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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立足于环境的一切解释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解释态度必须依据历史和环境；换句话说，如果依据环境，他们必须表明何时和为何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他们所解释的差异。这对于依据气候进行解释特别不利，因为同一国家在其历史不同时期会出现颇为不同的态度；所以有些解释寻求引用气候的变化来表明，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用环境来解释辛勤劳动的传统大多包含对社会的某些历史性的冲击，例如战争失败、面临饥荒或大规模移民等，这要求人民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耐久品质。但是，要锤炼一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比一次巨大历史性的苦难更大的某些事变，要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偶然事故，不管一个社会遭受苦难后变为沮丧或泄气，还是从中找到了勇气和启示。
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将一个社会的工作态度与其上层阶级的行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解释，在那些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与那些传统上富人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社会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的人们对工作要重视得多。因为人们爱模仿他们社会的上层人士，若是上层人士认为工作是低下的，其他人将会尽量少工作。举例说，在新世界的奴隶社会里，大种植庄园主整天过着无所事事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中多数人都不直接从事经营。直到今天，这些社会中的中层和工人阶级还表现出好逸恶劳的倾向，这点只有说他们继承了奴隶才干活的思想才解释得通。我们要划清的不是平均主义与非平均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是富人参加工作与富人过着无所事事生活社会之间的差异。因此，美国的富人通常都工作，即使只是出于习惯势力，反之在英国，它的悠久传统认为富人的典型生活就是狩猎、射击和垂钓，但这个传统今天已近乎绝迹。情况并不是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长于英国工作的人，实际上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要短些。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要更紧张些。有的人把这些差别归因于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并就这些差别追溯到理想的不同，比如说有成就的人应如何消磨他们的时光。用以对比的事实都是可争议的，但对比阐明了论点。
不论有的人比别人更反对工作的原因如何，事实是，个人之间和社会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表现在做完一项工作所用的时间上，而且也表明在对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上。实际上，提高每小时工作效率的长远后果终是减少工作小时的数量（在理论上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论是不是以工业国家之间作对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工业国家我们发现通常人均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工作的小时最少；或者不论是不是以同一国家的工作小时作对比，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报酬的标准提高了。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由于悠闲是人生乐趣之一，人们很自然地会利用额外生产率去买额外的悠闲以及一些其他的财物。此外，悠闲和财物是相互补充的享受，因为一个人财富愈多，他就需要更多的悠闲来享受它。从长远来说，如果工资低于在较有利条件下获得的水平，人们会工作得更辛勤些，倘若实际收入仍足以维持身体健康和生产率的话。集团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追求财富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渴望悠闲的程度。
当西方国家的企业主最初来到较原始的国家时，他们在招雇劳动力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当地土著居民过着传统标准的生活，他们不受提供额外收入的引诱。于是有人认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于是奴隶被贩卖，用契约的形式把劳动力从远方国家运来。还对土著居民课以重税以迫使他们不能再过懒散的生活，重税必须用金钱支付，而金钱只有为外国人工作才能得到；或者禁止居民种植商业性的农作物；或者强夺居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土著酋长派遣青年到矿山或农场干活。除了奴隶制之外，这些强制手段至今在所有欧洲强国的一些非洲殖民地仍然存在，不过现在已被认为不像过去那样必要了。因为模仿已经起了作用。非洲人已有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强制他们，他们也愿意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切望它的人民愿意稳定不变地和持续不断地工作，比如说每周平均工作４０小时或更长些。资本家和雇主们希望人民勤奋工作，因为如果有了大量劳动力会使他们易于实现工业上的抱负，还因为产量的提高会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同样，不管是民主的或专制的、保守的或激进的，所有政府也都希望人民工作，因为产量的增加会使税收收益扩大。这些政府且不论其抱有什么目的，它们都需要大量的收益。
或许为了“民主”的目的以改进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或许为了“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目的以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或许仅仅为了“贪污腐败”的目的以填肥政客们的私囊。（因而“激进的”政府由于同情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热望而当选，但它们一旦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就通常会反过来呼吁人民延长工作时间和更认真地工作）。在利害关系上不带个人目的的人道主义者一般说来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即认为勤奋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道主义者憎恶贫困及其带来的后果，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得好。
然而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显然，如果人们多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会高于少工作（如果他们不要工作过度以致降低他们的生产率的话），但是不一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得更快。我们关注的并非产量的绝对水平，而是产量的增长率。除了工作小时的少量变动外，产量的提高通常并不一定由于人们工作得更辛勤些，而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例如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易和投资。
不论人们可能规定何种工作水平都存在着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这些机会有的确实取决于乐意作出正常努力，比如说，工厂的例行工序要求按时上班和有固定的工作小时。
其他的机会还取决于机动性——即愿意在夜间工作、周末值班、或甚至随叫随到。可是，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人准备在一年之内工作多少小时；正常性和机动性两者都是与事先约定的每人的工作小时限额相适应的。有些提高产量的机会也会错过，这是由于有些工业也许不会建成，因为人们不愿按照这些工业的要求去工作；但在其他较合乎人们工作习惯的工业中，他们能工作得十分有效率。
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自觉地愿意工作，但这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应该愿意把心思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认真干活，竭尽全力以及准时开始工作和准时交货。在有的社会里遗憾地缺乏这类素质，那儿的人看来不大重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合同。在原始社会里，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往往使人感到奇怪。在人们习惯于按自己的进度在田间和没有钟表的地方工作，他们既不守时又不定时出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在习惯于根据亲属和地位建立关系的地方，人们很难习惯于唯有金钱关系的义务，也许需要两代三代以后，他们才能使新的合同关系获得一个新的普遍的道义上的约束力。
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内部纠纷也可能使这个社会四分五裂：“雇主阶级”可能厌恶“雇员阶级”，而售货者可能对购货者心怀不满，因此人们对合同对方完全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感。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那些作出最自觉贡献的人的成功程度要大于其他条件相等而较不自觉作出贡献的人，而且前者的榜样受人仿效与日俱增，直到新的道德传统牢固地确立为止。
但是社会并非总是竞争的，并且朝这些方向前进的势力可能很软弱。
现在可以说，愿意利用个人机会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是相互有关的，这就是说那些不怕麻烦地去延长工作小时的人也会不怕麻烦地去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或者愿意定时地和自觉地从事工作。然而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有理。即使人们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比他的同伙们工作的小时短些，他们也可能迅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说，在热带国家很难使农民像温带国家产业工人那样长时间地工作，但是这并未妨碍这些农民抓住各种机会选用良种或肥料，或者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据说加纳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农民之一，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未妨碍他们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从仅足糊口的生产转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工业；也未妨碍乌干达或印尼的农民热情种植棉花和橡胶。甚至还可以联想到越是想少工作的人似乎越能寻求获利较大的工作的机会，以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少工作些。但是这个联想也不见得比相反的论点更有理些。在愿意长时间工作与愿意寻求生产率最高机会之间也许相互毫无联系，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关系。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工作的时间缩短了。倘若他们对财物的需求低于对闲暇的需求，从极端的角度看，他们减少工作时间的速度将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样快。于是即使生产率提高了，生活水平却将停止上升。
虽说如此，增长将会出现。我们对增长出现下了定义，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
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义；经济增长的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而不是去购买更多的财物，否认这点可以说是愚蠢的。
勤勉工作和经济增长若有任何相互联系的话，联系就在于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大多可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花费那些收入的时间要少于那些工作较短的人；因此前者可能在投资方面的状况要好些。愿意更多地节约是不够的。
倘若农民把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金子和珠宝，那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用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土地，它的影响不是提高农业产量，而是改变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增长来说，起作用的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这类资本不一定与工作愿望和节约愿望有关。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勤勉工作必定与生产投资并行。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负有世上最勤劳人民之一的盛誉，但是，虽然中国人口的增长比欧洲慢得多，但他们的勤劳工作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结果。当我们被告之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一起，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勤快些，因此也更富裕些时，经过较缜密的调查，我们通常发现真正的差异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广泛地从事生产资本的形成工作。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式，然而没有辛勤工作的资本形成也将会产生相当幅度的增长，但没有资本形成的辛勤工作对发展很难作出什么贡献。
寻求和抓住机会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并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但是它肯定与一个人对他的各种机会所注入的思考程度有关，而这可能在精力上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商业界人士易得胃溃疡病并不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是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生意经；正如他们被认为的那样，他们总是考虑节约另外六分钱的途径、或是赚取另外六分钱的方法，这就需要绞尽脑汁。当然这就产生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否值得不惜工本，这就是说，是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经济良机并取得物质进步好呢？还是很少考虑这些事务而过穷苦的生活好呢？在有些社会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青年人也受到鼓励去争取上进。然而在有的社会里，人们却选择把心思用在其他事务上：发动战争、欣赏艺术、或者享受高谈阔论或其他乐趣。
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确实他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就大，但是任何社会的大部分人会对各种良机并不很敏感，同时对增长来说也无必要期望广大群众对此非常敏感。不过必须有少数人愿意充当先驱者；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的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不会对事情本身加以深思，除非他们这样做会受到等级、种族或宗教等的阻碍。在这个意义上，增长取决于机敏的领导。当然，这类机敏的少数人越多，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宽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二）冒险精神
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社会给予那些愿意进行经济机动活动的人的范围有多大；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考察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愿望。这类愿望表现的方式繁多，我们现就其中最重要的来进行探讨。这些包括：愿意摆脱习俗和禁忌进行活动；愿意担当风险；愿意在情况需要时从一地迁往他处等。习俗和禁忌可以从许多方面限制机会。例如，它们可以限制利用资源。
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对待圣牛的态度就是有名的例子；不宰杀劣质牲口、又不准抑制这类牲口的繁殖；以至于牲口的数量激增而给农民的农业资源造成很大负担。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多数西方国家的偏见，它们制止使用人粪作为肥料来浇他们的田地，因而意味着土壤中有价值的矿物质每年被倾注入大海。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这类阻碍他们充分利用其资源的偏见，而这些资源对别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很乐于利用，不过有的国家的禁忌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当今阻碍经济发展最严重的偏见也许就是有关牲畜的偏见。除了下一章谈到的有缺陷的农业结构的抑制影响以外，看来农民到处渴望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并对能改善他们物质条件的改革很感兴趣。他们乐于采纳新品种的种籽或肥料、利用新灌溉设施提供的水利以及种植收益较高的商业性的农作物。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受阻于缺乏世俗价值观念的农民的论点基本是一种神话，因为任何地方的农民几乎都是一个想获得的阶级。然而有关牲畜的偏见却完全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
在亚洲和非洲，有的农业社会对牲畜采取了非商业性的态度，它们不尽量利用牛群，不让牛群劳动、不吃牛肉和牛奶，饲养了大批无用的牲口，然后在此过程中拖垮了自身。
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害，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范围内与农业进步密切相关，而农业进步又反过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牲畜与耕作的更好的结合。
另一个重要偏见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禁忌，特别是有关妇女可以干那类工作（第三章第二节（二））和节育。幸运的是，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会使这些偏见消失，但是这些偏见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能严重地降低生活水平。与牲畜和家庭有关的这类偏见是当今宗教造成贫穷的最致命的原因。
还有些干各种事情的习俗，它们必须得到遵守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因此，有的国家的农业耕作受僧侣教士的控制，这些国家认可这些僧侣故弄玄虚地声称在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耕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仪式对收成好坏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技术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总有一些其他教条主义者守候在发展的大道上。中世纪行会制订的条例同阻碍发展的正统教派并无实质的区别，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是如此。１７世纪的科尔伯特法令同对李森科的迫害都同样是国家野心勃勃地企图管制科学的例子。绝对开明地行事和始终愿意在各方面进行试验是不可能的，但有的社会在扩大个人自由试验方面比别的社会更有成效。
此外，还存在与职业有关的偏见。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家们认为商人的行业与基督教徒的生活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肯定地说发放贷款是罪孽深重的。这些告诫究竟有多大实际效力是可以讨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告诫不断地被修正，因为随着城镇的振兴，获利的贸易机会增加了。属同一类别（虽然根源各异）的还有藐视贸易，１６世纪的西班牙的贵族社会就是如此，对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利用其对新大陆的所有权和轻易进入新大陆的方便，部分原因就是藐视贸易。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及其贵族如果也抱有任何这类偏见的话，他们却并不因此而不进行贸易冒险活动。在每个社会里，有些职业的地位要低于别的职业。虽说如此，通常总有众多社会地位低的人去干这些地位低的行业。然而，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恰恰是这些行业现在提供了大量经济扩展的机会，于是偏见就成为了增长的障碍。
因此，英国将会是不幸的，如果像说的那样从事采煤业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