭手工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着手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问题只对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才有意义，在那里人们由于缺少土地或资本来源不能充分就业。因此有人说，在家庭手工业中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等于零，而工厂生产则要动用稀有的资本和管理技术。假如家庭手工业工人不论能够得到多少货币收入都愿意干活，哪怕是很低的收入，那么在价格基础上的竞争将会产生合适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坚持非要得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不可，他们索取的价格也许会超出实际社会成本。所以，无论货币成本差别多大，实际成本的差距是有利于家庭手工业的。这样一种说法显然不适用于劳动力比较缺乏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它也是指亚洲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而不是指非洲和拉丁美洲。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种说法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否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数字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１００名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生产。再假设大型工业有１０个人连续地制造、维修和更换机器，３０个人在工厂里使用机器，就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还要把投入的资本的利息打入成本，但是这不属于本段的论点）。那么，如果需求相同，建立工厂就意味着４０人可以作以前１００人所作的工作，６０人将会陷入贫困境地。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需求相同这一假设。如果相反，需求量增加６０％，那么若４０人在工厂工作，６０人在家庭手工业中劳动，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如果需求量增加１５０％，那么每个人都在工厂有工作可做。所以关于家庭手工业的论点仅仅是关于技术进步的整个论点的一部分。如果生产率比需求量提高得快，则会出现失业现象；反之如果需求量的增加速度快于生产率，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增加就业人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提高制造业（不管是家庭手工业还是工厂）生产率的措施的同时，必须采取增加制成品的需求量的措施。这种需求量仅仅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业生产者本身，他们只占这类国家居民的一小部分。需求量的大部分来自其他各阶级，其中农民的需求量最大。如把资本投放在发展制造业，而国家的农业仍处于停滞状态，结果肯定是制造部门困难重重，因为工厂和家庭手工业的工人都将竞相争夺有限的需求量。但是如果均衡地发展，农民的生产率迅速提高，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也相应地增加，那么对工业进行投资就会大有余地。此外，在人口过多的国家，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成品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多数发展问题的奥秘在于各个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论述这个问题［第五章第三节（二），第六章第二节（一），第七章第一节（二）］。
叙述了上述种种问题以后，情况仍然是，在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把资本用于发展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灌溉系统和其他农业必要设施，以及大规模生产最有利的各种制造业——尤其是金属、化学、工程、建筑材料——比较有利，而把资本投放到用家庭手工业工人可以制造得相当好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就不是那么有利。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如果情况发展了，对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很快会赶上供应量，于是工厂就有了发展的余地，而不致造成大批人失业。与此同时，在家庭手工业生产最能坚持的领域兴建工厂在批准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取决于价格机制反映实际社会成本的效率如何，也取决于人们对于某个国家批准方式抱有多大的信心。暂时保护某些家庭手工业有其经济上的理由，这是一种防止资本浪费的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经济理由都值得政府给予支持。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到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