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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一样，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日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开始，一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其间有10年时间，延安便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照耀中华民族前进的灯塔。中国共产党便开始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延安时代。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伟大的长征，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从遵义会议开始，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党在延安召开七大，又经过10年努力，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的力量成倍壮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时代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历史过程，代表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本书记载了从1937年1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时表示“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是要回延安的”经历。想通过毛泽东在延安的活动，一个一个的故事，每个故事以一个事件为由，既单独成篇，又互相衔接，似涓涓细流汇成大河，讲述建国后收录《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许多文章写作时的环境及历史背景，以能更加深入地探究我们党之所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原因。
学习党中央在延安的历史，详熟毛泽东在延安的事迹，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今天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能力与本领，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73
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折的枢纽，消除了内战的危险，实现了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离延安向西安一带集中。按照与东北军达成的协议，由工农红军接管延安。但这时，延安还是由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县府保安队等千余人据守着。周恩来在1936年12月15日赴西安商谈国事的前一天，指示有关同志与国民党县府官员谈判，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延安，如果不行，再由部队解决。12月17日，江华率领红一团进驻延安，接管了县府，并很快组成以王观澜、江华为首的工作委员会，王观澜任书记，江华任延安城防司令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初，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到延安，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准备。
这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在保安。12月底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写好《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刚搁下笔，见警卫员进来送开水，就嘱咐他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警卫员问：“主席，往哪里搬呀？”毛泽东说：“往陕北最大的城市搬，那里有汽车、飞机场、商店，总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警卫员猜出来了，问毛泽东：“我们是不是要搬到延安去？”毛泽东笑着说：“你猜对了，我们就是要搬到延安去。”
1937年1月10日，保安的乡亲们都来给毛泽东送行，大家含着热泪说：“我们实在不想让您和红军同志走啊！”毛泽东亲切地对乡亲们说：“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迁到延安去。到延安去，是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我们到了延安，永远不会忘记保安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这一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前来欢送的乡亲们，离开住了6个月的保安，向延安出发了。
毛泽东等经过4天的长途行军，1月13日到达延安。快要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同志们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是陕北的大城市。过去延安一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现在刚刚解放不久，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
这一天，延安人民听说毛主席来了，都纷纷聚到大路两旁，有红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生、城乡群众，还有从四乡赶来的赤卫军和甘泉、富县的群众代表。欢迎的人群从北门一直排到数里外的大砭沟口。大家高举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形旗帜，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下午2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延安西北川，沿杨家湾、兰家坪、杨家岭小路而下。各界代表立即跑向前去迎接。毛泽东同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好！这时，有一位代表牵来一匹头扎红布大花球、脖子上系着锃光发亮的铜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主席骑马过河。毛泽东感谢延安人民的盛情，谢绝了骑马，同代表们一起走下河岸，踏着坚冰，走过河去。他和蔼亲切地和代表们肩并着肩，边走边谈。他关切地询问了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又问到各革命团体开展工作的情况。当毛泽东等走到大砭沟口时，沿路两旁响起了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微笑着，频频向群众点头挥手。欢迎的群众见毛泽东走来，沸腾了，个个欢腾雀跃，欢呼声、口号声和歌唱声响成一片。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于1937年1月1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毛泽东出席会议，在听取延安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观澜汇报在延安20多天的工作情况后，毛泽东发言指出：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喜欢减少。毛泽东强调：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毛泽东说：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就不能用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1937年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迁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由于学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校的扩大，为加强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和建设工作。
3月2日，抗大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亲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毛泽东勉励全校教职学员特别是知识青年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
徐特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他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老师。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60寿辰。中共中央为了表示对这位老战士的敬重，特地在1月30日那天为他举行庆祝会。毛泽东除亲自出席庆祝会，为徐老祝寿外，同一天还给徐特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贺信说：
“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在毛泽东的发起下，徐特立共收到祝词、诗、文章等达千余篇。
1937年2月22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长征记》在延安编竣。内收110篇作品，计30余万字。因为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这部书推到1942年11月20日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出版。毛泽东是这部书编写的发起人之一。1936年8月5日，他与红军前线、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联名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的电报和信件。内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另一件内称：“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这部书的具体编辑是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一共收到几千篇稿子。在正式出版前，一些作品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起到积极作用，达到预期的目的。《红军长征记》的编纂工作是我党直接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写作运动。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会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毛泽东还以“围剿”二字作了简短演说。
同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同她进行了问答。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善意中立；在这个基本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许多。
问：新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一步。
……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在3月16日至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谈话稿，曾想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国内外广为宣传。
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29日，毛泽东致信范长江，说：“你的文章（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引者）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即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引者）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延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56人。会议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关于张国焘的错误问题。
3月23日，毛泽东就第一项议程发言。他说：现在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我们的政策变化，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
3月27日，会议开始第二项议程。首先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却又进行狡辩，拒不认错。3月30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主要批评了张国焘的“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及其“后梯队思想”。他说：张国焘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明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10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部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在最后指出：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但毛泽东等考虑，为了挽救张国焘，还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经过说服工作