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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淡水、肥沃的土壤，有效用的矿产以及便于交通运输的地形。这些特色没有一个在任何绝对意义上可以确定为丰富或贫乏，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类目在今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能到了明天会被认为一文不值。一项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但它的效用却随着兴趣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或新发现而时时产生变化。
直到人们学会烧煤炭以前，煤炭曾经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同样，在今天谁也不能有信心地说出二百年后煤炭的价值。塞文海湾曾被认为主要是个天然障碍，直到美洲大陆的发现才使布里斯托尔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牙买加一百英亩沃土一度是一笔财富，但是当前已不被如此重视，因为宜于种植蔗糖的大批土地已被开发。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这只是根据当代知识和技术而言。同样，一个国家今天被认为资源贫乏也许在一段时期后却被认为资源极其丰富，不仅仅是由于发现了未被发现的资源，而是由于已知的资源有了新的用途。
将时间的局限性牢记在心就会有兴趣探询任何一个国家从利用它的丰富的或贫乏的资源中所表现出来的增长率程度有多大。很明显资源和增长是相互依赖的。倘若其他条件相等，人们能利用丰富的资源优于利用贫乏的资源，所以我们认为那些机会最大的国家将表现出最高速度的发展。世界经济史大多可以很简单地这样去叙述。在古代，当农业是主要活动的时候，肥沃的大河流域发展得最快。在别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区显得突出了，这是因为发现了矿产（例如，马来亚的锡），或是发现了矿产的新用途（例如，中东的石油、英国的煤）；或者因为贸易通路发生变更（例如，１４９２年后西欧的港口）；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的交通手段（例如，曼谷的飞机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显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限制。这不是唯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对多数国家来说，它们在利用已有的资源方面还可以作得更好些。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
所以在深入探讨资源与增长的关系时，较根本的问题是研究资源的贫富与人的反应质量之间是否有关连。假定人类作出努力、同样的努力在富国产生的增长速度会快于穷国。然而是否还有某些规律可以表明较富国家付出的努力会大于较穷的国家，抑或是恰恰相反？回答这个问题时只有一种“资源”是肯定的，即进出通道，至于其他资源则肯定性差得多或完全不能肯定。进出通道作为资源意指它的地理特征——一个国家的地面形态、它的河流、它入海的通道、它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个国家与其它文明世界之间有无不可逾越的屏障，尤如高山峻岭、沙漠地带或无法穿越的丛林。进出通道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刺激贸易，从而扩大需求的范围、鼓励努力和促进专业化。
它还最终使具有不同习俗与不同思想的人混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的精神意志保持生气，刺激知识的增进以及有助于维护制度的自由和灵活性。进出通道的方便程度在解释任何国家人民的经济活力方面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下一个方面是气候，但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看来人的身体在温度华氏６０到７５度与中等湿度的情况下其功能发挥得最佳，但气候对人的智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不明显。
但温度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利的，这点是明显的。尽管如此，在以往的岁月里，文化昌盛的国家在气候方面差异极大，从亚热带的炎热江河流域到墨西哥和秘鲁的高原地带，或者是欧洲西北部的又冷又黑的冬季气候都有。由于温带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最迅速，于是就流行经济增长需要温和气候的说法，但是增长与温和气候相关只是人类历史上最近年来出现的现象。
至于谈到其余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地，争议便转到究竟艰辛程度会刺激人们的才智，抑或会耗尽他们的精力。资源与知识的增进显然有联系，换句话说，人只会学习使用那些他所拥有的事物。采煤技术不会在无煤的社会里得到发展，建筑学也不会在无适当石块的社会里发展起来。可是，即使有了一些资源（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看来也很难在资源丰富与社会活力之间确立任何明确的联系。这点无法引用逻辑推论，因为丰富的资源既可助长懒散，也可促进活力；同时也无法诉诸历史，因为拥有相似资源的国家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还因为同一个国家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在资源并无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有些戏剧断定性格与职业之间有联系。有人描写，农民和矿工“呆板迟钝”；觓e民、商人、水手则又“富于冒险进取心”，以及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心灵手巧”。依据这些性格描写就可以把增长与资源的关系说成增长最迅速的国家是其居民喜欢出海或靠出口制成品换取食物的国家。实际上，这颠倒了资源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靠海为生或以出口制成品的人通常正是那些因缺乏足够的肥沃的土地而无法全靠国内产出来养活自己的人。这类的概括只能适用于少数事例——比如说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只在他们历史的某个阶段是这样的，但不能说明其他事例——比如说南美的印加人和非洲的埃及人。一个“定律”要不适用于一切事例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定律。
资源通过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左右人的反应还有更多的理由。假设有两个国家，新来这两国的移民来自同一个古老的国家并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制度。又假设这两个新国家之一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大大高于另一个国家。所以前者表现出较迅速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较迅速的增长给居民的态度和制度带来的变化将加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抑制它；资源较富国家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后作出的反应将会高于还是低于较穷的国家？有人说反应会越来越好。较迅速的增长将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技术知识将会更快发展，而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使人更愿意去进行试验和冒险。这个国家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流动和更多的制度上的灵活性。机会越多将唤起的反应也越大。有人则说事情会恰恰相反。
财富增多将提高对闲暇的需求，并降低对工作的愿望。经济压力的减弱会减少冒险的必要性，也会降低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愿望。财富会引起忌妒、民主的不满、内部纠葛和内战。社会像人一样会变得“肥胖和怠惰”。预言家、宗教复兴者、法西斯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学校老师以及那些认为舒适是人类精神最大破坏者之一的人，长期以来就大声疾呼反对财富。
倘若这个争论的解决不能诉诸历史，那么能否诉诸人类学呢？众所周知，有的原始社会比别的原始社会拥有更富饶的自然资源可供使用。是不是有证据表明资源较富的那些原始社会比资源较差的原始社会工作得更勤奋或更聪明些？只有天知道，你可以挑选你最赞赏的人类学家，正如你可以挑选自己最赞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无法解答上述问题。看来事实上，资源与人类行为之间，不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连。有些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比拥有较差资源的人更为努力；但又有些拥有较差资源的人却比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更为努力。如果我们想解释某一民族的精神充沛的反应，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中寻求一切能够找到的帮助，但我们到头来仍会被迫承认这类问题依然是宇宙间尚未得到解答的谜之一。本作者则认为所有解释中最可取的是领导的偶然性。倘若一个社会在其历史的关键时刻幸运地出了一个好领袖，他能引起人民的兴趣，引导他们去进行创造；他还将创造传统、传说和准则并把它们灌输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以至在许多世纪里指导人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物学的偶然事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领袖也只不过是他们时代的产物，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等于相信，每个国家每年都诞生一位潜在的贝多芬、一位潜在的释迦牟尼和一位潜在的牛顿。具有最高度创造力的人的分布看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难得的偶然事件。时间和地点的境况有助于决定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是否被认识和被利用，但是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这些特殊人物，所以最幸运的社会是当它需要领导时，他们所需要的领导人已经在他们中间了。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三章 经济制度
在前一章，我们探讨了人们为经济增长而作出努力的意愿；在这一章，我们要研究社会制度对这种努力所提供的机会。二者并非互不关联。如果制度能如人意，那么，这种作出努力的意愿便会得到鼓励并日趋强烈；如果有了强烈的意愿，制度也将随之改变。之所以把二者分开，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
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逐一加以探讨。那么，在对某些制度作较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将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密不可分，转到探讨制度的演变及其变化的过程。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除非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这就是本节所要阐述的基本观点。社会改革者们的努力，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不断变化的制度的，以便使制度为努力提供保护。不过，处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人也许既对“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提出争议，也对把“成果”归因于“努力”提出争议。
（一） 非物质报酬
要想激发人们的努力，就必须对人们的努力给予相应的物质报酬。空想社会主义哲学家们常常对这样的想法提出异议。有些人认为，人生来就是，或者说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创造性劳动的乐趣，或者就是为他人服务的乐趣；而另一些人则退一步认为，人生来就是，或者说能够成为满足于社会的赞誉而不求得到物质报酬。
人们从劳动中除了获得物质报酬外，也会得到满足，现在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有些允许创造性地自我表现的工种，报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报酬就有人干。但大部分工作不属于这一类。不仅大部分行业确实是不属于这一类，而且即使在具有吸引力的行业中，大部分工作也是单调乏味的。外科医生切除第２５例阑尾之后，这种手术就会变得使人厌烦，甚至大学教师对自己翻来复去地讲课也会感到厌倦。如果社会依靠的人都是只愿意干那些具有吸引力的事情，那么社会的大部分工作就会无人做了。
其次，为他人服务的心情的确可以给劳动增添乐趣。大部分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如为教会，为本乡本土，或遇到突如起来的灾害——是乐于出力而少要或不要报酬的。
但是，在同我们所在集体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中，除了乐于服务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二者也许会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有的人善于逃避责任，另外一些人则有强烈的正义感，决不愿有非分之举。在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度自觉的集体里，人们是不会在劳动和报酬上斤斤计较的。
不过，除了小家庭而外，很少有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这种理想来维系的集体。
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说，如果大家动手，大家平等受益，而不是某个人从中获取明显的特殊好处，人们有可能不要求报酬上的差别，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人人得到的报酬差不多相等的社会里，人们是不会因为别人从他们的劳动中受益而发怒的。但是，他们也得不到鼓励去做特殊的努力。甚至不偷懒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都得不到鼓励。保证一个人不拿别人的劳动来发财致富这很重要，但这是不够的。因为，除非用不同的报酬来衡量不同的劳动，要人们吃苦受累，尽全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劳动成果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亲密的同道来享有，人们会比之让劳动成果不得不同更广泛的人分享能更加努力，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人们也应当在自己的劳动中得到创造性的愉快，并不否认人们乐于为他们的伙伴服务，也不否认由于得到荣誉而受赞赏会给劳动增添乐趣，这些都是可取的。如果人们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如果他们的工作能为他们所珍视的社会目标服务，如果他们的工作得到人们的承认，那么，人们将会格外努力工作，不过，如果没有物质报酬，他们也会不那么努力工作。现在这一点在哪里都没有比在苏俄得到更明确的承认。苏联建国之初，它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把收入拉平，用勋章和奖章来取代工资上的差别，人们的努力不会下降。经验粉碎了他们的预想，当谋求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政策的重要目标时，苏联的统治者们又反回来依靠扩大收入差别的作法，而认为那种不管工作做得好坏都应付给同等报酬的见解是有害的。
在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发展”运动以来，近几年，具有现代背景理想的社会自治式的权力机构在兴起。在这些机构里，计划鼓励村民无偿地参加有利于本村的公益工程劳动，如筑路、修建学校、打井、建社区中心或其他公共设施。要使这些计划项目付诸实施，需要作一些组织工作：必须有政府官员制订规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还必须筹措公积金以支付材料费或聘请本村无法找到的技术人员。有了这样的组织工作，经验表明，村民乐意出来无偿地参加本地的公共工程劳动。说村民乐意这样做，在城里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一个小村庄里，谁都认识谁，为共同的目的而从事共同劳动的观念也许是改善社会状况的一种十分有效的鼓励。同样，以这种方式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度。首先，这项工程必须是当地受益。村民愿意修筑把本村和大路连结起来的小路，而不愿无代价地修筑为所有人使用的大路；他们也许可以无偿地挖本村的下水道，但是，如果其他地区广为受益，他们就不会干了。第二，这项工程必须使全村人都受益，而不得让一些人明显地比别人得到的好处大得多。
“社会发展”的这些局限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以集团义气为动力的局限性。这种忠诚义气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只要求按步就班，不需要个人的首创精神，每个人成长起来，都知道他应该付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经济系统可以运转自如，甚至可以自动去适应变革，只要这种变革使每个人几乎受益均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不会使每个人同等受益，有些人会比其他人得到的利益多，如果主要是为了别人受益，就很难让人们做比过去所做的更多或做不同于过去所做的工作。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们应当心甘情愿地去循规蹈矩，不计辛苦和报酬。经济增长涉及不同的人的工种和数量的变化；即使上面下令进行革新，增长还涉及这个小集体中个体成员是否愿意自觉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机会，寻求和利用新机会。当然，有些社会看来已经达到在他们生活的那种艰难地理条件和用他们掌握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例如，爱斯基摩人可能正在尽其可能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个性较强就可能发现不了生活中的技术进步；而服从与尽责的约束一旦放松，也就可能反而难以生存。要是经济没有增长的可能，个人缺少积极性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大部分社会的经济是能够增长的，这种增长不是靠从内部来改进它们的技术，至少也可以靠从外部吸收新的技术或者通过利用对外贸易所创造的新机会来达到。那么，我们一旦从稳定状态进入不断变化的环境，人对集体的责任感在个人努力和报酬之间没有紧密关系的情况下，能否足以产生必要的适应力，是令人怀疑的。
这种责任感能否为个人利益留下什么机会，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在致力于加速经济变化的一切社会里，以个性为主体似乎在突飞猛进，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二） 资产的经营管理
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