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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５％到储蓄１２％的转变。何以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也是增加的——例如１７８０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１３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９０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５％转变为储蓄１２％的过程主要取决于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得不能将１２％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４０％左右的国民收入被１０％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１８８０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１９世纪极其重要的最后２５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５％的储蓄水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８０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人们就常常预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是人们发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５０年到７０年的时间里，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我们自然无法预言这个比率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使对储蓄的分析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我们现在还必须把政府的储蓄考虑进去。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在先进的工业经济里，固定投资总额的３５％左右用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比如说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大约７％。其中大约２—３％的国民收入用于规定得很严格的公共工程（公路、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其余４—５％用于公用事业，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政府管理的（铁路、公路运输、电话、电力、煤平等）。因此，政府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部分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管理。
在许多国家，这个份额高达国民收入的７％（例如在新西兰），只有极少数国家在２％以下。
即使仅仅由于公共工程的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储蓄。它们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只花储蓄的钱，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政府起初宁愿用贷款而不是用本期税收支付资本形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国库必须设立一笔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钱还是从本期税收中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不变的年率将借来的钱花在资本形成上，那么它的偿债基金还债的数额很快就将与它的年借债额相等。
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变的特点似乎是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