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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年轻人须培养多元包容的胸怀，多与不同背景人士交流，以促进共融的社会。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城市、有文化内涵的国家，应当可以容纳不同的思想、意见和批评，从多元化中取得创新与凝练。
在现今个人主义高涨的新一代文化中，如何促进年轻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从而扩阔视野、提升对社会的承担感，是香港特区政府整体青年发展策略的重点目标。因此，政府和所有关注青年发展的团体，不断开拓青年参与社会的渠道和空间，目的是让年轻人透过参与青年团体和社区组织的活动或社会服务，与不同背景、不同才能、不同识见的人士相处和合作，接触社会上的不同社群，尤其弱势社群，从而亲身感受社会上的各种情况，激发热诚、启发思考。
您如何看待香港与内地文化产业合作的前景？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和独立关税区，加上自由的市场政策、独立的司法制度、自由流动的信息网络、国际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丰富的海外市场开拓经验，一定可以在内地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而内地各地拥有不同的优势，包括丰富的文化资源、巨大的市场空间、丰富的人才储备以及雄厚的文化产业基础，也是发展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们两地互相合作、结构互补，一定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拓展新的领域，增添新的内容。
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华文化必须寻找新的扩展方式。文化产业是一条流动而开放的产业链条，可以将各地的文化创意、生产要素和销售市场连接起来。中华文化区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包容性强，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色彩。我期望我们中国人可以利用创意产业的金色链条，将整个国家各方面的优势都结合起来，再将中国与周边的区域市场结合起来，进而与世界连接，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也让世界分享到中国的先进文化，从而增进区域和平，确保中国的长远利益。
您曾经讲“一国两制”是香港进步的最大动力，但这个动力仍未开发出来。如何理解？
中国是个大国，在开放政策方面必须要考虑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开放需要有秩序地逐渐进行，例如货币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必须审慎而行。香港则历来是自由社会，而且是城市经济，没有太大顾虑，可以全方位对外交流。然而，香港缺乏经济腹地，而且对外谈判等国际角力，则需要国家在背后支持。
香港回归后，正好解决了国家和香港以上两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威力。目前只是在金融合作等方面较能展示，其他方面仍有潜力，需要时间来摸索工作的模式。
《心系家国》播出之初听到一些反对声音，经过几个月后市民似乎接受了，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香港回归后，各界相当关注如何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问题。为此，公民教育委员会联同青年事务委员会于2004年中成立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目的是制订在学校以外推广国民教育的策略及计划。专责小组于2004年国庆节开始推出“心系家国”电视宣传短片，每天在各大中文电视台的主要新闻前播放一次。这是香港首次贯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宣传短片。
短片的主题，即“心系家国”，旨在表达国民关心家庭和国家这份自然的情怀，我们希望藉着短片提高市民的国民意识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感。
短片推出初期，我们收到不少市民的意见，当中包括赞赏及批评的意见，其中较多人提出的意见是在短片中加上国歌的歌词。因应市民的诉求，国民教育专责小组于2004年底为短片配上了国歌歌词，让公众更熟悉国歌的内容。
为进一步提高市民对国歌的认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于2005年5月底开始加强改进“心系家国”短片的内容，由嘉宾讲解有关国歌的历史、制定的时代背景及歌词的精神等资料。
“心系家国”短片自推出至今已有大半年，我们收到的公众意见数目逐渐减少，显示市民逐渐理解播放短片的目的，也普遍接受我们因应市民的意见对短片做出的改动。我很高兴现时我们收到的意见；较多是有关对国歌歌词及背景的查询，可见短片引发了市民进一步了解国歌的兴趣。我们现正制作新一辑贯以国歌的电视宣传短片； 短片将以《祖国近貌》为题，预计于2005年下半年推出。
这个过程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即如果你坚信一件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你就要坚持到底，不怕批评。只要本着爱国之心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一定可以逐步得到认同。
您说过您是民政事务局局长，也是香港的文化局长。在文化政策方面，您的夫人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我们在家里不谈政策方面的事，我不把公事带到家里去。但我的工作受到她默默的支持。由于夫人以前工作的关系，我同电影界很多导演、制片、演员以及其他方面的文艺家很熟悉，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文化事业，以及他们的需要和想法。
作为香港主管文化的机构，民政事务局在振兴香港电影业方面有何举措？
香港曾有“东方好莱坞”之称，港产片曾是香港欣欣向荣的标志，也是香港文化的最佳展示平台。发挥和利用这一优势，可望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
我们希望透过CEPA，为香港电影业打开国内（尤其是珠三角）的市场。
通过康文署电影资料馆举办的各项活动，提高市民对电影欣赏的兴趣，并突显电影作为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每年拨款超过100万港元，资助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香港国际电影节在添马舰举行的户外播影活动，其中包括一晚播映港产电影，向市民推介本地的优秀电影作品。
康文署辖下的电影节目办事处，为推广香港的电影和录像文化，常年举办和赞助约900场电影和录像节目、工作坊及研讨会等，并通过举办各种专题电影节目及相关活动，例如“世界电影经典回顾”、“儿童电影合家欢”、“微波国际媒体艺术节”等，以推动本地电影及媒体艺术的发展。
我们还积极寻求与各领事馆、文化机构及电影组织合作举办不同类型的电影节目，以提供公众欣赏多元电影文化的机会，并促进文化交流。2005年的节目包括“中国电影展”、“德国电影精选”、“南非电影节”和“法国电影节”等。
通过香港演艺学院的电影课程，为电影界提供技术人才。举办“第三届大中华地区大学生影视奖”及青少年讲座等推广活动，提高香港作为亚洲影视娱乐中心的地位。
香港艺术发展局屡获民政事务局辖下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拨款进行独立电影拍摄计划，鼓励创意，发掘并培育有潜质的本地电影制作人，提高电影工业的艺术素质。
您经常以孔孟老庄的思想，阐释您对社会问题的见解和政府的政策，显示出宽阔的胸襟视野和学问修养。这种功力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我早年在私塾读书，接触中国经典文化，而且香港旧时的基本教育，也沿用往日的文选，因此只要用心，都能有一定的国学知识。平日我也注重阅读经典，也喜欢和学者、文化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交流知识。
中国自从周朝以来就是文明大国，很多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古人也曾面对，也有概括性的论述。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继承这些知识，面向现代社会才有根底，也才有自己的民族视野。
香港成功争得协办奥运马术比赛，是特区政府和有关方面努力的结果。您说协办马术比赛“有危也有机”，为什么？
能够有一个奥运项目在香港举行，就算不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至少也可说是百年难得一遇，至少在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协办一个奥运项目，也是将奥运精神、体育精神带来香港，我希望能做到全城沸腾、全城投入这个项目，凝聚社会的力量，也可向国际社会显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气魄，以及我们做主人翁的好客活力。这个对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很有帮助。当然，国家能够举办2008年奥运，我们能够分享其中的光荣，这种参与感和投入感更是不用说的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可藉着举办马术比赛的项目，将体育政策的发展提升至另一台阶，使香港市民都关注香港体育发展，关心我们的运动员，使我们这些站在运动员一边负责体育政策的官员能大声点讲话，争取资源，为体育发展谋求更长远、更有力的推动，为精英运动员和普及化的运动项目，能大声讲话。这个对体育发展来说是莫大的裨益。
现在距离我们举办赛事还有三年光景。在这三年内，我们会尽量推动、推广及宣传马术。由于现时马术在香港仍然是一个小众活动，所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也希望香港马术联会能够把握今次机会，将马术这个项目推广给香港市民认识。我知道亚太区、澳大利亚，甚至日本及马来西亚均对马术非常有研究，市民对这方面也很热心，所以我们有很大发展空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民政事务局的工作涉及面广且不容易显出政绩，您可否讲讲上任三年多来的感受？
《论语·学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首就是这三句话，都是讲做人如何达到心境愉快的。首两句意思都知道，第三句是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恼怒，不也就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作为政府官员，有时候要做一些艰难的工作，能够与民众或者传媒沟通，得到宣传当然好，但在香港目前的氛围里，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不被别人所了解，或被人误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为本。
《论语·里仁》还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意思是不怕没有职位，怕的是自己没有能够任职的才能；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问题是要使自己有可以为别人知道的才能本领。
政绩，不是我一人的功劳，是整个特区政府的同事和相关民间团体的合力。做必要的政治宣传，不是要为自己争取政绩，而是要肯定整个团队的努力，提升士气，令施政畅顺。
“为政不在多言”，政绩不政绩，宣扬不宣扬，要看政策的本身需不需要民众理解、或者谅解，需不需要支持。个人荣誉是其次，重要的是基于工作性质的考虑。我是抱着这个务实态度的，心安理得。
您舍弃自己的专业和优厚的收入来为政府服务，每天还要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还要面对责难和攻击。您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绝对没有后悔！我反而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我曾经希望做个好医生，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但后来我感到靠自己的一双手，每天最多也只能治好20个病人，因此我就决定在医学院教书。我回到香港后就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成为该院第一任眼科教授，希望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给更多的人。如果培养出10个学生，每个人每天能为20个病人解除痛苦，每天就可以为200个病人服务，有更多的人可以受益。但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过程还是太漫长了，我就思考如何尽快地把我的知识让最大量的人可以受益，最好的途径就是参与政策的制订。这就是我为什么加入政府的动因。
加入政府以来，有过挫折感的时候。做医生毕竟你是专业人士，病人都是听你说的；作为政府官员，最好是多听多做少讲。同事们给了我很多意见，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许多。
2002年7月18日，何志平第一次步入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办公室。从这天起，他已预计到未来的日子将是波澜起伏，绝不可能再有自己过去在眼科医生诊所那样的平静舒适。他强调自己的职责是“为小市民解决小问题”，将“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何志平弃医从政前，1988年就成为全港首位眼科全职教授，曾任香港眼科医学会会长，拥有英美等国的专业资格，并就“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视网膜脱离”著书立说，是国际公认的眼科权威。他曾为邓小平诊治过眼病，1989年还亲自操刀为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摘除白内障。
在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前，他担任的公职不仅限于医疗方面。他曾任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委员，临时市政局议员，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他还曾服务于香港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等机构，是2001年董建华竞选连任助选班子的成员。1993年至今，他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何志平上任后的政绩，仅从立法会的记录中就可见一斑。《香港康体发展局（废除）条例》、《2001年赡养费欠款利息条例》、《村代表选举条例》、《种族歧视条例》以及《赌波（球）规范化条例》等，这些争议多年、分歧颇大的法例，均在何志平与同事们的努力下，赢得议员和社会的支持。
何志平笑称他所承担的工作就是深入地区基层，举凡文化、艺术、康乐体育、基础设施、博彩、人权、绿化工程，等等，都是在地区层面落实、推行，旨在提升市民生活的质量。百溪成河，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功，却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和谐大有裨益。
赌波（球）规范化是何志平一上任就接到的烫手山芋，社会上反对、支持的声音各有理据，难分高下。他深知一些团体最担心病态赌徒和赌波（球）规范化后可能引起的青少年赌博问题，就频频现身各大团体，与教育界、宗教界、区议会和社会福利界深入讨论，并向市民清楚解释政府政策的立场和方向。为体察社会福利界的忧虑，他还在深夜造访戒赌中心，了解病态赌徒的情况，为日后设立专门为之支援服务的“平和基金”打下基础。
村代表选举改革阻力重重，对何志平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他走访各区居民，进行解释游说。他说，“民政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就要与人多接触，建立更多更广的社会网络，与居民建立伙伴关系。”虽几经波折，《村代表选举条例》最终顺利通过，正是何志平与同事们做足工夫的结果。
地区工作具体烦琐，市民的需要也很细微。何志平不厌其烦，微中入手，为市民做了一件件实事。振兴粤剧、筹办2009东亚运动会、成功争取协办北京奥运马术比赛、解散康体发展局成立体育事务委员会、保护文物古迹、恢复抢包山民俗活动和国际龙舟赛等，看起来虽多少有些庞杂，却无一不是市民关心的话题。
何志平是特区政府中最早力主推动与内地融合的主要官员之一。他上任以来，不仅与泛珠三角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合作协议，而且与国家体育总局就体育合作达成协议，还与内地许多省市建立了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关系。
中学时代一起就读香港男拔萃书院的同学说，何志平是个奇才，他是读完音乐再读医的，居然成了眼科权威。何志平学生时期曾醉心小提琴，中六时夺得电台举办的音乐节奖学金，1968年赴美国进修音乐，其后改念化学、物理，最后在田纳西州温德宝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完成后，他在美国当了一段眼科医生，之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84年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当教授，1994年起私人执业。据他当年的助手说，他把音乐融入医疗，“同病人做手术时一定会播古典音乐给病人听”。
而音乐还使他体悟到如何从政：“初期接触时可能感到辛苦、气馁或艰难，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在九龙油麻地板房里长大的何志平，12岁那年在学校第一次观看管弦乐表演，就爱上了小提琴。但由于家景不宽裕，当他提出想学小提琴时，遭到了妈妈的反对。后来，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妈妈终于答应他借学校的琴来练习。当时的何志平个子小，手也小，拉弓时很吃力。几经辛苦，才找来一把相当于成人用琴四分之三大小的小提琴来练习；等到长大后改拉成人小提琴，又要重新调整所有的姿势。“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当时确实吃了不少苦头。”
弃医从政，何志平失去的不仅是丰厚的收入，还要承受从专业权威到每天面对责难甚至人身攻击的落差。但对他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冷落了家中至爱的妻小。2005年6月18日父亲节前夕，他在题为《寄女儿》一文中写道：
我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最失败的就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伴我5岁的女儿。有时候半夜回家，带着内疚静静地倚在床边，看熟睡的女儿，是那么美丽，一日的疲累减去大半，更会决定明天一定要抽时间陪她玩，但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承诺。
……
因为公务繁忙，很多时候都觉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