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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识和利润
如果新的知识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应用在生产上，它必须是既新又有利可图的。获得知识要经过一番努力，应用知识则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源以及担当风险的额外意愿。因此，知识的应用要求一种制度形式能把有差别的努力同有差别的报酬联系起来。我们已在第三章中概括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这里仅略作论述，特别是谈一谈接受知识对制度的要求。
问题的实质是，按技能、责任和承担的风险所给予的报酬，必须有适当的差别。按这些因素确定的差别的大小，实际上似乎随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速率而异。在人均产量不是增长的社会，技术人员往往是供大于求；要给所有合格的人找到工作是很难的，待遇的技术差别不大。当经济开始增长时，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经济的增长将造成对多种技术人员的巨大需求。这种情况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有关，因而同技能的范围大大扩大有关。这反过来又增加协调的必要性、厂家或其他经济单位的一般规模、对监督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量。与所有其他阶级相比，“中产”阶级从而迅速增大。在这一进程中，熟练和非熟练之间、识字和不识字之间、监督和被监督之间的差别趋向扩大。如果为了满足对熟练人员的需求，需要从比较先进的国家召募熟练人员，这一进程特别有帮助；因为给这些人的薪金甚至必须高于他们在国内所得的薪金，这就使得当地的同类人员也能要求得到同农民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高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因此，在社会的这阶段，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比在不发达社会和较为发达的社会要大。当前在苏联出现的大差别就是说明这一问题极好例子。
当教育设施扩大，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的流动人数开始增多时，这种局面就会得到纠正。义务教育实施以后，只有看书识字这种本领的人得不到赏识了。技术学校和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的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各类能工巧匠成倍增加。中等学校源源不断培养出打字员、职员、教员和各种类型的私人助理。各大学也开始培养出在较高层次上需要的人才。由于人才来源增加，工资差别在减少。工资差别大也推动用机器取代人工；以前需要熟练工人来做的工作，现在由机起来做了，操纵这些机器的人不需什么技术，工资水平比较低，制度也许还有重大的变革。一开始，为了提高收入，极容易把自己组织到工会和职业协会中去的都是熟练工人。但是到一定时候，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熟练工人感到自己受到使用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自己可能会想方设法把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过于悬殊。由于高度发达的教育设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工资差别在经济先进的国家日趋缩小。它们当然也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因为“中产”阶级正在失去在经济阶梯上的地位，他们对此耿耿于怀。
企业主的收入情况看来也差不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极不愿意实行新方针而冒风险。资金轻易地投到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建房上，但是当地的资本家不敢投资开矿、办公用事业、经营商业性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认为有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此外，他们对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知识。因此，这些领域都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有关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他们所以被吸引来，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赚取比在国内投资大得多的利润。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利润将同国民收入按比例增长，储蓄也将如此（这种过程将在第五章中论述）。外国企业家也广泛为人们仿效，最后达到当地的企业家人数众多，以致国家的经济不再依靠外国的企业家经营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使国家达到经济独立，甚至到一定时候可开始输出资本和本国的企业家。
除了可以一家一户耕作的农业领域之外，经济的增长速度必定是缓慢的，除非注意新观念并愿意为引进这些新观念担当风险的企业家来源充足。因此，要是没有足够的实业家，要是这些实业家不肯冒风险，不管是因为筹集不到资本，还是因为他们生来缩手缩脚，或是因为承担风险的利润差别不适当，私营企业经济就将停滞不前。譬如，我们在本章前面一部分里看到，许多人将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认为前者采纳革新措施比较迟缓。我们曾经指出，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发明创造，因为联合王国在发明新的商品和工序方面一向名列前茅。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那是把新产品转入大批量生产阶段的速度有差别。这并不是缺乏研究，而是缺乏企业家精神，说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英国企业家利用新发明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迅速。
刺激企业家们去革新的是他们渴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希望获得巨额利润，或者是由于担心如果他们不去革新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动机中的头一个动机在事业上的成功不受高度重视的社会里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动机在利润和资本收益税很重的社会是谈不到的；第三个动机如果整个经济环境变成垄断的而不是竞争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说英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确实不如美国企业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解释或许可在这些因素的某一个因素中找到。
２０世纪中叶觉醒起来，怀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的许多不发达国家，被收入方面似乎必然要出现的差别——无论是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还是在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出现的差别——弄得很尴尬，因为我们时代的气氛一般说来对收入的差别，特别是对外国的差别，以及极而言之对巨额利润是持敌视态度的。然而，这些都是谋求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应付这种局面的一种办法是停止发展，使发展的步伐同当地的技术人才的供应相一致，同行政机关取代私人企业家的能力相一致。另一种办法就是接受这些差别，把它们当作取得更迅速增长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最有效的良方是尽可能快地增加发展经济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因为这既能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又能使发展在造成不平等方面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四章 知识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 先后次序
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增大了，最终要求每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还需要办更多的中等学校，这一方面是为中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为各个大学提供人才，或者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秘书、教师或技术助理。
需要一整套教育设施来培养手艺人、农业助理员、教师、护士、秘书、技师。除了这些学校之外，尚有成人教育，从扫盲或推广农业技术直到文学写作班次。而居于整个体系顶端的是需要在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适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是任何低收入国家的预算担负不了的。所以必须加以选择。那么是让少数人得到良好培训，还是让多得多的人受到半培训呢？在技术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之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先说先后次序问题。教育提出的困难是，它既是消费项目，又是投资项目。作为一项投资，教育直接为增加生产作出贡献。有些国家对一切教育都抱怀疑态度，因为教育可能损害当前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还是种姓的权威。但是大部分国家决定一切直接增加生产的教育设施都值得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充是毫无困难的，就是说花在这些设施上的钱就像花在灌溉方面的钱一样是一种资本投资。困难在于对那些有助于欣赏而不是有助于生产的教育——譬如扫盲，界限划在哪里。有些社会成员必须断文识字，否则他们就不能工作。但是如果大多数农民、搬运工、理发匠或佣人是有文化的，他们的生产率将会大大提高，以致补足他们受教育的经费还有余。我们希望让所有这些人受教育不是作为一项投资，而是作为一项生活资料，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将帮助他们享受更多的东西（书籍、报纸），或者更好地理解一些事情（他们并不一定因此增加任何乐趣；他们仅仅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从经济观点来说，这部分教育不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而是同其他消费品，如衣服、房屋或留声机一样的消费品。国民收入没有多到足以使社会的每个人都得到温饱。
在实行免费、义务和国有化教育之前的时代，每个家庭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家庭收入、投资计划和其他需要，尽可能地承受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的负担。由于没受过教育的人实在无法正确判断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大概错在低估教育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全体居民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是极小的。然而，现今教育是一项公用事业，因此必须作出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政治上具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教育应放在什么样的优先地位的政治见解正在起变化。５０年以前，大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都提倡教育；据认为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让所有儿童都进学校受教育。重点基本上是把教育当作一项消费事业来办；有的教育也会产生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社会应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不管对生产的影响如何。现在先后次序正在变化，投资型教育正在受到重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譬如，许多国家为推广农业技术和开办技术院校的财政拨款在迅速增加。成人教育已走向前列。甚至有些教育理论家说，在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其论据是，孩子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家见到他们无知的父母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许多孩子在经过五、六年义务教育学习看书之后，离开学校三年之内就忘记怎样看书了。反之，如果教父母看书写字，他们的孩子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着学习，而且父母还能在他们自己的工厂或农场学习怎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些持极端看法的人说，为断文识字提出的要求太多；人们应当学习让环境生产更多的东西——学习增加亩产的办法，学手艺、照看孩子、做衣服，这些事情大部分用不着教断文识字就能做到，而且更有用处。
同类的争论已影响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是确保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收入的一种手段。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有成就的律师的收入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学这一专业的人多得不成比例。这是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律师太多的一个原因，也是人们认为有些律师为了生计而落入圈套的一个原因。在大专院校开设广泛的国家，律师人数明显过多，使得许多学生不得不转到其它系就读。如果同时社会不发展经济，那么工程师、科学家或医生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国家到处是文科毕业生，由于他们拿不到薪水，甚至得不到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优越教育应得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做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工作，他们都极为不满意，他们是进行政治鼓动的头等人才。
从社会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一种消费还是一种投资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在那些每年培养大批找不到职业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消费，难以维持。所以说难以维持是因为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生的费用非常之高，如果教育仅仅是一种消费，那倒不如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开办更多的小学，或者让更多的儿童受中等教育上要好得多，而不是把钱花在让为数较少的人受高等教育上。但是在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的社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地方，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行政人员和大学培养的其他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甚至由于需要开办更多的小学，也给大学增加了负担；因为要增加小学生人数，你就必须增加小学教师，更多的小学教师意味着更多的中学生；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中学教师；更多的中学教师就意味着更多的大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构成一座金字塔，各个层次必须同步发展。一个穷国在其儿童仅有１０％的人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却花费许多钱去开办一所大学，这种“反常现象”是一点也不反常的。
舆论改变的一般效果就是改变教育预算的重点。５０年前，主要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但是今天许多国家的预算中大大强调高等教育、技术教育或成人教育（包括推广农业技术）。趋势是赞同把这类教育看作是投资开支并把它们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而让扩大初等教育去与公路、卫生和政府必须提供的所有其他服务争政府开支。
除了不同类型的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之外，还有每一类教育的质量问题。初等教育是让全体儿童都上５年学呢，还是让半数儿童上１０年学？所有小学教师都必须在中学毕业后再受两年专门训练——这样的教师人数不会多——呢？还是靠短期训练班使教师人数迅速成倍增加呢？这种教师本身除了读写算之外，对其他所知甚少，但是可以用他们来使初等教育迅速扩大。苏联曾经只顾数量而不顾质量，着手使受过半截子训练的教师、农业助理员、牙医助理、医务助理之类的人员迅速成倍增加。他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使人无可反驳的理由就是快速。培训人员达到技艺的最高标准需要很长时间和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如果只允许完全合格的人才能参加实践，那么大多数居民就没有治牙、医疗、农业或教育设施了，而他们如果能得到受过半截子训练的人员的服务，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好得多。另一个理由是，由受过充分训练的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由受过一半训练的人来做也能做得一样好。因此，坚持认为只有熟练的人才能做是一种浪费技术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稀释”技术的主要政治论据是民族自豪感。在好几个国家已有人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报界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界人物的拒绝，理由是民族自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教师等等）应同英国的医生一样好”——或者说凡是先进的国家都是当地的样板。还有一些专业协会进行抵制，但是要是不能也用民族自豪感来支持，这种抵制也许不会起什么作用。
在教授一门技术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意见也在发生变化。在专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迄今一直强调长期学徒和培训。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速度成为取得成功的要素时，人们承认，有时学会一件工作的要领只需迄今所需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快速培训的新技术研究出来了，在扫盲和教授外国语方面取得的成果或许最为突出，但是在缩短培训工匠和技工所需要的时间方面也取得特别有益的成效。在那些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而使发展停顿的地方，这些方法能起重大的作用。
打破培训计划由专业人员把持的局面的另一成果是，实现了教育基本上不必依靠专业人员来办。“群众教育”计划是按照每个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的原则执行的，为大批成年人扫盲运动研究出了以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从而以较少受过训练的教员取得惊人成果确实成为可能。任何成人教育运动——无论是在扫盲、农业、儿童保育方面，还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是要激发学生们的热情，因此他们不仅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而且还以他们的热情感染别人并把他们学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计划把学生考虑在内，使他们不仅当学生，而且也当先生，而不是在师生之间设置专业障碍，那么这种热情就愈加可能迸发出来。
技艺的稀释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的进步总是使公认的技艺失去作用并创造新的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