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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香港(选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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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个独特的城市,她足以与纽约、伦敦相媲美。在全世界24小时“财经时间”中,三个不同时区分别就是纽约、伦敦和香港。而香港区别于纽约、伦敦的一大优势是,香港周边环境经济差别很大,特别是有蓬勃发展的中国内地,这令香港有更大的潜力服务周边。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以及非典等导致的经济逆境,使市民产生怨气,信心减弱。但是,香港的优势还在,有成熟的经济体系,健全的法制,更有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我要做的就是,恢复民众信心,发挥香港的经济优势。
  香港经济要持续增长,关键是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旅游、物流、信息等中心地位,强化香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国际资本要进入中国,我们要成为最佳桥梁,中国企业要冲出国际,我们要成为最佳跳板。
  我们要坚持“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纲领,实行“市场主导,政府促进”的方针,保持一个廉洁的政府,维持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坚持低税制度,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喜欢在香港投资。
  我们要发展本地的自由市场,政府不但要尽量避免干预市场运作,还要为灵活回应市场动向,为自由市场创造条件,我们要审视每个行业反竞争的行为,采取措施确保自由市场有效运作。
  我们要增强作为国家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桥梁,提供优质、高增值、富创意的服务和产业,并以此为主要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要缔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大力吸引内地和外地公司来港发展。
  我们要稳定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让世界各地和本地投资者,放心地把资金投放在香港。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几点,香港就有一个发展经济的良好基础,至于具体政策,主要还是在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多下工夫。
  我们要抓紧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机遇,加强和内地各省市的经济合作。
  我们将继续推动大型跨境建设,争取港珠澳大桥早日动工。今后香港的交通运输建设,都会从整个地区的角度筹划安排,切实纾缓过境运输的瓶颈,推动物流业的发展。我们会把和广东省基建协调发展的模式,推广至与泛珠三角区的合作。
  我们要进一步利用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协定(CEPA)的优势,积极落实,并扩大“个人游”。 要配合内地金融体系的开放步伐,进一步发展人民币业务。
  我们要鼓励香港的公司、专业服务行业和市民到内地发展,同时吸引更多内地和海外精英,来港发展。
  总括一句,我们要善用背靠祖国的优势,全面发展经济。
  要创造和谐及包容的社会,政府必须兼顾中下层的利益。请问怎样令中下阶层不觉得被忽视?
  每个社会都有穷人,但穷人不应该永远是穷人。香港要兼顾社会不同利益,营造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提升政府管治能力,稳步发展经济,给更多人创造向上的机会。虽然不是每人都能致富,但每人都应有机会致富。
  我必须是代表弱势社群的强者。我必须为沉默的大多数大胆疾呼。我将努力为社会带来和谐。
  在黑暗中,与其许诺给予所有阳光,远不如只承诺一支蜡烛而送上两支。同时我们必须将希望赋予下一代,使他们相信,只要我们一齐努力,香港必有最美好的明天。
  大约20年前,我的儿子年纪还很小,我偶尔和他一起看电视,当时有一个儿童节目叫“我都做得到”,让小朋友实现自己的志愿,亲身试一试自己想做的工作,节目主题曲有一句,“原来只要努力做,我都做得到”。这不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香港精神吗?
  怎样排除纷争,凝聚共识,构建起基本法所规定的、名副其实的行政主导体制?
  行政主导的核心力量是公务员团队,这个专业、非政治化的班子,在我们的政制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保持他们的士气,让他们继续在体制内发挥稳定作用。
  特区政府还应逐步开放,让有志从政的外界人士,加入政府,实践理想,同时让有志从政的公务员,可以脱离公仆行列,投身政治。这样可以把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工作分离,让无意从政的公务员,毋须负责政治工作,更好地扮演政治中立的公仆角色。
  特区政府实行的主要官员问责制,是香港政制发展的新事物。任何一个新的制度执行时都会有磨合期,特别当原有制度已有一个长期的传统,磨合期会相当痛苦。我组成新政府后,希望经过几个月工作初见成绩之时,主要官员和公务员的合作加强后,日后的工作会更顺畅。我将以我做公务员的经验,在双方找到中间点,我相信我会做得到。
  在您的心目中,最理想的行政长官应是什么样的呢?
  香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行政长官,我自己只是比较幸运而已。要做行政长官,最重要是勤干,有责任感,本身要有素质,要有诚恳、忠诚的态度,品格要好。我相信香港很多青年人都有此品质。
  而要成为一个好的行政长官,最重要的是心地要好,要有敏锐的耳朵听取市民诉求,还要有决心做事,并有魄力坚持做该做的事。一个最理想的行政长官应该具备的经历是: 首先是一个在商界或者政府有六七年历练的大学毕业生,有热诚加入政府工作,几年后竞选立法会议员,再做局长、司长,一级级晋升,最后再做行政长官。
  我深知行政长官一职责任重大,出任此职的人,务必是一个高标准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们国家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反分裂、促统一的重大历史任务,对行政长官的要求更高。
  您在行政长官的任上,如何继续加强特区与中央的关系,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及交流?
  我必须郑重指出,香港无论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建设和谐稳定社会,以及逐步发展民主政制,都离不开各方面的互相尊重和信任,当中最关键的是中央和香港要有高度的互信。中央对香港的关怀和支持,正是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最大保证。
  感情上,我们和祖国血脉相连,我们会因为国家成功送人上太空而兴奋莫名,会因为国家队在奥运夺取金牌而欢呼雀跃。经济上,我们和祖国唇齿相依,我们会因为与内地经济融合而受惠,我们会因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而获益。香港和国家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
  我将促进市民对国家和香港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促进市民对国家现状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加强市民对《基本法》的了解,增进港人和内地同胞的交流和感情。
  香港背靠内地和面向世界,应该并行不悖,香港既要接通内地,也要走向世界。香港要贡献国家,也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维持本身制度的特色,既深化和内地的融合,也强化和国际的联系,帮助外国企业到内地投资,同时为内地企业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服务,协助他们走向世界。
  2005年6月24日上午9时整,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61岁的香港特区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面向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监誓下,举起右手,用带着香港口音的普通话庄严宣誓:
  本人曾荫权,谨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服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宣誓仪式结束后,温家宝总理随即会见了曾荫权,他在开场白的最后说: “我想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作为对曾先生的勉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曾荫权时,语重心长地说:“我送你一句话,希望你不负众望,恪尽职守,奋发进取,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出新贡献。”
  时隔4天,6月28日下午,曾荫权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接受本书作者专访时,回想国家主席和总理各在一个多小时里的会见,仍然心潮澎湃。他说:“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他表示,“在未来两年任期里,有些计划要在其间开始,但还不能完成; 有些已经开始,我们继续; 有些则要营造一个开始的势头。”
  高度支持下自动当选
  2005年3月1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因健康原因向中央请求辞去行政长官职务并获得批准。按照基本法和香港特区有关法律规定,香港特区须在当年7月10日前选举新的行政长官。
  5月25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行政长官选举修订条例》,规定7月10日举行行政长官补选。曾荫权当天宣布参加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补选,并依法向国务院请辞政务司司长职务,即时开始休假,把署理行政长官的担子转交给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以便为参选做准备。他在当晚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强调,他无所畏惧,也没有私心,为市民服务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令他参选的惟一动力,是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香港的成功出一份力。他希望市民能以作为国家及香港的一分子而自豪。
  在董建华宣布辞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个半月后,6月2日,国务院根据基本法有关规定,批准曾荫权为参选特区行政长官辞去政务司司长的职务。曾荫权随即宣布: 他参选行政长官的选举工程正式启动。
  从6月3日至6月16日行政长官补选接受候选人提名期间,曾荫权出席公开论坛,接受市民现场质询,亲自到访香港18个区,分别和市民直接对话,做出庄重承诺,举行造势大会,力争“一票都不能少”。他表示,我面对的不仅是800人选委会,而是700万香港市民的期望。我要让市民清楚知道,我如何去做,为什么去做,为什么能做得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以及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等各界人士组成。按照规定,获提名的人士必须取得至少100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最终,3名参选人中,只有曾荫权一人成为有效提名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得到674位选委的提名支持,自动当选为行政长官人选。根据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他的任期是第二届行政长官余下的任期,到2007年6月30日为止。
  成功经历折射香港精神
  曾荫权的人生经历,折射出香港由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渔村,演变成举世知名国际大都会的成功故事。他的经历所体现的,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
  曾荫权生于1944年10月,祖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回龙新基村。作为一个警察的长子,他难以忘怀没裤子穿、一家8口住在警察宿舍的童年。虽然生活十分穷困,却苦中有乐:“我们有一个时间,那是50年代,住很小很小的房间,但一家人在一起,没有感觉缺乏什么东西。”曾荫权回忆说,邻舍生活,其乐融融,兄妹结伴“打球、捉迷藏、踩单车”,就这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父亲曾云信奉“棍棒出孝子”,身为长子的曾荫权经常挨打,但这无损他对父亲的敬爱。他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幼被严父管教:买了隔夜的面包要打,买了发馊的豆腐也要打,可能因此养成了处事谨慎、坚毅刻苦的性格。
  长兄如父,能够统领四个弟弟一个妹妹,与特区首长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谋而合。曾荫权为此笑言:“有势力、有权力,但也有责任。我们家不富裕,我和大弟没有机会读大学,赚钱供老三、老四他们读大学,但我并不觉得我和老二少了什么,香港给了我们机会,在努力下,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香港梦,不是我个人的,而是香港每个市民都有的。”
  由于幼年的经历,曾荫权一向相信努力会有回报。中四那年,由于中文不合格,被从B班降到D班,他视之为“奇耻大辱”,于是奋发图强,于中五时再升回A班。1964年,20岁的曾荫权预科毕业被香港大学建筑系录取,但他本人的兴趣在机电工程,加上自己是家中长子,需要先工作挣钱帮父亲供养弟弟妹妹。他开始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现时以生产“伟哥”闻名的辉瑞制药当推销员。回忆这段经历,曾荫权说,乐于求学和时刻反省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弥补个人的短处。“当年做推销员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吃的白眼、碰的钉子不少,但练就了我今天的耐心及与人沟通的技巧,还有每天都做自我反省的习惯。”
  1967年1月,曾荫权考入港英政府工作。尽管没有大学文凭,但他却靠勤奋刻苦在公务员队伍中得以快速提升。两年后他升任二级行政官,4年后成功转职政务官。1981年,港英政府送他到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学位,他以9A的出色成绩毕业,成为港英政府内首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高官。对此,他谦虚地表示:“我珍惜每个机会,对每一门课程我都全力以赴,我很喜欢学习,但有这样好的成绩,我也很意外。”当年身在美国,曾荫权几度午夜梦回,只想吃一碗香港的云吞面:“那年冬天,外面下大雪,我的思乡病很重,我想念的不止是一碗云吞面。我的老家是香港,国家是中国,我知道,我一定要回来的。”
  学成归来,他很快成为当时布政司霍德的主要助手。1985年香港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进入过渡期,曾荫权协助霍德处理有关香港前途的问题,初露头角,并赢得“难题杀手”的美誉。之后他在港英政府长期负责财经事务,1993年5月任库务司,两年后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香港回归后,他在特区政府继续执掌财政大权,2001年2月被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政务司司长。2002年,他因“多年来竭诚服务香港,成绩超卓”,荣获特区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曾荫权最为人熟知的,是香港回归之初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力主特区政府入市狙击“大鳄”。当时有人批评此举违反香港市场经济一贯的做法,为日后开了一个“坏先例”。不过事后的大量事实证明,若非政府入市,香港的经济将会被进一步拖垮。那阵子曾荫权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类似鳄鱼的动物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他在事后承认,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他曾在夜半时分两度落泪,“哭了两次,两个晚上。”既是为香港忧心,也因入市决定事关紧要,不能错,“做错了,受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香港市民。用的储蓄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香港市民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那该怎么办?”言及于此,他仿佛仍心有余悸:“对付炒家是应该的,但对我自己的经济信仰而言,入市是不对的,我支持自由经济,但当时市场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不能不做事。”一经决定,便要勇往直前,“决定了就不怕,一定要做好!当时外国人欺负我们,但我们经济基础很好,没有贷款,有充裕的储备……”1998年9月底,曾荫权前往欧洲和美国访问,利用出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年会议的机会,详细解释了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的原因。他以扎实的金融功底和经济学素养所做出的阐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曾荫权的办公桌面上有两件特别的物件:一张餐单及一本书的封面。曾荫权说,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东京一个宴会上,特别为他在餐单背后写了“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江泽民”11个字,这张餐单他一直珍而重之地保留着,镶起来放在桌上。“另外一件是Fortune出版公司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发行本,当时有个资深的作者写了篇文章叫作 THE END OF HONGKONG,《香港的末日》。那个封面我也镶起来放在面前。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启发。”
  恩爱鲍笑薇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支持。曾荫权的经历典型地印证了这句名言。当年正是太太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曾荫权才加入政府工作,开启了从政之门。
  “孤单的推销员”是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时对当年境况的自我比喻。几十年后他对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刚毕业找工作不容易,从7月一直找到11月才找到工作,做推销员。我挺喜欢做推销员的,那间公司很好,对我又好,但太太一直都不中意,说我成日东奔西跑,又要抽烟。我跟着人学抽烟,呛得要死。她、我阿妈、我姑妈,叫我一定要考入政府做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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