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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生产率取决于工人干活的兴趣。这有一部分是报酬问题，一部分是晋升前景问题，一部分是工厂的社会气氛问题。说到报酬问题，所需的主要是，报酬应按熟练程度、上乘产量和所负责任有适当差别，这样就能鼓励工人拼命干，感到这样做是有酬劳的。这种奖励应是个人的还是应以小组的成绩为依据，这是个按照情况决定的次要问题。至于晋升，这关系到的人不多，除非社会阶级受到肤色障碍等某种群众性歧视，或因宗教、性别、民族等而受到的歧视的影响。这种群众性的歧视由于使社会失掉歧视对象中某些优秀人才，所以除了影响社会关系，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晋升涉及的人很少，这些人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少数，因为他们在负责岗位的业绩，可使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大为改观；因此，使工人们感到有一条对一切该走的人都开放的光明大道是很重要的。至于工厂内部的社会气氛，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章曾详细论述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厂家规模大小、工厂内部关系融洽、商讨问题的机会、工人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无拘无束相互信任的问题。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在尽力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尚无把握有什么普遍的解决办法。大部分观察家在有一点上看法一致，那就是不管是为了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是为了确保高水平的生产率，厂里的工长都处于关键地位。因此，选拔和晋升的制度必须要能迅速发现具有当工长素质的人并给予有助于发挥他们重要作用的训练。
许多适应工业生活问题的背后，存在着适应道德准则这个更大的问题。从部族环境中招募到工厂的新工人有一个非常完备的道德准则，为他规定了对待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以及各种年龄、政治或宗教地位的人应尽义务的范例。如果他来自一个不是由金钱支配的社会，他的准则也许并不包括处理雇主和雇员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或工人和其伙伴之间的关系的规矩；像“多劳可多得”或“多得要多劳”这种格言同他的准则毫不相干，只有在他获得适应他的新环境的新准则时才有意义。每天在严格监督下连续劳动九小时，每星期劳动六天这种观念，在他的经历中更是闻所未闻的。道德准则的冲突是痛苦的，出现的情况往往不为按在互相冲突的准则中任何一种准则成长起来的任何人所承认。因此更有必要进行非常特殊的努力，在新工业增长区建立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群体生活。否则，本来可以是一个守纪律的、愉快的和生产力很高的群体，也许反而会变成精神上、政治上和生产上的老大难问题。从历史上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往往还同新的宗教激情有联系。在工业革命期间，美以美教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新工业城镇的发展中，曾为这些新的群体的一体化，并为新来过城市生活的人灌输一系列适应他们的新生活，使它们变得很有意义的观念起过很大作用。在其他大部分工业革命中，宗教革新无疑也有类似的作用可以发挥。
（四） 企业管理
经济的发展使得对称职的经营管理人员的需求量大增，无论是在工商界还是在行政机关里都是如此。较为贫困的国家往往有大批商人——尤其是小商小贩——他们热衷于赚钱，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或者放高利贷。不足之处不是没有进取精神，而是没有管理经验。只要能找到能够卓有成效地经营大企业，包括管理大量人员和有形资源的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就可能大大增加收入；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是缺乏大规模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
伟大的企业家是生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推出新商品和新的组织制度的人——福特家族或伍尔沃思家族——为数很少，是不能定制的。不过，大部分歧业家只需按常规办事，他们只要有知识和经验就能胜任。
这种知识有些可以在商业学校中学到，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只能靠工作经验学得，其余知识则取决于个人的气质和秉性。商业学校能教授记帐（股票、订单、信贷、借支等等）的方法，掌管有形资源（工厂布局、机器维护、顺利生产）的一些方法以及人员管理（职员选拔、职责委任、培训方法等等）的一些方法。但是学校无法教一位企业家怎样同他的下属相处得好，使他们既忠心耿耿，劳动效率又高——如果他的气质确实容许，他必须在实践中学习这一点。这些学校也无法传授消除浪费，按照产量多少调整资源的使用，知道按什么价格付钱或收钱，知道如何买卖以及给予多少信贷的商业意识。而灌输诚实意识是学校完全做不到的，要是没有这种意识，厂家就得不到信誉或好感，因而就不能持久。
实际上，胜任经营管理所需的经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外的外国厂家中工作时得到的，此后，雇员成为一名独立负责的经理人员。所以，对有些外国厂家提出的最严重的告发不外是它们通常因为种族、宗教或其他偏见，不愿雇用当地人负责下等职务之外的任何职务。如果没有一家厂家愿意雇用当地人担任办事员以上的职务，他们就难于学到怎样为自己经营工业企业；这样他们的经济事务将永远受外国人的支配，经济的增长将因为依靠外国企业所涉及的费用和种种缺陷而停滞不前。这就是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旦独立，就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步骤，迫使外国厂家向当地人民开放管理职位的一个原因。而且，甚至非殖民地国家也采取这些措施。
因而当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外国人把新的行业带到英格兰时，他们得到的垄断专利往往包括这样的条件：外国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培养若干英国人学会他的技术。
与此同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发现，派一些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外国厂家的经验是合算的。因此，德国人在１９世纪的最后２５年派了大量青年到英国去做工，其后不久，日本仿效他们的榜样，把日本人派到德国和美国。待他们返国后，经营他们自己企业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本国或外国的厂家处谋得职业；也有人在不断扩大的政府机关任职，这些机关也需要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世界上有色民族对白人实行这种政策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先进国家的肤色偏见，也许难于找到愿意接受有色人种练习生的厂家，但是存在的机会比事实上利用的机会要多。一个有利的情况是，有些工业国家为了把定货从别的工业国家转到自己方面来，渴望同较为贫穷的国家扩大人事关系，因此，这些工业国家可能欢迎有机会接待和训练那些返国之后将提出定货的人。
不过，传授商业经验的主要学校是由从事贸易、用一二辆卡车经营货运、开办小作坊或类似小商号的小人物组成。其中许多人要破产。少数人不断壮大，取得经验，最后成熟成为大企业。这些行业的数量经常是过多，资本严重浪费。因此有时候有人认为，从事这类行业应予控制，以保证适当的收入，或者减少资源的浪费。作为立即取得产量的手段来看，这些行业的过分发展可能是浪费；但是如果人们把它看作使人取得经营管理经验的手段，这种浪费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培训费。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有人感到当地小商业阶级的成长因从事类似行业的移民的竞争而受到威胁。欧洲各大公司往往限于进行大规模买卖，但是在东非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西非的叙利亚人、在牙买加的华人和在东南亚的华人，甚至在最小的行业中都有他们在竞争，因为他们比起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当地人有更长的经商传统，他们往往经营得更加成功。
此外，移民往往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使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繁荣起来。在这类国家，往往有这样的要求：当地的商人在某些行业应受到保护，外来移民不得竞争。这就出现了棘手的种族歧视问题，此外，因为模仿和竞争是通往学习的两条道路，如果移民的活动受到限制，当地的商人是否会进步得更加迅速，或者整个社会是否会得到利益，这一点并不清楚。看来较好的政策是坚决要求移民收当地的徒工（如英国都铎王朝所做的那样）和为当地的商人创造其他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才干。（移民问题在第六章中作进一步论述）有些国家的政府切望开发当地的企业源泉，创建特殊的金融机构，贷款给小实业家。如果当地的企业仅仅缺乏资本，那么这样做是有所助益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多。当地的资本家缺乏经营管理技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钱贷给没有经验的小商贩往往等于把钱白白扔掉。这些人首先需要监督和指导，其次才是资本。他们的地位非常像小自耕农。因此特殊金融机构应把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人员看作它们的主要职责，这些人能给要求指导的小商贩出主意（就像先进工业国中的工业顾问或农村中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人员所做的那样）。把钱借出去以后，应对贷款的使用情况严加监督；作为放款的先决条件，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应有权对经营方法实行改革，至少在贷款收回以前，要制止得不偿失的经营方法。如同在农业中要提供咨询服务一样，在商业上也有提供咨询服务的很大余地。
在这些国家中贷款给小商人的最大难题是不大重视商业信誉的人太多。在先进的国家里，“企业信誉”被认为是企业最珍贵的资产之一。厂家都切望保护它们信守合同的信誉——按规格交货，交货迅速，接受定购的货物付款迅速。然而，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买方、卖方或贷方如果主要靠与之做生意的商人的诚实，他们肯定十之八九要受骗上当。实际上，外来商人在这些国家多有所成就的一个原因，恰恰是由于外国供货人、银行、甚至国内的公众从经验中发现他们比较靠得住。“企业信誉”的重要性（或说“诚实是最佳政策”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能为人所了解的，而竞争以及新的商业道德准则的成长到适当的时候会结合到社会的传统中去。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意识相对缺乏，使得政府机构在试图用贷款、合同或其他涉及个人可靠性的方式帮助小商人时有必要非常谨慎小心。
企业经营管理的另一个训练场所是合作社运动，当合作社运动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管理时，它将使许多人深入了解企业的问题以及商业经营管理的一些经验。这或许是合作社运动最可珍贵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推销产品、沟通储蓄渠道、购买供应平等等许多时候由私营企业或政府机构来做可以做得一样卓有成效，但是这些其他机构的教育价值是比不上的。从广义来看，这又一次表明，经营能力和进取精神在那些分散作决定的国家比之在那些专制统治的国家，可能传播得更为广泛。这是主张民主的重要论据之一。民主不但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同样适用于商业生活。实际上，在公共行政管理权力分散和民主的国家，在人民习惯于从乡级以上的各级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国家，商业生活本身比之在政治权力属于寡头统治的国家或许更有活力。这也是主张竞争的最大的论据之一。在经济生活中，竞争同样使决策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分散。
由于另一个原因，不管怎样竞争对卓有成效地经营企业也是至为重要的。总之，企业家极有可能利用培训和咨询的便利，找出提高他们自身的能力的一切办法，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推动力的话。最强有力的积极动力是取得成功的前景，而最强有力的消极动力则是害怕破产。这两种动力都取决于竞争的存在。竞争本身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但是，要是连竞争也不保持，任何其他要素也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五章 资本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分别研究促使经济增长需要多少资本、储蓄的主要来源和投资过程。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增长与人均资本的增加是有联系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与其它许多问题，如与激发人们努力的制度、重视经济效率的态度和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等也是有联系的。
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们认为已经谈过的关于这些其它事情的所有情况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能够集中研究在使用资本的条件适当的时候资本的成效问题。
资本的成效有多大？由于缺乏有记载的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对于过去几十年资本和收入的增加情况，我们只有一些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测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仅仅是关于几个先进工业国的。实际上，我们关于收入和资本的数量关系的全部知识，都是从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和科林·克拉克博士的开拓性工作中获得的，本节中的以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写成的。
对资本和收入增长的价值的估计数字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在工业国家里，当把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稀疏工业计算在一起时，资本价值和产值的比率在边际上看来是相当稳定的；第二，如果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里，国外资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和收入里，那么这种边际比率达到３比１到４比１。这种结果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投资１００英镑，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２５英镑到３３英镑；或者说国民收入累积每年提高３％，年度净投资额就占国民收入的９—１２％。工业国确实往往将它们１０—１５％扣除折旧以后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每年增加３—４％。
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数，每年将１２％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５０年，将８％的总收入用于对设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１０年，这样５０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３：４。（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６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０．８倍；假设资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３．４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０．５，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３．９。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３％，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３．０（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要低得多（接近于１比１），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比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指望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同样的增长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达国家，边际资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资本的工业的效率较低，资本浪费较大，技术知识增长较慢，这些都是使资本的产值不是那么高的因素。其他人则预料这些国家的比率较低，他们的依据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较快，农业、工业和公用事业等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比较鼓励采用资本主义特征比较少的生产方法。对以上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发表一点意见。
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比生产生产资料的效率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与收入相比，这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建筑及建设工作和设备制造。至于造价，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与消费品的成本相比是否比较高。下面这种证据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建筑业任务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