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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遭到那些喜欢在新国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的反对，譬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如果移民拒绝同化，或者如果他们迁出的国家谋求干涉它们的人民移居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因移居引起的政治困难的确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让移民受同化或他们遭到歧视，他们的祖国肯定要提出抗议，就像１９世纪英国向中国提出抗议，２０世纪印度向南非联邦提出抗议一样。
除了这些政治困难之外，移居国外还会造成经济困难。二三十岁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国家不得不负担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费用，待他们到了工作年龄，又失去了他们。由于青年人离去了，老人和受赡养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了工作年龄的人的负担相应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如果移民汇款回来赡养他们留在国内的人，那就不存在负担的问题，这种汇款在人员流失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中有时是一个受欢迎的大项目。因为男性移民多于妇女，也造成性别的不平衡。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由于人们大量移居国外，巴巴多斯人口中成年妇女几乎两倍于男人。失掉熟练人员往往也是很不情愿的，特别是如果担心这些人在新国家开办竞争性工业不利于母国的时候，许多国家，如１８世纪的英国，曾为此设法阻止熟练的手艺工人移居国外。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态度。它们的态度和人员流失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由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动机的支配。
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迎熟练移民，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新工业的话。新的移民如希望完全同化，就更受欢迎，因为大部分国家对它们自己国内的外国人集团有疑虑。如果移民愿把他们的技艺教给当地的学徒，也会更受欢迎。实际上，１４８４年制订并在１５２３年重申的英国立法曾禁止移民招收外籍学徒，他们自己的子女除外。如果技艺不新，特别是如果移民全都是同一行业的专门人才，困难就比较大。大批医生或矿工移居国外比之一群各种各样熟练工人移居国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外国企业人员移居国外会引起同样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它们必须雇用本国人。有些国家希望把他们限于开办新工业，并制订条例不让他们同国内的小商人竞争。带来新工厂等新工业的企业家几乎肯定会受到某种有条件的欢迎，而仅仅同当地商人进行竞争的商人，如在西非的叙利亚人或在西印度群岛的中国杂货商，比较容易遇到敌意。
不过，具有专门资格的人移居国外同大批非熟练人员移居国外相比是个比较小的政治问题。大批移居国外只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才是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国家空地很多，如果人们认为人口多一些能享受规模经济，那么大批外来移民可能受到欢迎；所以只要国境开放，进入美国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一旦空地没有了，反对外来移民的事情就多了，直到阻挡不住时为止。外来移民也许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欢迎，澳大利亚接受外来移民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主要是作为对付亚洲的防范措施。以色列不顾经济考虑而继续接受外来移民，因为它认为接受所有在受迫害的气氛中生活的犹太人是它的义务。为逃避迫害的人提供家园的愿望在好几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起非常大的作用，诸如英国和美国。
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节（二）），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混合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
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要是付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
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小项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性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隶买卖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男性过多，一代接一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到地像帮助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的服务是受到欢迎的。
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接纳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来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资本。有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内储蓄额，这种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投资的５０—６０％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建筑业的能力的限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情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怕是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口的１—２％，就不足为奇了。
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住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进得去，附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弄钱去买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上定居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定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如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
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这些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遭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而免除来自海上的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如伊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
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物学知道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同样是难以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认为加尔文主义是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在某些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或互相借钱；结果是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外从记忆中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他们把他们的前辈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
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两个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有些移民社区有专门经营并“垄断”零售业的趋势；相对的城市化程度等问题。如果这些种族在这些事情上一开始就不平等——譬如外来移民的文化程度比本地人高，或者他们做生意的经验多得多——那么只有对外来移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教育经费和采取其他使两个种族平等的政策的费用，才能达到平等。事实上，在平等条件下共同生活要求某种程度的容忍，而这是罕见的，除非硬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成就的帝国政权——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伟大德政就是它们有能力让不同种族的成员在最少磨擦的情况下一起生活。它们的秘诀往往是态度公正，要让每个人都忙他自己的事情，使他们和睦相处这种开明愿望来冲淡帝国种族对少数民族的蔑视。
另一方面，只要政府掌握在帝国种族的少数几个成员手中，而这些成员自己又设法在同人数多得多的本地人的竞争中谋生，这种帝国政权就会被认为是最恶劣的政权。于是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把本地人赶出他们的土地，以便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其他们不是以奴隶的身份就是在重税或其他经济力量的逼迫下到矿山、种植园或主人家中干活；建立就业的种族壁垒，以便保证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和行业保留给帝国种族的成员。哪一个种族要统治另一个种族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它不可能公正无私。
１９世纪欧洲各国人民向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大迁移并没有尖锐地引起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陆上的土著种族对空空荡荡的空间来说人数不多，而且太弱，难于发动有力的抵抗。欧洲人移居亚洲和非洲，或者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移居其他亚洲国家，或者移居非洲、澳洲或美洲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今天用世界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印度人、爪哇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移居印度尼西亚群岛、非洲、澳洲和美洲显然是最有必要的。不过，世界观点之类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哪一个也不欢迎这样的移民，因为它会引起种族问题。此外，在美洲和澳洲，如果真的大规模地接受移民，那会使已经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欧洲人有时候提出的一种口实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权利繁殖得那样快，没有权利指望别的国家承担他们没有远见的生儿育女的后果。但是，事实上，美洲和澳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高过印度或中国，即便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出生率为１０D，还是同样会以种族的和经济的理由不允许他们大规模移居。
这个问题将来会怎样发展，现在还很难说。感到自己生活空间狭窄的各国人民一直在采取行动，力图征服那些拥有他们垂涎的土地的人。日本为此目的已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和中国有朝一日不会做同样的事情。要是能够认为经济的增长必定是一个和谐的进程，使人类比较容易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共同生活，这样当然让人高兴，但是情况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一直在争辩说，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现在我们来论述这个问题。
（二） 帝国主义
产生帝国主义并非完全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便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同经济增长的阶段也不是完全无关。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所谓的经济原因，然后看一看政治原因，随后转到帝国主义对臣民和帝国的影响方面来。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仅在边沿上涉及经济分析，我们只能很简要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有些国家被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因为它们想要更多的或更好的土地，好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它们的人民。我们已经看到，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后果是人口开始增长，人口的增长十分可能超过国家养活他们的能力。所以，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民，或者发展制成品出口贸易或向某些其他国家征收贡税，这三种办法中无论哪一种都可能导致战争。
移民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其他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或者因为别的国家虐待移民，或者因为移民想夺取当地人的财产，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或者甚至把他们统统消灭。夺取弱小民族的土地是经济上比较强大的民族用以解决它们人口问题的最喜欢用的办法。纳贡是一种与此有关的办法，这种办法也有多种形式。消灭被征服的人民并不总是有利的。可以让他们当奴隶，可以把他们当作农奴或奴隶在矿山或种植园里为他们的征服者干活。
可以使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佃农，要他们交纳相当于其产品的５０％或者还要多的地租和赋税。人类剥削同胞的欲望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
既有这种剥削的欲望，帝国主义显然不一定是经济需要产生的。驱使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增长和对饥荒的恐惧，但是也可能不是。进攻者同样很可能是人口并不怎么多的民族，期望人们像奶牛产奶那样为他们劳动。同样，进攻欠发达国家的也并不总是较为发达的国家。
妒忌心驱使不开化的人去掠夺一个富裕而和平的文明国家同样是很可能的。公元前约４０００年，当时伟大的城市文明已经开创，欧亚大陆从那时以来的历史表明，骑马的游牧民族时常从草原大举出动掠夺较为富庶的农业居民。游牧民这种定期的进攻直到近代才结束，当时由于技术的发展，城市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类似的紧张局面在非洲、在苏丹西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