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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的主题是欧洲和亚洲的冲突，这在他那个时候以波斯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的败绩④而达到了顶点。在此后所有的世纪中，这场席卷一切的战役一直在继续着。萨拉米标志着希腊时代亚洲人向西扩张的终结；然后便是由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欧洲征服了亚洲，到了图拉真①的时候而达到顶峰，随后便是长期的亚洲优势。5世纪阿提拉②在夏龙的败绩和8世纪摩尔人在图尔③的败绩就确定下来了亚洲征服范围的界限；亚洲最后的大胜利是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④。在此后的世纪里，欧洲由于科学技术而占有毫无疑问的优势；相反的运动的第一个信号，是日本人在1904…1905年的战争⑤中打败了俄国。这个相反的运动将要走到多么远，现在还不可能猜测，因为尽管日本无疑地会被打败，但是中国和印度将接踵而来成为亚洲的竞赛者。所以这些尘世上的巨大运动，都是在希罗多德所提出的框架之内出现的。
修昔底德⑥是伟大历史学家中的第二位；他的主题比希罗多德的要小，但是处理得更有技巧，也更加注意准确性。他的题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康福德⑦曾指出过，他的历史著作是以希腊悲剧为范本的：他自己心爱的城邦雅典最后是战败了，就像是一个典型的英雄被命运之神和自负的骄傲驱向了灾难性的但又并非是不光彩的结局。他的写作是严谨的，并且严格限于有关的事情；这里面没有闲碎语的节外生枝，也没有什么令人开心的东西。但是这里却有着一种充满了史诗光辉的手法，表现出人们被命运之神驱向愚蠢 之路的场面，当正确的抉择会带来胜利的时候，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错误，他们由于激怒而变得邪恶，并终于陷入了无可挽救的毁灭。这个主题是一个打动希腊人的心灵的主题。有一种伟大的非个人的威力（叫做〃运命〃或〃正义〃或〃必然〃都无所谓）在掌握着世界，并且高出于神明之上。无论任何人或国家或事物逾越了这个法定的疆界，就都要受到对傲慢的惩罚。这就是真正的希腊人的宗教，而修昔底德则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出色地阐明了它。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布鲁塔克就一直是古代历史学家之中最有影响的人但确实并非是在历史学作家们中间（因为他一点也不可信），而是在实际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中间。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卢梭和哈密尔顿①的思想倾向，就大部分都得之于他；他的箴言供给了卢梭以学理，他的英雄则供给了哈密尔顿以雄心。一个一直都只不过知道他是位名人的人，大概会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轻率的流言蜚语的写作家，他抵抗不住好故事；而且除了少数的事例而外，总是十分愿意讲述乃至于夸大他那些英雄人物的弱点。例如他讲过马克·安东尼②在已经是一个高官的时候，由于带着一名三流的女戏子到处游逛而得罪了人，他甚至于因她而冒犯了极其尊严的地方长官（这还是在他达到足以追求女王③的那种地步以前）。他又讲过恺撒④还是青年的时候，怎样地由于在元老院的一次会上读了布鲁塔斯母亲的一封情书（元老院里是不许任何人阅读任何东西的）而惹了麻烦。于是他就进而以莎士比亚所擅长的那种略带嘲笑的浮夸角度来描绘恺撒。他的英雄都不是完美的雕像；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可能存在过的人，哪怕事实上他们从来也不曾存在过。
写历史可以有许多种美妙的方式，其中有三种可以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布鲁塔克来表明，第四种则由吉本①来表明。我们必须承认，吉本有着严重的缺点。他的学问用近代的标准来衡量，是不合格的；他的人物，哪怕他们是野蛮人，都有着一种18世纪的味道，像是伏尔泰②笔下吃人的牲畜那样；诸侯、战争和政治挤掉了普通老百姓和经济事实，是超出了近代读者所能希望之外的。但是在承认了这一切之后，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并且讨人喜欢的作家。
他的机智和讽刺尤其是当他用它们来蔑视迷信的时候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他的优点是，尽管他对个人的描绘往往令人失望，而他对伟大事件行程的感受则是准确无误的。没有别人曾经提出过一幅历史纲要，能比他做得更好。在一部书③里，要处理好从公元2世纪到15世纪的整个时期，乃是一桩伟业；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丧失过对他那主题的统一性的目光，或是对它那几个部分之间所要持的比例的目光。这就要求能掌握一个伟大的整体，这一点是超出大多数人的能力之外的，而且这一点和他所有的缺点相形之下，就把吉本置于历史学家中的第一流地位。
然而光是阅读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东西是不够的；许多重要的东西，许多令人高兴和愉悦的东西，是只有随意阅读传记和回忆录才能发现的。教授们一定不可妨碍我们去认识：历史是充满了笑柄的，而且最荒诞不经的事情确实是发生着的。我发现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最大乐趣，只是出现在我们很好地认识了某个时期之后；因为那时候，每一桩新事实就可以嵌入它在七巧板拼板游戏中的地位。直到我们对于一位显赫有名的人物知道了大量详尽的细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判断他究竟是不是的确像他表面上看来那么伟大。有些伟大人物越是加以研究就变得越发伟大，我要提到斯宾诺莎和林肯①作为例子。而另一方面，拿破仑在近距离上，就变成为一副滑稽可笑的形象。在他和约瑟芬②结婚的那天晚上，她的哈巴狗在他上床的时候，咬了他的小脚，或许这并不是他的过错；然而在许多看来他是处于不利的场合下，全部的罪责都显然是要由他来负的。在他和塔勒兰③的许多次争吵中，有一次他控告他那位外交大臣是个跛子，还有个不忠实的妻子；在他走了之后，塔勒兰转向旁观的人耸了耸肩膀说道：〃多可惜，这么一个伟人居然耍这么坏的态度。〃他和玛丽·路易丝④的结婚礼是由代理人举行的，他到法国边境来迎接她。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典礼，包括一次国宴，国宴上所有拿破仑周围的伟人和贵妇都是要出席的。宴会的时间到了，时间过了，而皇帝和皇后仍然没有出现。宫内大臣已十分惶惑而失望，最后经过周详的询问，他才发现拿破仑为了享受一个皇帝女儿的垂青，等不及要到宴会之后。沙皇亚历山大⑤采取了自己的办法，佯装成一个头脑简单的青年而完全欺骗了他。在他和拿破仑表面友谊的高潮时，亚历山大写给他母亲说：〃谁最后笑，谁就笑得最好。〃在这两个皇帝的通信中，一切的技巧都是在亚历山大这一边，而一切的装腔作势都是在拿破仑那一边。可惜，历史学家未能强调拿破仑滑稽可笑的那些方面，因为拿破仑变成了一种神话、一种传说，在激励着人们对军事征服的赞颂和对军事超人的崇拜。他对德国人的作用特别恶劣，德国人既赞颂他，而同时又由于他所加之于他们的屈辱而希望复仇。如果他们能嘲笑他，那么他们的复仇就可能对人类的代价更小一点了。
非常不同类型的卓越人物的会晤，常常是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是令人吃惊的。没有任何两个人能比罗伯特·欧文和沙皇尼古拉①之间距离得更加遥远了。罗伯特·欧文是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是一个热烈的无神论者，他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还是一个颠覆活动的煽动者。尼古拉是一个凶恶的暴君，他的统治是黑暗反动的统治；是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到西伯利亚并把巴枯宁②发配到彼得和保罗的监狱里。我们大概不会期待这两个人彼此会喜欢对方的，然而他们两个惟一的一次会晤却是十分亲善的；确实这件事发生在尼古拉做皇帝和欧文成 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前。尼古拉跋涉了一路到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地方来参观欧文的模范工厂，他见到了这里的一切，称赞了这里的一切，还邀请慈善家到俄国去建立类似的工厂。欧文是如此之醉心，乃至把他全部的图版都送给了他这位贵宾这使得欧文夫人大为冒火。他们俩在晚期的生涯中彼此对于对方都想些什么，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另一方面，歌德和贝多芬大概可以被我们期待着是彼此喜欢对方的了，但是并不如此；因为当作曲家到魏玛访问诗人的时候，诗人试图教导他宫廷的礼仪，而贝多芬则愤怒地坚持要按自己选择的样子行事。
关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③，人们写过许多胡言乱语；因为既然两个人都是大人物，亚里士多德又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所以人们就设想着老师必定曾经大大地影响了学生。黑格尔竟至于说，亚历山大的功业表明了哲学的价值，因为他的实践的智慧可以归功于他的老师。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究竟有什么影响，是连最细微的一点证据都没有的；亚历山大恨他父亲①，并且反抗他父亲安置来监管他的任何人。有几封信据称是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的，但人们一般认为它们是伪造的。这两个人事实上是漠视对方的。当亚历山大征服东方并造成了城邦时代被大帝国时代所取而代之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正继续在写他的政治论，其中从未提到过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而且是详细地在讨论已经不复重要的各个不同城邦的宪法。设想凡是同时代人的伟大人物，就会很容易、很快地认识到彼此的伟大，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的情况倒是发生得更多得多。伏尔泰和腓特烈大王②在一阵短暂的友谊之后，竟变成了死敌。腓特烈写的法文诗，伏尔泰称赞得不够；伏尔泰取笑了被腓特烈任命为柏林科学院终身主席的毛柏图斯③，而且最后伏尔泰逃回法国，随身携带着一卷腓特烈嘲讽彭巴杜夫人④的手稿。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伏尔泰对君主的偏爱就发泄为向叶凯瑟琳大帝⑤的谄媚。
历史学在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知识方面，是无可估价的；因为它表明了可以期待着人们在新的境遇之下怎样行动。许多赫赫有名的男人和女人在品格上是完全平凡的，而只是在他们的境遇上是特殊的。平凡的已婚妇女的行为，是密切受到精细的考虑所约束的。她希望着比她的邻居更受人尊敬；由于担心收入受损失，她就一定不能使她丈夫丢脸；她不能以任何公然的方式虐待她的孩子，怕的是得到一个坏名声。然而也曾经有少数女人可以为所欲为，她们都是当政的女皇们。如果她们被认为表现出了女人们假如胆敢的话所会做出的事情来，那么我们就应该感谢社会的约束了。她们大多数都谋害了或者监禁了她们的孩子，往往也还有她们的丈夫；几乎她们所有的人都有过数不清的情人。叶凯瑟琳大帝这位〃北方的Semiramis〃①，像是伏尔泰所称她的在变得太老太胖的时候，还要支付给她的情人们庞大的薪金。即使是那时候，他们也会企图逃越边境的；但是如果他们被抓到的话，他们的情形可就更糟糕了。猜一猜，如果我们可敬的邻居们是女皇的话，她们有哪一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事。
一旦你知道了某个时期的历史的总轮廓，再读读那时候的信件和回忆录就会是很开心和很有益处的事了。不仅是它们包括有大量详尽的细节，使人有可能认识到有关的人们确实都是生活过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者们并不像历史学家那样的知道行将发生什么事情。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所发生的事情说成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仿佛是当代人就必定已经预见到行将到来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了那些只能是猜测其后果如何的人们的错误和惶惑，而且往往还是猜错了的时候，那么一切就变得格外鲜明如画了。我们会诧异当发生重大的事情时，人们竟然往往关注着小事情。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迫使波旁王朝逃亡时，路易·菲力普②写了无数悲叹的信，但都不是关于公务的，而是关于他的孩子的哮喘病的。当高尔勋爵③不得不逃离奥斯特里茨战场④时，最使他烦恼的就是道路崎岖，而他马车的弹簧又出了毛病。当西赛罗驶离意大利以逃避第二次三雄政体对他的禁令⑤时，他中途折回是因为他认定晕船要比死亡还难受。
现在可以撇开琐碎的事情不谈，而来考虑一下历史上某些更为严肃的方面。这些方面是太多了，很难知道要从哪一个开始；或许此刻最自然的是首先想到军事史。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对各个战役的细节的描述，那在大多数的历史书里是多得不得了的，我的意思是指战争方式的变化对于群体的一般生活的影响，以及成功的军事形式和其他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战争通常是被人浪漫化了的，其实战争也是一桩业务正像别的业务一样。大多数人都想像着，圣女贞德①在英国亨利五世②对法国予以多次打击之后，曾为法国的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想，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法国胜利的真正原因，乃是火炮的日益增长。英国人依靠的是他们的弓弩手，这些弓弩手是能够击败法国的骑士的；但是面对着大炮，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在整个西欧，在圣女贞德之后的60年左右，这种新的作战形式使得国王们能以制服造成了许多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的那些骚乱不安的诸侯们。专制政府和民事秩序这两者，都是由火药带给西欧的。这两者会不会也被飞机带给全世界呢？还是它将仅只带来其中的一个呢？如果是一个，又是哪一个呢？
法国革命引来了一种新型的战争，在这种战争里整个民族都热烈地参加了进来，因为他们相信它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是要保卫的。战争曾经是国王们和小贵族们的事情；军队是由雇佣兵组成的，而一般民众则是漠不关心地在袖手旁观的。如果路易十四③征服了德国的某个部分，那对于少数诸侯和他们的附庸是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它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当全欧洲的反动势力都配合一致来消灭革命的法国并恢复波旁王朝时，每一个从封建的重担之下被解放出来并且获得了他的领主的一部分土地的农民，就感到自己要为某 些东西去战斗了。所有法国的科学智力都来从事设计和制造出更有效的炸药的新方法，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协助战争的努力。这个结果震惊了全世界，法国的成功受到德国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欢迎。在拿破仑的暴政把从前的朋友转化为敌人之后，德国在1813年的战争中①打了一场类似的人民战争，而且这一次的成功更为持久。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各个政府都已经日益认识到有必要使战争成为人民战争，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而使用了人民教育这一有效的武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具有着能使人人都参加战争的优势。我认为很可怀疑的是而且我看得出戈培尔②在这一点上是同意我的一个在不民主的政权之下的国家，会不会在灾难中也能像英国在1940年③那样屹然不动。这是一个最强而有力的理由，可以希望民主政治永世长存。
人们时常说，战争的胜利总是由于优势的经济资源，但是历史表明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是永远不变的。罗马人在布匿战争④开始时，比迦太基人的资源要少得多，然而他们胜利了。在罗马帝国灭亡时，它受到日耳曼和阿拉伯入侵者的蹂躏，这些人在他们自己这方面除了勇武和贪婪之外就一无所有。16世纪后期和16世纪西班牙的衰落，几乎必须完全归咎于愚蠢和狂热，而不能归咎于缺乏资源。在目前的战争⑤里，联合国方面尽管有着优势的资源，却已经丧失了法国、马来半岛、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罗马尼亚的石油、乌克兰的小麦；无疑地他们将会收复它们，但是这些损失却表明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战争的民族都能做出什么事。可以说的就只是，假定有同等的能力和同等的决心，那么具有经济资源的优势的一方，从长远说来，终将获胜。
然而最近的时期在作战方面引进了一项重大的变化，有似于由火药所带来的变化。正如火药给了国王们以凌驾于诸侯之上的优越地位，与那些很小的或未经工业化的国家相比，现代武器也就给了大工业国以同样的优越地位。在以往的时代，一个小国可以顽抗一个大国很多年；现在它最多只能顽抗上几个星期。大工业国，按其工业能力的顺序，有美国、德国、俄国、英国和日本；其余的国家则没有地位（除了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惊人力量）。所有在战争中的头等强国，就集中在这五个国家中间；如果其中的两个战败，那就将集中在三个国家中间了。我认为任何研究战争史的学者都必定得出结论说，最终的问题是由一个政府它或许将是几个国家的政府的联合来掌握所有的军事威力。这里有许多偏见和心理障碍是要加以克服的，但是单单军事事实的压力就必定终于变得无法抗拒尽管我不想冒险预言在多长的时间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