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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意见只适用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不适用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减少其出口额，而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剩余存货都集聚到那些消费国家去了。在另一些国家，产量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出口额在经济衰退时也可保持不下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些其他国家，只有政府保证买下可出口的商品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出口市场复苏时为止，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维持住这些出口货物的产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量将减少；如果这种商品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的，失业人数就会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确实很大胆，在出口需求降低时储存这些商品。如果市场很快复苏，存货可在经济繁荣时销售一空，这样做则可望获得大笔利润，但如果市场迟迟不复苏，政府被迫在价格依然很低时处理掉存货，这样做同样则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在价格长期趋于下降的几十年间，事实证明奉行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而在价格趋于上升的几十年间，奉行这种政策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当经济衰退开始时，有谁能说得清这到底是暂时现象，还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欠发达国家使本国经济获得相对稳定的最大希望在于比较先进的国家正试图控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未定，带有试验性质，但是当前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增长将不会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无规律可循。
（四） 长期性停滞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过先是数十年或数百年蓬勃发展，继之以数十或数百年相对停滞的情况。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衰落竟是如此彻底，致使整个国家从此人迹皆无。富饶的平原与城市变为沙漠与一片废墟。有时，人们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变迁，如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发生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发生革命，爆发战争或仅仅是由于治理不善。这类原因我们将在下两章里谈到。另一些原因是基于以下这种主张的，即在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的飞速增长之后，投资必然要下降、对此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几段里加以简要的阐述。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外，支持长期停滞不可避免性的论点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技术，心理、垄断、收入的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
从技术出发的论点假定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下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技术改进的速度变化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人们承认要确切衡量这一概念是不可能的。用每年登记的专利作为对近几十年的衡量标准已受到怀疑。一些工业国每年人均专利登记数确有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但并不能由此就推断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更加缓慢。这也许是因为办理专利诉讼所需费用不断增加，从而减少了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是由于发明者的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那种有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也去办理专利的情况，或者是由于规格的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由于成批生产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搞一些仅仅是变变花样的发明，或者是由于在技术上物理、化学比奇巧的机械装置更加重要，研究小组比单个的发明家更加重要，因此尽管发明仍以和从前一样的规模继续进行，但专利的数量却减少了。除了专利的数量之外，认为今天技术知识增长的速度低于７０年前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即便在知识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现象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求解释，因此也不能被看作是造成长期停滞的一个单独原因。科学发明的用武之地并没有缩小，有待于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人类头脑的学习能力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一代不如一代（但见第六章第１节（一））。因此，如果知识增长的速度不如过去快，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不那样重视增长知识的原因。答案也许在于政局不安定，因此减少了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在于自然灾害；或者在于因政治因素和垄断而使相互之间更加保守秘密，或者由于前一自然段中所列举的诸因素中这个或那个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把技术的停滞主要视为更普遍的社会弊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其原因。
从心理学出发的论点认为人们态度发生变化是对增长过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重视物质的时期与重视精神的时期交替存在，周而复始。因此当人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狂热地致力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后，他们会对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感到厌烦，会重新采取较为冷静的思考态度。这一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小群体在一个时期是这种生物类型，在另一时期则被另一个不同的生物类型所取代。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会发生生物变化。但是人们也可以设想，从事发明创造的动力消失，使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最杰出的人才不致力于科学或发明，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其努力一无所获的时期还有其它原因。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对这些心理现象加以评价的手段，所有这些都纯属推测。这些我们已在第三章第５节（二）中讨论过了，在此不再就此多说什么了。
从垄断出发的论点是以下列两种说法为基础的，即垄断使投资减少，和垄断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我们已经在第三章里讨论过第一种说法，并看到了认为它正确的理由。第二种说法则较有争议，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点有两个：首先，有人说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长期扩大。一般公司在相继的每个世纪内不断扩大是有其技术上的原因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充分。
为了证明垄断不断扩大，人们必须说公司规模比市场规模扩大得快，而这一点并不明确。由于运输的实际成本长期趋于下降，而人口趋于增加，所以长起来潜在市场的规模趋于扩大。市场的规模从乡村扩大到世界。这种趋势虽受到关税和货币方面的限制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不能说存在着什么长期的趋势，这些限制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若干世纪的经济史，我们所能说的差不多只有这些了。
其次是有人认为，金融资本家势必占主导地位。根据这一论点，“在开始阶段”，典型的资本家是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工厂，致力于生产和销售自己工厂产品的实业家，而在“最后”，在资本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家，这些人也许从未进过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立控股公司，企业兼并、联合公司，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在技术发展不足以实行垄断的地方，金融家们略施计谋照样会产生垄断。可以认为这些金融资本家的崛起是必然的，因为是他们，也只有他们，爱钱如命，唯利是图。农民爱土地，因此也就容易在自己的土地上过多地投资而使自己破产。同样，实业家也非常爱听自己机器的轰鸣；喜欢自己的雇员，产品，或者一砖一石，并在某种程度上让情感影响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聪明才智。只有那些经营货币的职业金融家才爱钱如命，并且因此才免于落入其他人难以逃避的陷阱。因此，这种论点认为，对工业的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转到金融家手中，此外，随着市场扩大到全球，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安排也将成为世界范围的。实际上，这种论点是一些人在专门研究了德国工厂工业的兴起之后提出的，在德国，银行在实行工业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国家大得多。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人们可以说，“开始时”工业筹措资金依赖于资本市场。实业家很容易落入金融家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工业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产生大量储蓄，资本市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实业家也不那么依赖外界的支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非但不是工业落入金融投机家之手，相反，情况似乎是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越来越不受外部金融家的控制了。
撇开这些推测不谈，我们无法回避一部分工业企业多年来确实被垄断这一事实。这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有的工业企业比其它工业企业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更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逻辑增长原则；每一种新兴的工业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它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要扩大比较容易；如果大公司不把小公司完全排挤出市场，他们至少得奉行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市场增长较为缓慢时，任何争夺市场的斗争都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工业可能从发明家手中转到官僚手中的阶段，是管理人员接管的阶段，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结束的阶段。但是，符合每一个工业部门实际的情况不一定符合整个经济的实际。因为新兴工业不断地相互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部门多年后被垄断，失去了对革新的兴趣，这也许正是它会被某个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兴工业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那么即使各个工业部门变得更加垄断化，在新人的管理下的整个经济也不会那样。
但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首先并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所致。竞争制造出了自己的敌人，因此辩证地看也可能将自己扼杀。竞争使弱者、效率低下者、因循守旧者和倒霉者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人的人数远比与他们命运相反的人多，因此要组织许多人对竞争观念抱敌对态度是比较容易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心怀不满的首推农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小实业家。熟练工人也因其技术不断受到技术革新的威胁而充满敌意。因此，经济增长刺激了各类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用施加垄断压力的方法来抵制各种变革。它们还得到了政治家的帮助，这些政治家毫不犹豫地通过立法，保护在他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免受被他们视为仅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少数人的利益的侵害。当今的哲学家们也使他们的哲学适应似乎是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到中世纪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学家发现并抨击竞争论点的缺陷；律师们则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在这场论争中，竞争的观点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已经尝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滋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们意识到：普遍利益与局部利益并非一回事。尽管如此，增长给自身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阻力，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同样有可能产生放慢革新和重新投资速度的作用。下面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论点。我们先研究一下理论，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如果在充分就业时，分配的变化使得消费欲望与国民收入相比有所增长，那么我们可预料结果将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相对下降，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相对停滞。但是，认为消费倾向的加强会刺激投资，储蓄的不足可通过发放信贷加以弥补的观点是可以争论的。因此，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其间无疑有时会发生衰退，这种衰退有助于维持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心），必须维持投资的水平。相反，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的储蓄额增加，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将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处理其储蓄，并且极易受到长期萧条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几节（第二节（一）和第三节（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看到由于这些论点是以假定消费与投资之间有较为固定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合适的，那就是正像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储蓄不足视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一样，也许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过剩更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
如果再让我们看看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有关问题是：既然高额利润与高额储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利润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本章的前面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当劳动力可从其他经济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吸收到经济的资本主义部门来时，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利润就增长。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以前从农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小家庭、临时性行业或增长的人口中获得“剩余”劳力时，工资就随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长期变化。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并不抑制投资，而是恰恰相反鼓励投资。既然可得到劳动力，资本积累也并不改变资本与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因此利润率也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随后的阶段，当劳动力紧缺时，如果革新没有不断提供投资的新机会，利润率将下降。更多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等）曾预料在这一阶段，利润率将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当今流行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这将抑制而不是刺激投资。在经济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利润也许会因此而下降，但在过去的１００年间似乎并没有出现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情况。这里同样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考虑，如果政府有什么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熟”的经济里这会抑制投资还是刺激投资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事态的发展也未能实现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预见，即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知识的增长和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实际工资仍然保持在仅能餬口的水平上，（周期性的波动除外）。技术进步的所有好处都为资本家所享有。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相比相应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但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赶上了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后期阶段。马克思同时还预料工业日益垄断化将通过使小资本家破产并取而代之而使资本家的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
这将增加失业后备军，使工资水平受到威胁并扩大各阶级之间的差别。就阶级差别而言，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以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几乎人人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此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机械的扩大应用将代替劳动力，并造成不断增加的技术失业。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只能餬口的工资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的刺激，而且由于阶级差别的意识日益强烈而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进行成功的革命。由一场革命结束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不论这种革命究竟原因何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期阶段工人的生活更舒适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更加悲惨；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苦难是革命的原因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１００年前相比，工人阶级现在都享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也许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仅对其加以改良（如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稳定，或向弱者与不幸者提供社会保险）；他们也可能由于限制主义，过度征税或有损信心的敌对言行而摧毁这一制度。谁也无法预见，有哪种经济制度不会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停滞，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是经常产生的。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与内乱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预见与工资相比利润将发生什么情况（而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我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这将使社会更加协调或更加意见不一。
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是以对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所做的预见为其基础的，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学派。根据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自然资源枯竭，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