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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这项工作必然也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最为适用。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
它企图显示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程度；但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系数是这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时间会起变化。上述研讨的成果对进行短期分析是不可短缺的工具，可用以研讨某一集团在一段短时期内的历史，在这段时期内，基本的制度和态度均被认为变化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要进行趋向变化的长期研讨，或是想进行集团或国家之间差异的研究，那我们通常就不得不超越当今经济理论的界限进行考察。
在将演绎法应用于研讨制度和增长是否适合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偏见的危险性。
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有关连的事物也一定必然与所有其他社会的事物有关连。利己主义与增长的关连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例。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较少承认社会义务。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倘若个人所获得的成果将只归于他自己本人，他就会作出节约的努力。但倘若这些成果将与他的远亲家族，或全体家族来分享，或是与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来分享，或是在利己主义社会里与不会自动地被承认的提出要求的其他成员来分享，那么人们是不会如此努力节约的，这种假设也许是错误的。阻碍西欧进步的制度也许有助于另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种社会考查努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对有无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我们除了进行观察，无法防备这类偏见。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力求断定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们哪些行为是共有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基本的概括，这些概括可以作为不同社会的对比，并且还能进而用来对制度作出评价。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有些制度和信仰可能适合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互相一致。例如，经济增长同国家把２０％的国民收入投资于公共资本形成是适合的，或者同私人企业把２０％的国民收入投资于私人资本形成是适合的。但在同一个社会里国家投资２０％于资本形成，而私人企业也投资２０％于资本形成，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在分析社会变迁时，制度之间的互相适合性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研讨适合性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保持自己的信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有人曾经尝试说明一个社团与另一个社团具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回答，但这仅仅重申难题所在，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某一宗教、具有某一教义，又为什么在某一地区接受这种宗教，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接受。还可以从自然环境、气候和种族不同来回答，如果这些都解释不了，那么也可以用历史上偶然事件来回答。有经验的社会学家懂得这些问题在目前知识的状况下肯定是无法回答的，也许永远也回答不了。也不要期望本书能作出回答，不过本书将扼要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以相当的篇幅阐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适合性问题，以及态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当我们进而探讨态度的本身、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为何它们会起变化时，我们迟早会遇到了解人类历史的局限性。
社会演变问题甚至比适合性问题更难于回答，因为演绎法对解答这类问题的帮助要小得多。我们必须考查事实，以便了解某些事物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这就是说，对历史的数据，我们必须应用归纳法。
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他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基础，并颇有把握地意识到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可以取得对经济进程更完整的见解。这种直觉合乎情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到真正想掌握历史事实时，热情便会消失。原因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历史事实本身极为有限。我们这样说的意思首先是指，在极少数的国家，在近几年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纪录；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事件。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同时历史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但很少可能记载下为什么发生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原因。不过，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大多数事件（特别是制度和信仰的缓慢变化），只有少数的当代人知道发生了这些事件，而且大多数记载下来的对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持有保留的态度。
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见解所组成。
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的见解一般说来颇为可靠，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例外，因为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对历史的证据进行筛选。不过，他们对发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实。多数经济史学家在阐明经济事件时是依据流行于他们写作时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糟的是依据流行于正当他们作为大学生学习经济理论时的经济理论），紧接着一个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必然会带来大量依据新的理论而重写历史的新的史学文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对他所发现的事实是否与这个或那个假设相适合提出看法是应该的，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即求助于历史时，他所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显然是完全不相同的。
可是我们的难处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仍很难从这些事实中引出社会理论来。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事件也许会重演数次，但是起因一般说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仅指出一点即会明白，因为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其背后又有了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更为重要。若是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我们有时可以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其结果列出方程式，使每一起因都有其分量（系数）。不过，倘若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就更为困难。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通晓全部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以至于使他确信，他的理论是以足够数量事件的对比为依据的，可以证实他的概括是正确的，他每次所取得的全部事实也是正确的，他的概括不会被他没有考虑的类似事件所驳倒。
因此，社会演变理论的基础决不能像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的基础那样可靠，后者的理论可以诉诸于反复的实验。两者的差异也许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以推理为主的自然科学理论往往由于发现新事实而被推翻。但是历史的事实比经过反复实验的事实不可靠得多，这是程度上不同的一点，实际上又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能由此推断我们不去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人类是一种好奇的动物，不设法进行了解与我们的天性相悖。不过我们应努力对我们提出的论点持谦虚态度，并应承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是初步的。
演变理论的形成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低级的研究是我们试图发现事物如何发生变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到了高级研究，我们就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低级的研究是社会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可是高级的研究当然最为激动人心，同时也可以说是最为愚蠢。
社会理论家在进行低级研究时试图发现重大的可变因素、它们有关的份量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同时和及时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到了高级的水平，社会理论家就要预测全部可变因素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点又使得进行预测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的预测只不过是方法的实际运用：若是我们说答案取决于ａ到ｚ可变数的行为；并且我们假设ａ到ｇ保持不变，而ｈ到ｒ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能预测结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可变数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特定时间内是否将会发生战争、地震，或产生流行性感冒，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某些有影响的人士诞生或逝世，或者发生影响事件发展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事件。这类事件许多事先是无法得悉的；即使可以事先得悉也绝无一人能够提出一种方程式体系，将千百万决定未来的可变数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能对“假若……那么……”的变化作部分的预测。这类例证有：我们在实际运用某些经济动力学问题时所运用的差数方程式；又例如李嘉图的经由人口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又例如熊彼特的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预测。这些方法上的实际运用往往似乎会超过预期效果，因为不少作者自己并未察觉，或者他们未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实际运用假设的基础。他们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因为他们弄错了系数，或是系数起了变化；或者因为弄错了可变数的关系、或可变数关系起了变化；或者因为被忽视的新的可变数变成了重要的因素。用不着对这些实际运用的失败感到难为情，因为只有找出假设不充分的原因，我们才能期望对社会变化的状况和缘由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在本书写到社会变化的缘由时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写到社会可能往什么方向变化时则信心不足或者说毫无信心。关于变化的过程存在少数已充分确立的概括——比如说谁最可能是革新者、模拟的作用、抵制变革的根源以及增长的逻辑过程等等。这些概括看来在下述意义上可以普遍应用，即今天社会变迁的过程与二千年前的大致相同、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中也大致相同。因此，在写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可以把人类全部历史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不必去寻求社会组织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这种情况与我们研讨适合性问题大致一样；人们对待财产、报酬、或生儿育女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可是不同的社会具有足够的共同观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推演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普遍规则。因此，倘若发生了变化的话，我们能够说出变化将是怎样发生的。但我们无法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方法论的这一导言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本书没有采用其他经济发展分析中可以看到的探讨途径。我们不相信有可能说明某个社会制度将会如何发展，因此，我们不像李嘉图、马克思、汤恩比、汉森或熊彼特那样陈述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每一个社会存在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从原始阶段进到封建社会，再进入交换经济，因此，我们不步孔德、马克思、赫伯特·斯潘塞或韦伯的后尘。我们的全部预测的基础要脚踏实地得多，即探讨富裕国家在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也许可望在较贫穷国家里重现，如果后者发展的话。有时我们能颇有把握地回答；例如，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或者说地位观念的关系将不断让位给契约关系。在别的方面，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比如说，预测生活水平提高后，出生率是否会下降，或者预测战争是否为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内容是指明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一些后进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步先进国家的后尘。至于对先进国家本身，我们认为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受我们认识的或能够认识到的不变规律的支配的。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章 导言
第三节 布局
关于经济增长著作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选择的问题。鉴于所研讨的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从任何问题入手都无关大局。本书一开头就研讨节约的努力以及决定努力势头程度大小的信仰和制度。其次，本书进而研究知识对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播的方法。关于人均资源的探讨则从资本这一章开始，然后在人口这一章中继续探讨。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向研究国际贸易，因为它是人口资源分布比例不同的结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实际上它从属于每个章节，但是考虑到政府的重要意义，把政府问题单独放在最后一章来研讨是适宜的。每一章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从适合增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关系、制度和信仰；从演变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事物为何产生变化、如何发生变化以及是否能够看出任何趋向。
在经济增长的种种因素中，我们对我们的主题进行这样的划分使得有必要经常强调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将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倘若能从国外得到更多的资本，它多半与新技术有联系，而且很可能影响制度和人们态度的格局。如果发现了新知识，必将刺激投资，同时制度也将会受到冲击。若是制度自由化了，人的努力将会增加，同时应用于生产的知识和资本也将会更多。
社会变化是累积的，不同的因素会起到相互加强的作用。
尽管有这种内在的相互关系，仍有人断言，某一个因素比一切别的因素更为重要。
例如，亚当·斯密和一大批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主要在于有正确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怎么需要关心作出努力的意愿，知识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天生的反应，只不过受到了错误制度的抑制而已。在另一方面，马尔萨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乃是缺少需求，今天可以理解为“低估与业余闲暇有关的收入”，这个观点至今仍有不少附和者。另外一个学派则坚持认为技术不熟练是妨碍增长的瓶颈环节；例如，杜鲁门总统对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宣称，不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那里所需要的主要是技术援助。还有另一学派则认为，资本是个瓶颈环节，他们宣称只要有了资本，就可以得到新技术，他们还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敌视经济增长的所有制度都将改变或废品。最后，还有一个学派则把重点全都放在自然资源上，他们实际上主张每个国家应根据其自然资源来筹集资本和建立制度。由于这些不同的重点，“不发达”一词就具有不同的含意。一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的原因可能有：与其他国家比较它的技术落后；或是它的制度相对来说不利于投资；或者说与西欧相比，它的人均资源较低；或者是由于人均产出较低；或是它虽拥有可贵的自然资源（矿产物、水力和土地），但尚未开始利用。一个国家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不发达，但在别的意义上则不能算不发达，但事实上这些指标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因而当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提出“不发达”一词时应用其二含义而不应用别的一些含义时，就会感到奇怪。
当然，确实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某一阻碍增长的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这就是说这个缺陷在这一点上是最突出的，或者说从这点出发比从其他点开始要容易。
例如，可以设想，有些国家当前主要阻碍其增长的是制度（比如说，腐败的政府或恶劣的佃租法），这就是说倘若制度改变，更多的知识和资本就会涌现，别无他法。同样，也可以设想，在别的地方现行的制度并非经济增长的障碍，主要短缺的是资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若农民以肥料和良种的形式引进新技术，就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时候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问题上而排除其他大多数的问题。不过，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因为倘若一个人成功地克服了一个瓶颈难题，结果常常却又有其他难题会突出起来。如果农民开始用良种和肥料，就需要新的资本来经营额外产出；如果有了资本，抵押和别的投资法必须制订得恰如其分；如果制度改进了，某些别的阻碍增长的因素就会呈现出来。因此，虽则改良者开始时只研讨一个因素，他必须记住若要取得完全的成功，除了他当前关心的因素外，还会牵涉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